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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个略带湖南口音、言辞犀利幽默的身影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以《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系列讲座,瞬间点燃了全民读史的热潮。易中天,这位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学者,用“萝卜史学”自喻,称历史研究如同“萝卜烧萝卜”,关键在于品出真味。他让曹操、刘邦、诸葛亮等历史人物褪去神话外衣,变得有血有肉、可亲可议。这场现象级的文化传播,为他赢得了巨大声名,也为他日后更为宏大的计划埋下了伏笔——他不再满足于品读历史的片段,而是要书写一部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中华史。

在易中天看来,传统的《二十四史》基本是“帝王家谱”,而《资治通鉴》则是统治者的经验教科书。汗牛充栋的史书,大多缺乏一种全球的视野和现代的史观。2012年,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以一己之力,撰写一部多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他宣布“休假式治疗”,实则“隐居”江南某镇,开始了这场长达九年的孤独跋涉。其初衷异常清晰: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那些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回答“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一根本问题。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书写范式的一次公开决裂与挑战。

如何驾驭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史?易中天没有采用编年体通史按部就班的写法,而是独创了“打坎儿井”式的结构。如同新疆的坎儿井,地下渠水相通,地上则选择关键的“井口”深入挖掘。这些“井口”,或是历史的“断裂带”与转折点,如秦灭六国、辛亥革命;或是大众的“关注点”,如三国争霸、百家争鸣;亦或是承载着普世“价值观”的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部结构新颖的《中华史》:它从《祖先》《国家》的神话与起源探秘开始,历经《秦并天下》《汉武的帝国》的帝国奠基,穿梭于《魏晋风度》《南朝,北朝》的乱世风华,最终指向对文明命运的终极思考。每一卷都是一个深邃的井口,向下挖掘,彼此连通,共同构成文明的地下水系。

易中天为这部史书确立了“直觉、逻辑、证据”三大方法,尤其强调“证据说话”,当文献与文物冲突时,优先取信文物。这种“三重证据法”的运用,使其论述常能别开生面。最具冲击力也引发最大争议的,是他明确提出“中华文明3700年”论,即以二里头文化为文明起点,而非传统的五千年说。这一观点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学术界和公众中激起千层浪。批评者认为此举动摇了民族自信的根基;支持者则视其为打破迷思、回归学术的勇气之举。与此其轻松甚至略带“戏说”的笔法,以及中西文明的频繁对比,也被部分人指责为“西方中心论”或不够严谨。赞誉与质疑,共同构成了这部史书传播的双重奏。
易中天自称以写侦探小说的方式设置悬念,用写剧本的方式设计人物出场。这使得他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故事性与镜头感。在《三国纪》中,他将三国时期精妙地比喻为汉晋大一统帝国史中一段“第三者插足”的“小插曲”。在《南朝,北朝》中,他描绘了匈奴人刘渊建国号“汉”的“借壳上市”,奴隶皇帝石勒的传奇“逆袭”,以及北魏孝文帝那场轰轰烈烈、改变历史走向的汉化改革。这些叙述,将宏大的制度变迁、民族融合,具象为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抉择与命运,让尘封的史册重新有了温度与呼吸。
最初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36卷或32卷,意图从先秦一直写到邓小平时代。但写作计划在现实中不断调整。至2018年,出版了前20卷。最终,在2021年12月,一套24卷的完结版《易中天中华史》正式出版,标志着这场历时九年的宏大工程画上句号。尽管卷帙未及最初设想,但其核心架构与思想脉络已然完整呈现。从《祖先》到《命运和选择》,这是一次贯穿三千七百年的文明溯源之旅,也是一位学者以毕生所学,交付给时代的一份关于“我们是谁”的厚重答卷。
无论毁誉如何,《易中天中华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如同一颗“文化原”,引爆了公众对历史阅读的热情。它成功地将学术思考转化为大众可读的文本,让无数人发现“历史原来可以这么读,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写”。易中天像一位文明的“说书人”与“破壁者”,在学院与大众、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的桥梁。退休后被厦门大学返聘为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他,其工作早已超越单纯的著书立说,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持续激发着人们对自身文明根脉的探寻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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