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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司马昭弑君案有什么影响
司马氏在曹魏的政权已经达到巅峰,司马昭杀掉曹髦的行为彻底揭下司马氏代魏建晋的野心。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对司马氏篡权的进度、司马昭的名声都有很大影响。
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 (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
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 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最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尽管最后禅代成功,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
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
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 ,《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至唐代,《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但在《石苞传》、《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事”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的表述。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郝经《续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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