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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资治通鉴》有哪些记录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
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
《资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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