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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元祐党人碑的简介
元佑党人碑又称元佑党籍碑,宋徽宗崇宁元年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佑党人碑、党人碑。元佑党人碑都已毁去,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佑党人碑为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宋徽宗时期,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内徙。
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后,当年被列为元佑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诗:“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柳亚子《感事呈冶公用进退格》诗:“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
参阅《宋史·徽宗纪》、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等。
据史籍记载,有关元佑党人的刻石曾有三块:一是崇宁元年(1102年)由徽宗赵佶用真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被毁;二是崇宁二年由蔡京书写,勒令诸州据以刊刻,次年也奉诏毁去;三是置于文德殿外的那块,崇宁五年下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碑石也被毁弃。曾立于各州县的党人碑石也无一保留。
那么现存融水苗族自治县的那方碑又是怎么回事呢?
北宋末、南宋初,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于王安石变法,要“修复祖宗故事”,“讲孔孟之正道”。
宋高宗刚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大力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且大开党禁,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由奸臣蔡京弄出来的“元佑奸党”得以昭雪
被迫害几十年而耿耿于怀的元佑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之日,竟有重刻旧碑以泄怨愤者,这样的碑刻现存的仅有两件存世:一件在桂林,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党人”梁焘的曾孙梁津雇工匠刻于龙隐岩石室内,字体为八分书,字迹有三分之一已经漫漶,只能称之为古董,无多大文物价值;另一件在融水真仙岩内,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嘉定四年(1211年)所刻。
元佑党人获平反后,官为朝奉郎权知融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的沈暐,照家藏原《元佑党籍碑》拓本字样刻碑,置于老君洞内。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碑额“元佑党籍碑”五字是宋徽宗手写真书,第二部分碑序和第三部分党人姓名,是蔡京手笔,第四部分为碑跋,为沈暐所撰。
融水的这方存碑颇令世人关注,虽说在文革时曾被用来盖粪坑,后来在搬动时下端约三分之一处又被弄断,但对整碑和字迹并无影响。
说它是宝贝,属国家一级文物,因为它是珍稀之物: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都是难得的真品。
就《元佑党籍碑》的内容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只是北宋时期朝中朋党之争的一
光是碑文内容没有多大文物价值,但此碑不可因事而废,其可贵之处是它留下了一代书法高手赵佶和蔡京的真迹,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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