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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东周铜器的历史发展
东周铜器指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
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爵、、觯、觚、角、觥、尊、、卣等均被淘汰;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鼎和均成组使用。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高,享用数量越多。
由
秦国铜鼎腹浅足肥,制作粗劣。楚国铜鼎形制繁多,均为高脚。总的看来,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尤以秦楚两国更为突出。东周铜器的分期,由于各地出土资料多寡不同,研究工作也不平衡。中原、楚国、秦国等铜器出土资料较多,关于它们的分期
东周铜器种类很多,就礼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作蒸饪器:鼎、鬲、盛食器,豆、敦;酒器、壶、舟,水器,盆、鉴、盘、等。
东周时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有编钟、编和于,也有铙、铎,但为数很少。钟分甬钟、钮钟两钟,皆递次减小,各自成组,每组为9件至14件不等。在器中有甬钟两组各9件,铜4件。汲县山彪镇1号墓出土钮钟14件。近些年来南方出土乐器较多,保存也较好,如、信阳、随州都出土了
生活中的青铜用具,最能反映当时工艺水平的是和。带钩的形式有琵琶形、兽形、棒形等多种。带钩既是服具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其制作有鎏金错银、镶珠嵌玉等金属细工,有些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战国时期制镜工艺以楚国最为发达。北方战国墓很少有以镜随葬的,南方楚墓出铜镜的较多。
早期铜镜作桥形钮,窄平边缘,一般多饰蟠螭纹,钮座外缘有一道贝纹带。中期铜镜作三弦钮,花纹分为地纹和主纹两层,以羽纹或蟠螭纹作地纹,衬托山字、花叶和凤鸟等纹。晚期铜镜多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饰蟠联纹或蟠螭纹。洛阳出土一面铜镜,背面饰一金银错骑马持剑武士,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铜钫即方形壶,青铜制作,用以盛酒浆或粮食。咸阳博物馆所藏的这件东周时期秦国小铜钫,似为明器。它是在咸阳市古渡乡任家嘴出土的,底部残缺。铜钫方体四棱式,直口方唇,壶口微侈;四棱腹,腹四面鼓出,分界线很清楚,有折棱,小平方底;通高12.5厘米,腹最大径为75厘米,上口边长4厘米,底边长5厘米。该铜钫器壁较薄(器壁薄是冶铸技术进步的表现),器身有几处小洞,但制作很认真。此钫无盖,无耳。
从各地出土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之耳、足、环等附件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象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铜鼓座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
东周铜器花纹较前有很大变化。商代和西周铜器上的兽面、饕餮等繁缛纹样已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与图像纹等。动物纹中有窃曲、蟠螭、蟠虺和贝纹;几何纹中有环带、重环、云雷纹等;图像纹主要描绘当时人的生活,如采桑、射猎、宴饮及水陆攻战等。
有些花纹成网状四方连续,说明当时已经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比过去全部雕刻范模的工艺进了一大步。其他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兴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其中细线平雕工艺尤为出色,如辉县赵固东周墓出土的宴乐纹鉴,通体雕出细如发丝的各种图案,即为此种工艺的代表作。
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等铭文长达数百字者,极为罕见。从铭文字体观察,中原晋、卫、郑、虢诸国的字体端方劲美;秦国字体工整效古;吴、楚字体修长秀丽,有时书成鸟篆。总的说来,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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