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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苏辙生病宋仁宗下令推迟考试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故。
其中就有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
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
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
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
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
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
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够“兵强”,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语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
因此,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面子,也给新人机会,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
那么,在这次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绩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经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天子,接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兄弟二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苏轼的发挥非常稳定,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等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此三等实际相当于最高等),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有苏轼和前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
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恩典,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抨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
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闻之道路”,也就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
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张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认为他答非所问,且听信谣言,援引历代昏君来比喻今上,实在有累盛德。
幸好,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绩一锤定音。最终,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获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
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苏辙官至尚书右丞(按宋制,该职务有宰相权力),成为宋哲宗的宰相。
苏轼的仕途不如弟弟顺利,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一切,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迟的制科密不可分。
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气改变了这场考试,还是这场考试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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