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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四年(1501)的“九华问道”使得王阳明深化了对佛、道两教的认识,更刺激了他对出世思想与隐居生活的向往。正是这一隐逸情结,再加之他对自己“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的追悔,促使王阳明决定践行“筑室阳明洞”这一隐逸实践。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在践行隐居生活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佛氏的思考与探索,包括“行导引术”、同王文辕、王琥、许璋等“越中诸友”的切磋论道及进行静坐修行等活动。
王文辕,字司舆,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称王思舆,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称王思裕,徐爱《贤思叙》称黄司舆。其“励志力行,隐居独善”,是一位颇具出世主义的隐士。
在为学方面,他“少学为古文,级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著《茹凌稿》《皇极经世》《律吕》等作品。面对成化、弘治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朱子独尊局面,他与王阳明一样“不主先入之言”,“独破旧说”,倾心于“专以尊德性为主”的含有佛禅义理的陆九渊学说。
在性情、为学、思想等方面,王文辕与王阳明颇为“英雄所见略同”,因而“惟阳明与之友,莫逆也”,在王阳明所著《冬夜偶书》《夜坐偶怀故山》等诗作中可见他们深厚的情谊,从侧面映证了王文辕是阳明早年最相契的志同道合者之一。
作为王阳明早期的交游者之一,王文辕对王阳明的影响散见于他们的交往历程中。在王文辕去世后,王阳明开始倡导良知学说。
对此,季本(王阳明高第)《王思舆
与同王文辕的密切关系相仿,王琥是王阳明在隐居阳明洞时期的交往者之一,亦是王阳明晚年的弟子。其自号“野翁”,被阳明高第徐爱称赞为“贤民”。以诗文
据张焕《重建稽山书院记略》记载,正德年间,“刑部尚书王公明仲,楚府长史王公冕与儒生王琥,素怀兴复,唱鸣义举”。这足以证明王琥是一位颇受高官勋贵尊崇的隐儒。
王琥与王阳明的交往始于阳明隐居阳明洞时期。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与王琥、许璋等人在永乐寺“流连信宿,赋诗于此”。正德十二年(1517),王琥与徐爱商定“乘兴来游(赣州)”,目的是在于协助巡抚南、赣等地的王阳明。
王阳明闻迅后,称“得引手一扶”。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与王琥、邹守益等人游浮峰山。其时正值王阳明之父王华去世,陆深所著《海日公行状》其实是“按王君琥所录行实”。
可见,王阳明与王琥的交往贯穿阳明三十一岁之后的人生历程,而王琥本人所具有的隐儒本色势必也影响着王阳明的思想与践行。
在王阳明的“越中诸友”中,许璋是一位亦儒亦佛的代表人物。许璋,字半圭,“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治如也”,王阳明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山林枯槁之士”、“贫良之士”。在为学方面,学无师乘”“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
许璋所学之杂之广,与被其世讥为二氏之学的白沙学派多有纠葛,自然而然地囊括佛学。所以,许璋思想中必然带有厚重的佛学色彩,同样影响着思想上与他“互有资益”的王阳明。
在弘治十五年(1502)隐居阳明洞至正德十六年(1521)归越讲学之间,许璋在思想、事功等方面屡屡有助于王阳明,“惟先生(王阳明)与司舆数人,相对危坐,忘言冥契”。
在正德十四年(1519)宁藩朱宸濠叛乱时,“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差乱兵,遂不及难”,并且“教(王阳明)以奇遁诸书及武侯阵法”,“后得诛叛拴王,皆璋力也”。
正德十六年(1521)自江西归越后,王阳明“每访先生,菜羹麦饭,合宿不厌。”作为与王阳明“共参道妙”者之一,许璋可被视为阳明前期思想探索中的具有重要启发式人物代表。
除王文辕、王琥、许璋
如朱纯,“博雅有儒行”,“能诗,风格高古,与邑人罗欣、高
又如邹鲁英,其人其事虽在《若耶溪送友诗并序》中语焉不详,但借助于王阳明所著《若耶溪送友诗》可晓,他亦应是一位富有才华与豪情的人物。
纵观王阳明在隐逸实践中结交的“越中诸友”,他们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其一,德才兼备;其二,亦佛亦儒。同时,又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先贤教诲。
王阳明在与越中友人“相朝夕,取其资益”的交游中,无形间势必深受他们的佛家出世与主静的影响,沉溺于佛、道隐逸之趣,但事实上,隐居阳明洞的静定修行始终无法让具有儒家底色的王阳明找寻其“吾道”,从而预示了他从关注朱子格物、佛学向反思朱子与佛家,再向援佛入儒的认识理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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