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白寿彝：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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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白寿彝：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

加强基本训练，是目前高等学校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步骤。因学科性质的不同，基本训练的内容也有不同，它遇到的问题也都各有特点。就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而论，它跟理、工、艺术各学科就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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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不像后者那样地具体、那样地集中，因而怎样理解和进行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是需要大学研究、讨论并在实践中创造经验的。我这篇文章只是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历史学科基本训练为中心，谈谈几个有关的问题，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一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它的本身不好就说是基本训练，但就历史学科的特点来说，课堂教学不只是传授学生知识，并且要教导学生学习如何处理历史问题。搞好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了接受基本训练的必要的知识基础，也告诉了他们应有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这是跟基本训练有重要关系的。因此，我想先谈谈课堂教学问题。
史跟论的关系，是课堂教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在刚解放的那几年，有些教师沿袭着解放前的旧习，一件史事，要搬好些书本，说这个书是怎样记载、那个书又怎样记载，末尾也说了哪个书的记载对了；但这件事在历史发展中有什么意义，对不起，说不出来。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那件事，但就是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这可叫做有史无论。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史事罗列，虽也说出了一些史实，但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
后来经过了理论学习，有些教师能在课堂上讲理论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有人认为，历史体系可以简单地按照几个大线条去组织安排，可以不必依据丰富的资料的研究，可以不阐明历史的复杂现象。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各种制度讲得少了。学生们知道了不少的历史概念，但对具体的历史却有些捉摸不住了。如果这还不好说全是有论无史，至少也可以说是，或有论无史，或史少论多。这种“论”有不少是从经典著作中搬出来的，但讲这种“论”的办法却恰好是违背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有的教师没有把论点跟论据的关系弄清楚，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理论、有史料就行了。有人教学，先说出一条大道理，接着就“举例以明之”。有人是把这种先后的次序颠倒过来，先列举一些例子，后面来一个“由此可见”如何如何。我们曾把这种办法叫做“穿靴戴帽”。这种办法实质上也是违背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精神的。
史跟论的关系之正确的处理，是史跟论的统一。
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讲授历史。丢开了基本理论，如阶级分析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论等，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历史，也就无法讲授历史。但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它本身不能代替历史，也不能用做描绘历史问题的套语和标签。
又一方面是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出正确的结论。所谓丰富的材料，并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典型代表性，是它能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它决不是被随意挑选出来的材料的堆砌。从分析材料所引出的结论，才能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历史问题的本质、各个历史事件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两个方面的互相统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提出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修订2版，第三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史跟论的统一，在教学效果上，使学生既可以得到基本的历史知识，又可以通过历史知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还可以使他们学习到具体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它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史跟论的统一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但只要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就可以大大地推动我们前进，从而改进历史教学的面貌。历史上有些问题是一时不能得到结论的。对于一时不能做出结论的问题，我们应明白地向学生交代，介绍各种不同的说法，或指出存在困难的具体情况，不要勉强做出结论。这样做，既是一个教师应该采取的忠实于科学的态度，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教育，使他们知道对待科学工作的正确态度，也知道一些治学的艰苦。
具体到课堂讲授中，是否有一定的格式去体现史跟论的统一呢？我看，这大可不拘一格。只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教材的具体情况，可以有史有论，可以寓论于史，可以特别叙述或说明史事，也可以是专做理论分析，在不同的课时内是尽可以有不同的讲授方法的。
我国过去的优秀史学家，曾经创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史论统一的形式。比如司马迁著《史记》，他在《项羽本纪》里，对于项羽“何兴之暴”和“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只是写他们叔侄二人领导的反秦力量在渡江后是怎样迅速地高涨，写钜鹿之战的声威逼人，写垓下突围出走时还自负未尝败北、要以28骑当兵数千骑。司马迁未着一字评，却无处不给人以项羽的一个完整的具体形象。如果你在《项羽本纪》的本文里还一下子不能看出是在写什么，你也可以看一看“太史公曰”那一段（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何兴之暴也”，一个“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个“难矣”，一个“过矣”，一个“岂不谬哉”），再回头来看本文，你就会为之赞叹不绝的。
司马迁的这篇文章是寓论于史的成功的作品。他的《封禅书》《平准书》，又是一种写法，但都用的是寓论于史的形式。他的另外两篇名著《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又都用的是夹议的形式；虽是夹叙夹议，却并不夹杂，正相反，而是两篇天衣无缝的艺术品。我看对司马迁所创造的这些形式，我们也很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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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种学习，更不可拘泥，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除了史跟论的关系以外，还有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的关系、课堂教学跟课外辅导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也是课堂教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应该研究的。
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本来最好能统一起来，但因为讲课时数有限，不少教师认为二者不可得兼，只有权其轻重，于二者中取其一。有的教师注重系统讲授，他们并不一定否认重点讲授的优点，但认为系统讲授比较地更好些，而重点讲授会减低对于一个课程的全面了解，削弱知识面的广度。有的教师注重重点讲授，他们也不一定否认系统讲授的优点，但认为重点讲授比较地更好些，而系统讲授不易深入，什么都讲了，但什么都讲不透。我想，这两种讲授方法的统一虽有一些困难，但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首先课堂教学大体上可按照讲义（或教科书）的体系进行，但对于有些部分可以是简要的概述，有些部分可以是重点的详解。要注意系统和重点的有机的结合，一方面防止以点代面，把重点变成孤立的点；一方面防止过于注重教材各部分之形式上的平衡，而限制了在某些大问题上应有的深入的了解。
其次，一个课程的总的学习活动比听讲还要广阔一些。只要把学生的自学跟听讲联系起来，把讲义（或教科书）的内容跟课堂讲授的联系起来，把平时的学习跟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做好全面安排，以这方面的所余补那方面的不足，使它们来个互助合作，这对于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间的矛盾是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做，在知识传授的广度和深度上，既会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提高，也帮助了学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如何看全面、如何看重点。
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老的问题。大家感到，历史课程的课堂教学既不能是讲义（或教科书）的简单的重复，也不能是脱离讲义（或教科书）而另搞一套，还不能像讲文章样去讲解讲义（或教科书）。可以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可否这样考虑:
（一）说明一个课程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其中包含对讲义（或教科书）的学习方法。
（二）评述有关的主要历史文献、主要的不同论点、目前达到的学术水平，其中包含对讲义（或教科书）各部分达到的水平的分析。
（三）对于讲义（或教科书）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和占篇幅较多的一些问题，要做出简要明确的说明或叙述；对于某些重大问题，要在讲义（或教科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深入的分析。
如果这样的考虑是合乎现实的，这就有可能使课堂教学和讲义（或教科书）互相为用，可能开阔学生的识见，启发他们对于掌握材料、注意学术成果、分析历史问题的兴趣，并在治学方法上有所理解。
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的关系问题，不只是对二者如何安排的问题，还牵涉到学生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使教师苦恼的，是学生常反映课堂上讲的跟讲义上写的差不多。差不多嘛，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讲的还不是那些，没有什么新鲜的。
对于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向学生反复交代:在学术领域里，这个“差不多”往往就差得很多。哪怕是只有一点一滴吧，这一点一滴往往非常值得珍贵、值得重视。学生们最缺乏的是治学经验，指出这一点，对于端正学生学习态度、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考虑问题，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教师要能在这个“差不多”里面真讲出一番道理来，以具体的教学活动去启发学生。这样，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解决得更好一些。
辅导应该怎样进行，也是一个老问题。从经验上看，注意下列几点恐怕是很必要的。
（一）辅导是课堂教学的辅助活动，首先应该要求课堂教学解决问题，不应把辅导看得比课堂教学还要紧，但辅导可能解决课堂上没有解决或不好解决的问题。
（二）辅导不是有问必答，跟着学生转，而是引导学生、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指导他们学习的方法，其中应包含读书及写札记等等的方法。能用工具书解决的问题，最好教给他们查工具书，教他们自己去解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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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对头的想法，要给他们说清楚。
（三）教师要主动找学生，了解情况，谈问题，不要光等他们来找。可以采取各种辅导形式，尽可轻松活泼一些，不必拘泥。
（四）对学习差的学生，对学习特别好的学生，都要多多帮助，因材施教。要帮助差的学生跟上去，要帮助好的学生有更好的发展。
总之，辅导本身是大有天地可以创造的。要把一问一答的呆板形式改变为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从而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体现教学相长，这不只可以扩大教学效果、补助课堂讲授的不足，并且可以成为随时进行基本训练的一种方式。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教师要在这里能创造出一种气氛，把学生带进气氛中来，不只使他们得到知识，而且使他们得到感染，鼓舞他们学习正确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过去我们不免把课堂教学看得狭隘一些，把它局限在传授知识的一个方面。其实，搞好课堂教学，对于基本训练是大大有用的。如脱离开课堂教学来讲基本训练，对历史学科来讲，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二
有点跟课堂教学相似，阅读指导，也不好完全说是基本训练，但在历史学科说来，包含了基本训练的重要成分。如果史学系的学生读的书太少，不知怎样去读书，总不能说是具备了必要的基本训练的。过去我们对阅读指导注意得不够，有些学生对基本知识掌握得不巩固，知识面太窄，对治学不知道门径，这都跟他们不能很好地阅读有很大关系。
依我的看法，阅跟读是不同的。阅书是一般的浏览，读书就必须付出力气。阅书求其博学，读书贵在专精。博跟精的关系一向就有不同的看法，在古人中有，在今人中也有。
扬雄说:“多闻则守之以约，

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见则无卓也。”（《法言·吾子》）这是主张由博返约的。作为治学方法看，扬雄说得很好。这对于一个学有根底的人来说虽很有意义，但对于指导一个初学历史专业的人以学习次第或学习主次来说，就不合适了。一个初学的人，尽管多见多闻了，不只不能“守之以约”、“守之以卓”，反而会有茫然不知所从之感，要枉费许多时日而效果不好。
我看，指导学生阅读，孟夫子有一段话借用过来，倒还合适。他说:“源泉混混，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章句下》）
要指导学生精读几本书，循序渐进，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少而多，这恐怕就是一种“有本”的办法。不怕今天是“源泉混混”，将来却可以“放乎四海”。如果一开始就追求阅览的数量，虽可以多看一些书，但因功底不行，却不容易得到好处。这正如夏天的暴雨，虽一下子就可以搞得到处都是水，但太阳一出来，也可以马上干掉的。我并不反对博览，但认为应当是:精读在先，博览在后；精读为主，博览为次。这样安排，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效。
现在一般把阅读都笼统地叫做看书，我看也不大妥当。阅书还可以说是看书，读书就不只是看了。这种笼统的说法会模糊了读书的重要性和读书的方法，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来。
指导学生读书，要指导他们把中外历史的讲义（或教科书）读熟。尽管我们的讲义（或教科书）的水平不能一下子就会提得很高，但它记载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同时也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史学发展的一般水平。指导学生首先掌握了这样的内容，既符合于学生的接受水平，也有利于他们的循序渐进，同时也可以跟课堂教学统一起来。
当然，我们的讲义（或教科书）要不断地修改，但不论怎样修改，学生从现行讲义（或教科书）所学到的基本知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总还有许多是有用的。我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要把讲义（或教科书）读熟，所不同的只是低年级可以少阅览一些别的书，高年级可多阅览一些别的书而已。
比起中外历史课程的讲义（或教科书）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文选、外国语和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的读本，是更要精读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用做武器，解决问题，但也有个学习过程。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一本经典著作，恐怕很难谈到怎样去运用它。所以，经典著作选读这个课程的读本是更要精读的。
对于以上各种读本的读法，最好是要指导学生能“五到”俱全。五到是:眼到，要字字句句看得明确；耳到，要倾听教师的讲解并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口到，要诵读，要善问；手到，要手头勤快，善于记心得、记疑问、记精辟的意见，勤于查阅参考书、工具书；心到，要好学深思，要在前四到中处处都有心到。要把“五到”养成习惯，这对于读书是会大有成效的。
诵读，这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读书方法，这个传统还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这是一个能够熟读的好方法。它，有朗读，有默读。默读，不出声音，但实际上是看似无声却有声，它的声音是在读者的心中的。当年孔夫子似乎就很看重默读。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他把这三件事看成是不容易做得到家的。
所谓“默而识之”，就是不出声音而能记在心中，这要精神很专注才能做得到。这跟一般所谓看书，尽管都是不出声音的，但却有很大的区别。
朗读，应该句句字字分明，从容不迫。朗读的东西，最好都能成诵，对其中的若干篇要能背诵。背诵不能满足于三两遍的顺利流畅，应该连续背二三十遍以至百遍以上。这样，就易于烂熟，易于在日后使用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朗读的办法，一般地说，是“口而诵，心而维”，要一边嘴里诵读，一边心里思考，这大有助于记忆和思维活动。甚至于一般认为应默读的书，我看也不是不可以朗诵的吧。
我们要注意学生在读书时易于发生的思想障碍，加以开导，并注意养成他们顽强学习的习惯。一般地说，学生在读书时易犯的毛病，可说有二“成”二“了”。二“成”是:“坐享其成”，教师最好都讲得清清楚楚，不必自己费事；“急于求成”，最好是随学随用，立竿见影，不要时间过长。二“了”是:“差不多了”，学问不过如此，不必再深求了；“不想干了”，见异思迁，遇难而退，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
针对这些容易犯的毛病，最好要能事前进行教育，经常反复交代，发现了苗头就要提起注意。这样做，可能比事后补救要有效些。古书上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像这样的顽强学习的精神，经常跟学生们谈谈，对于他们的读书是会有好处的。
我们不能光强调学生应该如何克服困难，同时也应循循善诱，使他们在困难时会得到启发，在感到差不多了的时候会被引入一个新境，使他们感到原来是山回峰转疑无路，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常说的刻苦钻研，是指的学习应有的态度。这只是学习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读书最乐”，这才是健康的读书的心情。
想当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人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集·五柳先生传》）。这位五柳先生是个很会读书的人，他读书有了新的体会，就兴趣盎然，连饭也忘记吃了。“不求甚解”是不拘守章句，强作解人的意思，不是说他粗枝大叶。我们要想法培养学生们对读书既能刻苦钻研，又能兴趣盎然。这样才是合情有理的。如果把刻苦钻研看做必须愁眉苦脸，这就糟了。
除了各种课本以外，我看还要指导学生精读一些成本的书。比如《史记》，是否可以指导学生把全书都读读呢？其中有些篇，如《五帝本纪》之类，也要读，但不必一一精读了。有些篇，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是否可以考虑选它几十篇来精读呢？这部书在2000年来史学上一直有很大的影响，熟悉这部书对于掌握以后的史书就有很大的方便。在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在史书的编纂上，在历史文学的成就上，它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指导学生读的书，也尽可能要多一些。究竟应该再读些什么，这可以有很大的伸缩，一方面要看学生的学习时间和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看具体的指导力量。
指导学生读书不应是孤立的，还可以指导他们采取一些其他的学习形式互相配合，如查有关资料，写读书札记，跟同学交换意见等。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如报告读书心得，交流读书经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活跃读书空气，增进读书效果。
对于一般浏览的书，也应有所指导，但指导精读是主要的。也要给学生们留出自由阅读的时间，让他们自己选择爱好的书。也可以启发他们阅览一些更多方面的书刊，不一定专限于历史，以扩大他们的见闻。这对于学习历史也是有好处的。
三
指导写作，是对史学系学生进行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积累的知识如果太少，写作是有困难的，因而写作必须在具备一定水平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纵然是知识已经积累得相当多了，没有受到必要的训练，还是写不出来或不知怎样写才好。基本知识的学习跟写作能力的基本训练是既有密切的联系，而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有的教师认为听课要紧，阅读要紧，写作可有可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有的教师认为，写作虽是必要的，但只要学生肯写就行了，不一定非指导他们不可。不经过指导而会写作的人虽然是有的，并且也可找出突出的例子来，但毕竟是少数。
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经过必要的指导跟没有经过指导，有时不只是在学习上有迟速难易之别，并且有入门跟不入门之别。我们曾碰见过这样的人，写了多年的文章但是写不出一个名堂来，甚至使人不知所云。这也正如另外一种人，读了一辈子的书但是说不出个道理来。这大概都跟他们当年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有关吧。
按照现行的史学系培养目标，无论是四年制或五年制，都要求学生有科学研究能力。这个科学研究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要按学生写出的文章来衡量的。因而，写出科学研究的文章，这是学生们写作必须达到的标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我看，要通过下面的四种训练。
首先是语文的训练。一方面要有阅读能力。要读懂我国古今各体文章，包括现代白话文，古代散文、骈文和诗、赋、词、曲。对于艰深的古籍，要懂得怎样利用注解、工具书等等去设法理解。要学会一种外文，能阅读一般的专业书刊。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会受到资料上的限制，不要说不易发现资料，即使发现了也难于理解。资料问题不能解决，科学研究是很难进行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主要靠有关的课程和阅读去解决。另一方面是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也要文理清楚，结构完整。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把科学研究的文章写出来。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必须通过写作来进行的。
其次是搜集资料的训练。有了语文训练，可以解决在搜集资料时所遇到的语文上的困难。但语文问题解决了，并不一定就会搜集资料，所以这也需要一种训练。要教会学生怎样找资料、发现资料、积累资料。要教会他们了解历史资料的一般情况、历史资料的分类、不同类型资料的不同检查方法、由甲种资料检查乙种资料丙种资料的方法等等。这种指导，在各个课程中都可以适当地进行，而结合学术论文的写作来进行，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再次是掌握学术情况的训练。一方面是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以我国的情况说，史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有不少是研究成果，其中包含史事评论、人物评论、历史考据以及反映史家观点的史书等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时代及阶级的局限，其中有不少糟粕，但也有不少的精华可供我们吸取、借鉴，以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又一方面是对当代学术成就、学术动态的掌握。要使学生懂得国内学术发展的概况和趋势。要使学生知道某些专门研究工作所达到的水平，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来什么问题，有待于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对于国外学术情况，我们了解得还不够，但也要尽可能地使学生了解一些。掌握当前学术情况，对于了解学术动向、利用学术成果有很大的好处，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然，古今中外的学术情况是复杂而广泛的，不可能使学生一下子知道得很多，但使他们了解主要的情况并养成经常注意学术情况的习惯，是很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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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史课程和中外史学史课程对于培养学生掌握学术情况很有帮助，应结合课程的特点进行有关的训练。在学生写作学术论文时，应指导他们做相应研究范围的学术情况的调查工作，以进一步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训练，同时也就有可能提高论文的质量。
最后是理论的训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因而理论训练对于学术论文写作是有巨大意义的。这种训练，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一个初步系统的知识，要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理解经典作家对各时代历史问题的主要论断。同时要由浅入深地学习经典作家是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他们的某些论点是什么条件下提出的，根据什么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学习他们针对什么样的“的”，放什么样的“矢”，并且是怎样放出这“矢”的。
这些训练都可以在基本理论课程和各种历史课程中进行。至于怎样学习经典作家的榜样，学习他们分析历史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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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方法，这在有关课程中也要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但在论文写作中，就可以更集中地使学生得到这种训练。在具备其他各种训练的同时，学生在理论训练上的成绩，一篇论文的水平是可以有决定意义的。
对写作本身的指导，也要分个先后的次序，

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选择不同的写作形式。
在初年级，可以进行一些技术性的习作，主要是训练文字表达的能力和良好的写作习惯。注意写作习惯的培养，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有三点对于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是可能有用的，同时也可用以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这三点是:
（一）要言之有物，坚决反对费话篓子。
（二）引用史事，要处处有根据，坚决反对辗转抄引。
（三）要文理清楚，字字句句都能讲得明白，坚决反对似是而非、半懂不懂。
我看，文章尽可短些，不必凑成长篇大论；写的次数尽可少些，但要学生认真地写，教师认真地改。也不妨学学写文言文，哪怕是三五百字一篇的也好。这不是为了要开倒车，而是作为学习古文的一种训练。如果自己能写出文言文，阅读古典著作能力会很快提高的。这也对将来写学术论文时运用古典著作和古文资料有不少的帮助。
高年级要进行研究性的写作，如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在这种写作里，我看，必须要学习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史论，一种是传记（或别种历史体裁）。
一般所谓论文，大体上都是史论性质。这样的文章还应该指导学生去写，但应该有个规格。首先在选题上应该是关于具体历史问题的题目。其次，论文的本身要包含三个部分:一个部分要说明文章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包含经典文献和历史文献；一个部分要对于各种有关的主要论点及其达到的水平有所分析；最后一部分要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包括论点和论据。对写作水平的要求可以有所高下，但这三个部分是不能缺少的。如果写的是一篇毕业论文这样规格的要求，就是对于上述四种训练的进一步的综合性的要求，也是对这四种训练所达到的水平的检查。
写传记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种写作形式，同样可以作为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一种形式。有人曾说什么中国没有传记文学，其实中国史籍中传记文学的丰富是世罕其匹的。我们应该好好继承这份遗产，使学生好好学习，使历史传记成为宣传历史知识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有力形式。
写传记的规格不同于写史论，但也应该有它的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传记本文；一个部分是使用文献的说明；一个部分是附注，注文中包含对不同史料的考订和不同说法的分析。写传记也同样可以反映一个学生对四种训练所达到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有文字上的洗练、资料上的融合、理论上的渗透等更多的锻炼和修养。
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都是跟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有关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还是相当多的，今后的课堂教学有一部分是需要继续提高的问题，有一部分是需要开辟门径、进行创造的问题。对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我们史学系的经验就显得不够了，今后主要是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创造和积累经验。同时，如何使这三个方面不是互相牵制而是互相配合、互相推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可以研究的。
孟子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孟子·告子章句上》）羿，是古代善射者。彀，是要把弓拉满。不能把弓拉满，就不能说是把射学好了。目前，我们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也应该“必志于彀”。必须把这三个部分都搞好了，才可以说达到了“彀”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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