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张福运：新文明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百年党史《决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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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福运：新文明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百年党史《决议》为中心

摘 要：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历史的资政功能，为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继提出革命史观、“两大历史任务”说、“民族复兴”说。百年党史《决议》基于这些已有的理解，建构起新的党史解释体系，这标志着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新文明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程逐步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始显现之现实，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接连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阐发历史活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引领史学研究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史观。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重视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历史解释的包容性，展示了融汇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之潜质与可能。
关键词：百年党史《决议》；新文明史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激荡起伏，反映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突出表现为现代化史观的强势回归和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前者与革命史观经过激烈的交锋后形成并存相融之势，共同主导着21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者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范式危机”。现代化史观的强势回归，建立在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观的内在缺陷日渐突显的基础上：一是对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解释明显乏力；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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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注重政治事件而对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关注的缺乏，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趋势。现代化史观弥补了革命史观的不足，填补了其留下的空间，并为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国家建设等重大议题打开了视野。但它在解释历史时对西方理论、概念乃至分析框架、解释模式的过于倚重以及自身创新力的匮乏，决定其主导地位并不稳固。新兴的后现代史学总体上看“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解构”“摧毁”“重新定位”，颠覆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尤其是反对以史观统领史学研究的取向，不仅“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也“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扩张的抵制”。二是它在试图为历史所湮没的社会底层发声，“重建传统史学中已经模糊和边缘化”的历史时，往往“丢弃历史写作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将他们对过去的表达导向虚无主义”。后现代史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导向决定了它难以走远。
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所面临的上述困境，预示着确立新史观的必要。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集中展示的新史观，为融汇和整合这三大学术主潮提供了契机，并会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从革命史观到新文明史观：中国共产党史观的演进
在史学意义上，《决议》最大的亮点是在文明视野下建构了新的党史解释体系。此亦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注意到的，《决议》以“大历史观”为指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视域下展开叙事和评价。在《决议》中，这三大知识理论视野具体落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和中华民族求索创造新文明的叙事框架。《决议》从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背景出发，阐述中华民族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迎来马克思主义、开创民族复兴新道路，并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随后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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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大地、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意义和经验。能否将这一引领性的“大历史观”称为新史观，或者说能否将《决议》视为新史观形成的标志，还需从中国共产党的史观演变中加以确认。
众所周知，革命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史观之本源。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认识和评价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论证革命发生合理性与胜利必然性的一种史观。革命史观的形成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甚至更早，但标志性的成果仍属1939年冬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地呈现了革命史观的解释框架和分析逻辑：1.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自然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完成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一最主要的任务，需要联合各革命阶级，“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3.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组织革命队伍即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最先进、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来完成。4.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要帮助农民推翻地主阶级这个“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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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工农联盟。5.领导权的转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1945年，范文澜利用此框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步构成以革命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努力，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主导性解释体系。
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史观兴起后，该解释体系首先受到冲击，进而危及革命史观一统天下的地位。但革命史观之所以至今屹立不倒，除主流的支持外，主要是其“合理内核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即其建立在准确把握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基础上，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极为急迫的时代诉求。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进逼下民族生存危机持续加深，出现了国内政治动荡、乡村败落、社会危机不断加重的局势，向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严峻的挑战：如何化解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内外部双重危机，能否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对此作出回应。从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局来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国民党加紧“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此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实现等所累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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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趋于淡化，故有重塑的必要。同时，随着抗日根据地建政施政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以及延安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需要及时公开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治方案，以回应中国社会和世界的关切。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出发，便不难理解革命史观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相继面世，对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汇集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意义。简言之，革命史观的“合理内核”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被否定和抛弃。
但革命史观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解释之乏力，决定了其需要及时改造或转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改造革命史观，将“反帝反封建”说升级为“两大历史任务”说：“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说的提出，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段划分作出调整，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任务作出界定的背景下，而新界定的历史任务能够适应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中国正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形势。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次改造是将革命叙事从闭合式转换为开放式，以增强革命史观包容性和解释力，巩固其主导地位的一次努力。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代“反帝反封建”，就使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革命和阶级斗争扩展为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行动、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潮流。由此，现代化史观所重视的工业化、市场化、理性化、社会化等议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纳入其中，这方面的成果便能对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同时，原被视为灰色、反动的渐进式改良，在历史动力转换后，其正面价值得到肯定，与革命一道被视为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改革的正当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两大历史任务”说的提出，对于止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之间的纷争，确立二者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并重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后新兴的后现代史学，由于适应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亟须打开新空间的需求，迅速得到青睐。这方面的研究一时呈勃发之势，打乱了刚稳定下来的局面。特别是其解构主义取向危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释体系。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统合这三大学术主潮，或能否提供一种各流派都能接受的新史观，对史学界和政治界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和指导中国发展的政治方案，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解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建构新史观的取向。
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些概念相比，“民族复兴”的解释力、贯通性和开放性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它契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主题，也贴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跨越的历史行进脉络，并能连接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现实，亦即这是一个贯通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概念。就开放性而言，在“民族复兴”说提出后，以此为中心建构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体系，包括面向全国大学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编写，在吸收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早期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置于同一个平台，对其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贡献和局限作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描述和评价。同时，无论是历史、现实的中华民族复兴，还是复兴大业的未来推进，都无法回避中国与西方亦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就为文明视野的引入留出了空间。
“民族复兴”说提出后，得到知识界的积极回应，但也引起中国是否要恢复汉唐雄风和东亚霸主地位的歧义，即“恢复中华帝国在19世纪之前曾经享有的对其他政治实体的政治及军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超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无与伦比的恢弘气派和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民族复兴”说为基础整合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话，还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在召唤着新史观的出现。
二、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
本文所讨论的新史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关注的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基础上，但并不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及其认识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的重点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见解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体认，以及《决议》提供的党史解释体系中，总结新时代共产党人建构的新史观的内涵与特征，讨论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见解。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除重申“民族复兴”的内涵，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的复兴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非文明输出和扩张外，重点围绕“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核心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能够交流互鉴的前提、动力和价值，就在于人类文明的平等、包容性和多样化。
对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便可以感受“文明交流互鉴”说的新意之所在。其一，虽然他们都是从文明的视角阐述人类发展史，但前两者将文明视为自洽、割裂并相互冲突的个体，而“文明交流互鉴”说则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从整体上讨论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二，既不同于“文明冲突论”预设西方文明优越性之立场，也不同于“文明形态论”将文明视为有生长必有衰落和死亡的生命有机体，“文明交流互鉴”说认为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都能够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通过交流互鉴不断焕发生机，实现新陈代谢，“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基于这些对人类文明史的新认识、新见解，本文将新时代共产党人建构的史观称之为“新文明史观”，即新的文明史观，以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以汤因比“文明形态论”为代表的文明史观。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运用“文明交流互鉴”说反驳“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借以表达中华民族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愿望；同时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即“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对后者的“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前者折射出既不屈从于西方，又着眼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立场情怀，后者体现了尊重“他者”既要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更要尊重历史的文明要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始直面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存在的问题，显示了以新史观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取向。在《讲话》中，习近平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角度，强调学术研究应强化自主性和现实关怀，即“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尽管《讲话》是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发，但由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缺乏自主性和脱离现实的问题尤为突出，其用意和指向非常明显。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决议》所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特点：“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此论断的史学意义：一是回应了“民族复兴”说提出后引发的歧义，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恢复“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二是为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决议》的颁布在新文明史观的形成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种史观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能对历史作出新解释。在解释历史时，首先要明确历史发展的目标方向，并根据历史运动中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来划分历史分期，进而确定历史任务，即为达到历史发展目标而分解的阶段性任务，以及完成阶段性任务、推动目标实现的历史动力。《决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对百年党史作了新概括，建构起新的党史解释体系。
《决议》所展示的目标方向，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初心使命的实践成果；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要表达的“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追求，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在继续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基础上，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根据民族复兴进程的新变化，《决议》将新时代单独划分为一个历史阶段，并围绕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目标，界定每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历史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创造民族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奠定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提供民族复兴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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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深化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历史发展目标方向、历史阶段、历史任务、历史动力的新界定新解释，即历史认识的系统化理论化，可视为新文明史观形成的标志。
这套党史解释体系之“新”，突出表现为：一是它以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分析单元，根据民族复兴大业逐级推进的发展趋势，按照创造民族复兴社会条件、奠定民族复兴基础、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构建解释体系。二是解释体系的开放性。不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议题是开放的，而且解释体系是面向未来的，突出表现为民族复兴大业的继续推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的拓展。三是视野宏大，同时观照中国与外部世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发展目标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情怀，也突出了人类文明通过交流互鉴携手发展、共创未来的文明意涵。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和民族复兴进程不断推进的基础上，因而显得更为务实。四是创新与守正的统一。这套党史解释体系，一方面突出了政党使命，将中国共产党坚守与实践初心使命融入民族复兴主题，并贯穿于目标方向、历史任务的实现以及历史动力的形成之中；另一方面坚持唯物史观，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界定历史动力，体现了鲜明的党史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对新文明史观的内涵作一个大致的界定：它是在革命史观受到冲击，“两大历史任务”说无力统合三大学术主潮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程逐步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始显现的现实，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接连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阐发历史活动的独特性和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创造性，引领史学研究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史观。新文明史观的诞生，对于扩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视野、凝聚共识和研究主题，以及应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诠释框架这一21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挑战，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新文明史观的主要特征和史学意义
对新文明史观形成过程的梳理和对其内涵的理解，最终还是要回到其史学意义上来。由于新文明史观还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目前只能通过对比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分析模式等，把握其主要特征，据以讨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
首先，从解释体系来分析。在历史解释体系的建构中，分析单元至关重要，它是史观的直接反映，并决定着历史关注的重点和范围。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为分析单元的革命史观，关注的重点是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研究范围包括革命斗争的起因、动员组织、过程和意义、发展脉络和趋势等，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事件”为中心的解释体系。以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道路为分析单元的现代化史观，聚焦于工业和科技革命推动下“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以及“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发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研究范围涉及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等，形成以“一元多线”为代表的解释体系。
与之相比，新文明史观的分析单元是开放的。作为分析单元的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延伸性和拓展性都很强，即其不仅能涵盖反帝反封建斗争、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道路等议题，且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所无法或无力观照的。这就是说，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决定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这就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同时，民族复兴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议题，还能引导史学研究关注与现实和中国未来发展相关的重要问题上来。
其次，就史观中的历史目的论而言，无论是革命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其目标中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尺或者说是参照系。其中，前者在形成之初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参照，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计的理想社会为奋斗目标；后者以西方现代化为样板，以建设西方式现代国家为目标。而新党史解释体系在确立民族复兴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之目标时，并未设定标尺和参照系。因为在新文明史观看来，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集体记忆，“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亦即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说，新文明史观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没必要设定标尺和参照系。
我们对照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叙事框架，便会发现新文明史观淡化历史目的论之用意。革命史观的“侵略—反侵略”以及现代化史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叙事框架，均以西方的影响为前提，按照应变求存的思路建构起来的，此亦其设定标尺和参照系的深层次逻辑。而新文明史观下的中华民族求索和创造新文明的叙述框架，表现出主动求变的特征。前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概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特点时，强调对我国历史文化母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包括《决议》总结的“坚持中国道路”的经验，都意在突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性和历史发展的创造性，这也是新文明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对人类先进文明的借鉴、吸收与融合。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必定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这就是《决议》强调“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的意义所在。如何把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自主性、创造性及其与文明交流互鉴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结合“文明交流互鉴”说和新党史解释体系中的第二个发展目标，便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求索和创造新文明的叙事框架包含三个认识维度：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索新文明的历史维度；二是当代中国在借鉴和融合外来文明、创新性转换中华传统文明、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基础上，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维度；三是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的未来走向维度。这三个维度体现了新文明史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同时观照中国与外部世界。
新文明史观的这一特征提示了新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应“有鲜明的时代感与责任感”，“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前及革命史观的内在缺陷，以及后现代史学试图重构边缘化历史的取向，决定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与现实脱节的特点。而现代性和前瞻性较强的现代化史观本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在尽可能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时空距离以求叙事和评价客观公正的治史传统影响下，大多数研究者形成“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自觉，从而出现了当代中国史尤其是面向未来的史学成果极为少见的局面。在当代中国历史突破国家民族边界“成为世界历史”之特征日渐明显的当下，史学研究不仅应传承“经世致用”的治史传统，强化现实关怀，“思考其研究对于理解更重大的历史或史学问题的含义”，进而“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未来发展轨迹”，还应具有梁启超所说“世界主义的国家”之视野和情怀，对“世界人类全体文明”“有所贡献”；此亦顾准所言，“立志为人类服务”的史学研究，“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历史维度上的求索新文明，正是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共同关注的领域。以求索和创造新文明为主线，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或有助于凝聚研究共识。1840—1919年的中国史。可视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准备与尝试阶段，即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支撑性的儒学意识形态和皇权、神权、族权一体化组织结构，因无法应对外来挑战而逐步解构和被抛弃，以及引入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相继失败。在此背景下，“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成为时代强音。但“再造文明”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政治力量，重建社会组织结构，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内外部危机，因而1919—1956年融会和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成为历史的主线。1956年以来，

模式突破和文明超越成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即从苏联式社会主义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西方肆意扩张和恶性竞争的现代化模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最后，从新文明史观的价值取向来看，新党史解释体系没有沿用革命史观的解释模式，并放弃了阶级分析法，这既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史学研究新形势的需要，也表明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需要“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史学领域“寻求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是减少在中国近现代史解释上的党派、政派、学派之争，这就要回到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原点，将中国近现代史视为中华民族共谋复兴的历史。《决议》在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野下，围绕民族复兴主题重构党史解释体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具体历史事件特别是争议较大的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新文明史观的包容性或有助于化解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义和团运动，在革命史观的解释体系中，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运动”，“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在现代化论者看来，这是一场反现代化的排外“误国”行动，它“所招惹的八国联军，以及八国联军所带来的辛丑条约，几置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在新文明史观下，这场运动就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在面临危机四伏的困境时，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的抵抗社会沉沦的行动，或者说是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简言之，站在民族生存发展的立场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或能找到“最大公约数”。
周黎安在《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一文中，概括了有解释力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四个特征：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连接理论与经验，超越左与右，融合东西方。鉴于新文明史观刚刚成型，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目前还不便妄下此即“认知中国的好理论”的判断。但从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重视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历史解释的包容性等特征来看，它已具备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整合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潜质与可能。当然，新文明史观的应用性和解释力，包括其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等还有待学界系统的分析论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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