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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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

一、引言
17世纪50至7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绘图师约翰·布劳(Joan Blaeu，1596—1673)和他的合作者约翰内斯·文绷斯(Johannnes Vingboons，约1616—1670)曾绘制了一批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海图。目前，多个欧洲图书馆、档案馆开放了这批海图的高清电子图像，读者可以方便地通过网络访问。已有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学者关注到了其中的个别海图。不过，现有的研究尚未很好地从地图学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组特殊的材料。本文将初步梳理这批海图，评估这批荷兰海图的价值及其在地图史上的地位。
亚洲东部的17世纪被安乐博视作一个“群龙无首的年代”(age of anarchy)，而饭冈直子则称之为“混乱与机遇的时代”(a time of turmoil and oppotunity)。中国明清鼎革、日本和中南半岛地区内战频仍，欧洲殖民国家在亚洲争夺空间、霸主新旧更替。而这些地区内外势力的竞争与合作，很多是通过海洋而联系起来的。因而，17世纪的亚洲海域素来是海洋史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研究专家的郑维中已经从经典的海洋史研究路径——普遍以贸易、战争、机构等议题为焦点——转向关注17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海两岸开展的水文测绘活动。这昭示了海洋史与地图学史交叉合作的潜力和趋势。
众所周知，在对亚洲的探索和征服中，荷兰人虽居葡萄牙人之后，实则通过参与到葡萄牙人的航行、贸易和殖民管理中而早已知悉东方。活跃在低地地区的众多制图师和地理学家，公开出版了大量新颖而精美的世界地图或区域地图，这是视地理发现和地图为国家财富和秘密的葡萄牙人所没有做到的。到16世纪末，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为葡萄牙人在印度工作多年后，回到荷兰出版《葡属印度水路志》(Itinerario)，极大地激发了荷兰人对亚洲的探索热情。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继承了关于东方的地理知识和制图技巧。不过，正如本文研究的海图所显示的，到17世纪中期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完成了对葡萄牙人地理知识的超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是如何组织自己的水文测绘的？要解开这些疑团仍需从地图开始。
二、目标海图的概况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商业竞争、航行安全和军事防御的挑战，因而高度重视地理信息和地图装备。1619年，黑塞尔·格里茨(Hessel Gerritsz)宣誓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1638年，约翰·布劳继任他父亲威廉·布劳(Willem Jansz. Blaeu)，成为该公司的第三任制图师。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他得到了包括约翰内斯·文绷斯在内的合作者的协助，主导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图绘制。另一方面，1664年该公司在巴达维亚(Batavia)设立了一个水文部门，负责本地海图的制作。不过，研究显示直到1668年这个部门仍然没有成型。就17世纪中期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图制作以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布劳—文绷斯”二人为核心，也不排除个别的位于巴达维亚或其他殖民点——如开普敦和热兰遮城——的制图师的存在。
长期以来，荷兰早期地图给人以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的印象，以约翰·布劳的《大地图集》(Atlas Major)为代表。虽然低地国家的地图制作不乏制图技术上的突破，如运用投影，或出版方式上的创新，如编制地图集，但随着这些发明成为常规，便失去了新颖性所带来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广泛的印刷地图主导了荷兰地图的历史形象。当前主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地图集也是以官方印刷出版的地图为主要收录对象。这个做法虽然最大程度地展示了公司的地图资源，但没有给予一些稀见地图特别是手稿海图足够的重视。也并未有针对性地突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地图绘制上的原创性成就。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荷兰国家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机构，逐步将其收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海图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开放。荷兰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建立了“互联遗产地图集”(Atlas of Mutual Heritage)数字平台，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全球地图上的澳门”(Global Mapping of Macao)数字平台，均提供了一大批地图数字影像。上述机构的地图影像为本文提供了主要的研究对象。此外，本文作者曾在大英图书馆调阅了相关手稿海图和地图集。表1展示了初步的整理结果。除了个别匿名或署名的以外，均出自“布劳-文绷斯”二人之手。
目前，明确的是荷兰国家档案馆的地图直接来自其收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则是知名的《布劳—范德赫姆地图集》(Atlas Blaeu—Van der Hem)。劳伦斯·范德赫姆(Laurens van der Hem，1621-1678)的地图集里包含了一些原本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海图。大英图书馆所藏的《49幅荷兰“波图兰式”上色地图和俯视图》(Dutch portolano，containing forty-nine colouredmaps and views)是一本未署名的地图集(ADD. 34. 184)。本文作者无法确定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其他手稿海图的来源。部分条目的原图上并未标明绘制者、绘制年份、绘制地点或图名，在整理时参照了各收藏机构或数字平台所提供的登记信息。
根据作者实际查阅过的大英图书馆藏品的经验，表1中所列海图很可能均为手稿，绘制在羊皮纸(parchment)上。有些平台，例如“互联遗产地图集”，将海图材料登记为“纸”(paper)，实际并非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品。海图之间、海图和地图集之间的尺寸各有差别，一般来说海图充分利用了整张羊皮的大小，而地图集则是绘制在剪裁过的羊皮上，被制作成便于携带的书本大小。有的海图被卷起，呈筒状保存。


从风格上来说，这批海图均遵循“波图兰”(portolan)海图的形式和规范，其视觉特征包括在图上使用风向玫瑰和恒向线，沿海岸线垂直标注地理信息，未标注经度，无地图投影，等(图1)。“波图兰”海图的主要用途是服务于区域航行，相对于磁北极的航线角度和海岸上的标志物是重要的参照系。较之同一时期的印刷地图，手稿海图在装饰元素上更为朴素，而图面则因地理信息的丰富而略显凌乱，总体上不如前者整洁美观。有个别的藏品显然还是处在制作过程中的半成品。


三、荷兰海图所反映的南海地理知识进展
图1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手稿海图，由约翰·布劳于1666年绘制。地图的中心是北迄朝鲜半岛、南至马六甲海峡，东西位于在马来半岛和太平洋中部之间的海域。在表1中所列出的各图里，这一幅图明确标注有绘图师，图面完整、色彩丰富，并且绘制年代居中，因而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他海图尽管各有特征，但在不同的程度上与这幅相似。
任何熟悉16世纪乃至17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所绘亚洲地图的人，都会注意到这幅约翰·布劳海图在对南中国海地区地图表现精确性上的飞跃。不管是海岸线走向、岛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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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还是岛屿同大陆以及岛屿之间的相对位置，在直观上都与现代地图并无强烈的抵触感。它们是荷兰人区域地理知识超越葡萄牙人的无可置疑的证据。在荷兰人所做的地图改进中，以下的两个案例尤为显著：
(一)北部湾
一般来说，葡萄牙人所绘海图上的北部湾呈喇叭状，以上溯至内陆的巨大的红河三角洲为主要形态特征，突出入海口附近的大量无名岛屿，海湾本身狭小逼仄，以文字标注的地理信息内容稀少。而在布劳的海图上，北部湾的海岸线接近弧线，描绘清晰、形态逼真，岛屿数量减少且基本都标注有岛名，在垂直于海岸线方向标注大量地理信息(图2)。

(二)西沙群岛
图3的中心是同一幅海图上的帕拉塞尔(Ilhas de Pracel，亦即Paracels)。显而易见，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继承了对于帕拉塞尔的描绘方式，也就是下图中巨大而密集的长条点状图。不过荷兰人在其右侧，或者说更加远离海岸的地方，绘制了一组小型岛礁，并命名为“普鲁伊斯浅滩”(De Pruijs Drooghten)。这是此前的葡萄牙人海图上所没有的，是荷兰人添加的新的地理元素。结合后世对帕拉塞尔(亦即中国西沙群岛)的测绘活动来看，可以确定这个名为“普鲁伊斯浅滩”的三角区域，正是此后英、法等国海图上的“Triangles”或“Croixs de St. anthoine”或“Lunettes”的原型。

除了这两处以外，布劳的海图上还有其他多处关于地理信息更新的线索。首先，图1上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拼写，例如Cantam(Guangzhou)，Tonqvin(Tonkin)，Cauchinchina(Cochinchina)等，都保留了葡萄牙语的痕迹。其次，图2上北部湾海域有两个岛屿的名称以红色书写，分别是I.Torrissima和I. Ookenissima。前者确定是Torashima(虎岛)的变体或笔误，后者虽涵义不明，但显然是来自日语。再次，在图1的右下角处有“普鲁伊斯滩”(Pruijs Banck)，它同其正上方的“普鲁伊斯浅滩”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最后，在表1中的多幅地图上的海域里，标注有连续的水深数据。它只能是通过水文测绘而获得的。这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曾经对东南亚和东亚的海域进行过水文测绘。这也与郑维中等人的研究发现相吻合。
遗憾的是，约翰·布劳的地图工作室在1672年毁于火灾。我们无法从制图师的档案中追溯他所依据的航海日志、草图、通信等地理信息来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或许保留了一些通向上述问题答案的线索，但目前仍不明朗。以上文提到的“普鲁伊斯”(Pruijs)为例，它既可能是荷兰的一处地名，也可能是17世纪的荷兰语中“普鲁士人”(Pruys或Pruis)的变体，并且还是一个至今都不算罕见的姓氏。“普鲁伊斯”所指为何难以确定。在缺乏文献线索的情况下，地图本身既是研究对象，也是荷兰人曾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进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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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探索的物证。他们以高效的方式将崭新的知识纳入海图制作的流程中，留下了反映17世纪中国海域地理状况的重要资料。
四、贸易拓展与地理探索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积极进取，拓展贸易网络。针对劲敌葡萄牙人，荷兰人围困果阿、进攻澳门，夺取马六甲。在1622年尝试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失败之后，荷兰人转向了澎湖和台湾，占领大员并兴建了热兰遮城，还在台湾北部驱走西班牙人。不过，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关注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拓展贸易的同期所进行的地理探索、水文测绘，以及地理知识——而不只是贸易或战争——在形塑区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冉福立(Kees Zandvliet)指出，荷兰人通过对台湾海岸地带的侦察、对内陆的测绘，以及出于农业经济的需求制作了大量地图，这种殖民地管理方法甚至也为后来的郑成功所用。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更为迫切的需求是保障人身财产和航行安全，既免于因太靠近海岸而遭到来自陆上的攻击，也防止因迷航而在海上发生船难悲剧。因此，甫一进入东亚海域，荷兰人即着手开展自己的测绘活动。郑维中的研究显示，“在1620年代起初开始调查的时候，葡萄牙人先前的成果、沿岸渔民与明水师的协助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但在1630年前后，荷兰人逐步适应了两岸的水文环境，采用较小型、吃水较浅的船只与中式帆船配合，主动调查海峡两岸”。他更详细列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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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20至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海两岸开展的水文调查活动。
显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理探索不只限于台海两岸。1639年和1643年，在巴达维亚总督安东尼·范迪门(Anthony van Diemen)的命令下，马蒂亚斯·奎斯特(Matthijs Quast)和马赫腾·格里茨·弗利斯(Maarten Gerritsz Vries)分别探索了日本以东和以北的北太平洋海域。与此同时，阿贝尔·杨颂·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于1642年探索了“新荷兰”(Nieuw Holland，今澳大利亚)的西北部海岸。此外，1643年12月和1644年1月，Nieu Delft和Castercom两船分别从暹罗湾顶点沿马来半岛北岸和中南半岛南岸航行，留下了绘有航迹和水深数据的海图(奥地利国家图书馆，389030－F. K. ; Atlas BlaeuBd39_27)。
荷兰人在对北部湾的描绘上相对于葡萄牙人的巨大进步，与前者在东京(Tonkin，今越南河内的曾用名)地区的贸易活动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于1637—1700年之间在东京设立商馆，以弥补从中国进口的蚕丝的不足。包乐史认为，荷兰人开拓东京和广南(Quinam，今越南中部)的贸易据点，是利用了“朱印船”被禁之后留下的市场空缺。而另一方面，受到幕府锁国令影响的日本商人，在中南半岛转而寻求同荷兰人进行合作。可以确定的是荷兰人和日本人活跃在17世纪中期的北部湾地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图上，北部湾海域的岛屿却有着日语的岛屿名称，这是荷、日合作的零星但确凿的证据。囿于对档案掌握的不足，作者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否组织过其他的南海测绘无法做出判断。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批17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绘制的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手稿海图。这些海图的原件收藏在欧洲的数个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本文中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基于明确的谱系证据，而是考虑到它们在绘制者、绘制年代、地理范围、地图风格等方面的显著的一致性。总体来说，它们比之前葡萄牙人的海图在精确性上有了质的飞跃。但另一方面，它们仍然沿用传统的“波图兰”海图的结构和技巧，体现了时代特征，可谓“旧瓶装新酒”。以往的海洋史研究对地理探索和地图绘制着墨不多，但晚近以来，研究者已经展现了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绘地图的浓厚兴趣和高超分析技巧。本文中整理的这批海图，其独特价值或将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东亚和东南亚的17世纪是一个局面错综复杂、内外势力互动密切的时期，把研究焦点从人物和事件转移到以海图为载体的地理知识上，古地图研究必将协助拓展海洋史研究的视野。
从地图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像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近代贸易公司的性质和作用值得重新审视。它虽然是一个贸易公司，但从一开始就具有军事乃至殖民的性质。它的地理探索、水文测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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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都是为了拓展其贸易利益服务。它同18世纪“启蒙时代”的地理探索的区别不仅在于技术层面，也在于目的的不同。这并不是完全否定贸易公司的测绘活动具有增进地理知识的动机，但纯粹的地理探索——如果存在的话——不是像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机构的优先任务。随着17世纪走向尾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再组织成规模的探索活动。从后世来看，也把18世纪波澜壮阔的南太平洋地理大发现留给了法、英两国。
在地图制作的实务层面，一方面，类似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样对内部海图的流通实行严格的管控，将地理信息视为秘密。另一方面，低地国家发达的地图产业和繁荣的消费市场，不仅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期依赖“布劳—文绷斯”绘制海图，导致地理信息溢出甚至公司地图本身流向市场，也刺激了职业制图师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地图和地图集。正是这些同时存在的为了不同目的制作的地图，造成了地图学史上的一些谜团。有学者指出，国家和贸易公司对于地理信息的控制导致官方和大众(official vs. public)地图的二元性(dualism)。“地图学里这种二元性的存在持续到了18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严密地控制其官方地图，并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在17和18世纪曾经存在另一种地图——大众地图——它用时常过于夸张的幻想图景来掩盖其在实打实的地理知识上的欠缺。”
一谈到典型的17世纪地图，让人首先想起的往往是荷兰人制作的那些繁复华丽的装饰性、消费型产品。本文的研究或可为这段时间的地图学史提供另一种思路，即:存在于手稿和印刷品(manuscript vs. print)之间的二元性思路。面向地图消费市场的地图产品固然以印制地图为主，但并非绝对。只有其中的手稿地图，特别是本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才能反映当时最先进的地理知识。当今学者不应被荷兰人在商业上的成功所迷惑，他们在地图学史上的真实成就也有待于深入研究。
（本文原刊《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90-9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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