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契丹辽文化中渤海因素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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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契丹辽文化中渤海因素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926年,契丹吞灭渤海,在其故地建东丹国(东部契丹之意),此后陆续迁渤海遗民于辽阳及辽境腹地｡文献记载渤海仪仗为东丹承继,《辽史》卷五十三《仪卫志四》:“渤海仗: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乾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辽史》卷十七《圣宗八》记辽“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记:“……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据此推测掌握一定技艺的渤海遗民或为契丹所用｡《契丹国志》卷二十四:“(柳河馆)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可见渤海遗民的冶铁､造车技艺在辽地得以承继｡
从考古学上观察,契丹辽文化在10世纪前半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皇都(上京)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开始出现在松漠草原地带;以宝山辽墓(M1根据墨书题记年代为923年)､耶律羽之墓(据墓志年代为941年)为代表的贵族墓葬,体现了迥异于契丹旧俗的葬制｡这种突变,恐并不完全是契丹经济､社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应归因于军事征服､大量外部人口涌入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的适应｡北播的中原汉人､西徙的渤海遗民,在契丹辽文化这一突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文献史学的角度探讨辽代的渤海遗民,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从考古学上研究契丹辽文化中的渤海因素,主要有日本学者对瓦当的探讨和蒙古学者对陶器､城墙构筑等的讨论(详见后文)｡本稿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从考古学上梳理契丹辽文化中渤海因素的若干线索,以期明了渤海文化之遗绪,理解契丹辽文化之多元构成｡

一､辽上京都城营建中的渤海因素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记辽上京:“神册三年(918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元年(926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辽上京城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调查勘探｡调查表明,上京平面呈“日”字形,北部为皇城,南部为汉城｡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近长方形,设东､西､南三个城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辽上京宫城东门(即文献记载的“东华门”)进行了发掘｡
发掘表明,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东向的殿堂式城门｡城门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台基长方形,南北面阔31.2､东西进深13.1米,占地面积408.72平方米｡台基下有夯土基槽｡台基破坏严重,其上清理确认了22个磉墩,东西3排,南北8列,由此柱网结构推测城门面阔7间,居中5间的进深为等距的2间,当心间､次间和稍间面阔基本相等,尽间面阔较小｡推测当心间和两侧稍间外有慢道,即共有三间作为出入通行门道(图一,1)｡

渤海上京皇城南门1933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进行过初步清理｡200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了全面发掘,结果表明,渤海上京皇城南门建在夯土台基之上,台基东西长30､南北11.35米｡台基上的柱础南北3列,东西8排,由此柱网结构推测城门建筑东西面阔7间,南北进深2间｡中间一排内有4道横向的石砌隔墙｡自东向西台基有3组门道,门道南北两侧均有斜坡慢道(图一,2)｡
比较两处城门遗址,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①均有夯土台基;②台基长宽尺寸大体相同,辽上京为31.2米x13.1米(此为基槽部分,台基可能会略小于此),渤海上京为30米x11.35米;③均为面阔7间､进深2间的建筑,柱础(磉墩)的柱网排列基本相同;④均为3个门道,门道内外均有斜坡慢道(辽上京西侧慢道因破坏而不清楚)｡
值得指出的是,渤海东京城址(吉林珲春八连城)内城南门也采取了相近的结构､夯土台基的长度为27.4—28.6米,台基南北有3个台阶,应为门道慢道｡主要区别在于,门的建筑为面阔5间､进深2间,比渤海上京皇城南门简省｡
与辽上京宫城东门不同的是,渤海上京皇城南门址台基无基槽,门内有4道横向的石砌隔墙｡门内设置横向隔墙的做法,见于唐长安城大明宫内重门门址以及兴庆宫一号建筑址(推断为勤政务本楼)｡魏存成指出上京皇城南门与兴庆宫一号建筑址的这种相似性。但大明宫内重门平地起建,无台基;内重门面阔3间｡从整体形制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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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与渤海上京皇城南门址的共性更多,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辽史》太祖上记神册三年(918年)初营上京时,“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辽史》康默记传记“天赞四年,亲征渤海,默记与韩知古从｡后大諲譔叛,命诸将攻之｡默记分薄东门,率骁勇先登”｡《辽史》地理志一又记“天显元年(926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此外,辽灭渤海后,不少渤海遗民被迁至辽上京,在上京西侧筑城以处大諲譔｡辽上京宫城东门与渤海上京皇城南门在形制结构上的这种相似性,与康默记及被称为“属珊”的有伎艺的渤海遗民是否存在关联,值得思考。
二､辽建筑构件中的渤海因素
辽建筑构件中体现渤海文化因素的主要有瓦当､檐头板瓦和铺地方砖｡
1.瓦当
渤海建筑上的瓦当,以莲花纹装饰最为常见,契丹辽的瓦当,主要是兽面纹｡但在祖州城､怀州城､饶州城等辽奉陵邑及地方城市,都发现有渤海风格的莲花纹瓦当｡日本学者向井佑介曾对这些所谓“渤海系”瓦当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根据莲瓣的表现形式,将渤海系瓦当分为5式,认为I至V式为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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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关系(图二)｡这一结论是可取的｡四瓣的莲花瓦当,向井氏说散见于渤海地方城市,都城没有出土｡这种提法并不确切｡地方城市,如桦甸苏密城瓦当的确以四瓣居多,西古城､八连城发掘迄未出土过四瓣莲纹瓦当,但渤海上京城址却出土过少量四瓣莲花瓦当,但数量的确很少｡这些瓦当,应该归于渤海遗民的技术传承及发展｡

2.檐头板瓦
2012—2013年发掘辽宁省北镇市琉璃寺西山遗址出土的檐头板瓦(图三,1),正面戳印联珠纹,这种装饰,在渤海檐头板瓦极为常见(图三,2),但在辽代瓦当中罕见,应是渤海文化因素的体现｡这些板瓦的下端凸出呈水波状花边,这是渤海瓦当中见不到的｡

3.铺地方砖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1992年发掘,墓葬主室以绿釉琉璃砖营建,主室地面铺砌的琉璃方砖多被盗走,发表的一件方砖上模印花纹(图四,1),中间为十字形花叶,绕以蝴蝶飞鸟,四边为云头状的花枝｡这件方砖与渤海上京城址(图四,2)､八连城址以及宁安杏山砖瓦窑址出土的方砖,尽管纹饰内容有别,但布局相同｡洛阳城､长安城大明宫､华清宫等唐代遗址出土方砖,多有明显的单边或双重方框,内饰联珠纹,与耶律羽之墓方砖差别较大｡

三､蒙古国境内辽遗存中渤海因素辨析

近年来有蒙古学者认为蒙古国境内图拉河中游的额莫根特城址､青陶勒盖城址､查干登吉城址等为渤海文化遗存,主要依据包括城墙砌筑方式､横耳陶器以及陶饼等｡现辨析如下｡
额莫根特古城的城墙,为夯土夹芯,两边砌石｡蒙古学者认为具有明显的渤海文化特点｡渤海上京郭城城墙内外两壁以规整的玄武岩砌筑,中间填充玄武岩石块｡皇城直接以玄武岩块垒筑｡宫城城墙底部有基槽,上以玄武岩构筑墙体｡西古城外城城墙､内城城墙均为夯土砌筑,八连城内外城城墙亦均为夯土砌筑｡桦甸苏密城南城墙经解剖为黄黏土夯筑｡海林兴农城址城墙经解剖,为夯土城墙,两侧均有夯土护坡｡俄罗斯滨海地区发掘的渤海城址如吉吉多夫斯科城址､红湖城址的城墙墙体系土石混筑,外侧包砌有石块,内侧为夯筑而成,夯层十分明显｡渤海城址中夯土夹芯,两边砌石的做法,目前仅见于克拉斯基诺城址一例｡由此可见,夯土夹芯,两边砌石的城墙砌筑方式,并不是渤海文化的突出特点｡
契丹辽陶器中带耳器罕见,横耳陶器迄未发现｡渤海陶器中横耳器发达,蒙古国青陶勒盖城址(辽代镇州)､和日门登吉城址发现的宽横耳陶器,可以视为具有渤海文化特征,但其上的篦齿纹则是典型的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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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
青陶勒盖城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饼,蒙古学者认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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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生于渤海人之中,后来传入契丹女真｡实际上,将陶器破片磨圆,其上钻孔或不钻孔,用作纺轮或其他用途,即便在东北地区,最晚也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这些陶饼并不具备文化区别的含义｡青陶勒盖城址出土陶饼均饰滚压的篦齿纹,为契丹陶器典型的装饰,与渤海文化应没有什么关系｡

(作者:彭善国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孙旸 吉林省博物院;原文刊于《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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