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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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

一、西汉时期玉门关的位置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把长城防线向西延伸的同时“列四郡，据两关”。此时的两关位于敦煌龙勒县下，与阳关一同设置都尉。三国曹魏的孟康在“玉门、阳关”处亦注曰：“二关皆在敦煌西界”。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无论是传统典籍还是敦煌文书也多是如此记载。近代，随着对史料的解读以及出土汉简的研究，很多学者关于西汉玉门关的始置位置提出了新的看法，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敦煌以东说。1913年沙畹根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而使使遮玉门，……贰师恐，因留敦煌”的记载，认为武帝太初二年(前103)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后西迁至今敦煌西北之小方盘城。王国维进一步判断始置的地点为今玉门县。劳榦也同意沙畹的观点，根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引《十三州志》中描述的地形地貌，推测始置地点可能是今嘉峪关或县西的赤金峡。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东的观点，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对，如夏鼐、向达、陈梦家等学者，利用汉唐传世史料与出土文书、汉简，证明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是其玉门都尉的治所。
21世纪初一些学者再次对西汉玉门关位于敦煌以西的观点产生质疑，根据对史料不同的解读，侯玉臣将汉代玉门关定位于今布隆吉乡的布隆吉古城，又将南面约40公里处定为阳关；侯晓星认为“玉门”与“玉门关”是同义词，提出西汉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看法；李并成根据唐初道宣《释迦方志》等唐宋史料，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在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潘竟虎、潘发俊又进一步肯定这个观点。2017年在“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谭世宝、洪光慧、周运中等批判嘉峪关的石关峡是汉玉门关的说法，认为当今玉门市为最早的玉门关。“敦煌以东说”总体上忽略或直接越过传统地理典籍、敦煌文书、出土汉简的记载，夏鼐、向达、陈梦家等学者的观点早已回答了这个质疑。
二是马圈湾说。陈梦家认为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并非玉门关城本身，而是玉门都尉的治所，并进一步推测玉门关口应在小方盘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马雍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汉代玉门关城应位于小方盘城之西。1979年，东距小方盘城十一公里处斯坦因编号T11与T12a之间的马圈湾烽燧遗址被发掘，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D21。随着敦煌马圈湾汉简资料的出土与整理，吴礽骧根据地形地势，论述马圈湾北为长城，南为沼泽，当为西汉玉门关候的治所。而玉门关的设置应在长城内侧的交通大道上，坐东向西，即位于马圈湾遗址D21与邻要隧D20之间。冨谷至通过对马圈湾出土汉简的研究，认为马圈湾遗址是玉门关都尉官署的一部分，同时在这里设置了玉门关。
三是迁移说。根据不同时期汉简出土地的不同，何双全认为玉门关在西汉时期的敦煌以西曾有三次变迁，分别是小方盘城、马圈湾与T6b、T5一带。吴军在上文的基础上认为玉门关遗址的位置曾有两次迁移，分别是小方盘城与T.6.b。
“马圈湾说”是根据马圈湾汉简的出土，认为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所在，而马圈湾遗址则是玉门关候的治所。元封年间(前110～前105)，随着长城向西的延伸，玉门关也随之设置。汉武帝之所以“列四郡，据两关”，是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管理以及设置通往西域的关口。若两关设在敦煌东面，怎么会对西域起到“厄以玉门、阳关”的作用呢！如马圈湾出土汉简“诣关门留迟毋状当坐罪当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唯”，此处的“关门”，无疑指的就是玉门关门。此简可能是传递文书的吏员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送达，因而请罪。带有“玉门关”字样简牍的出土是我们判断玉门关址的重要线索。但通过居延汉简的出土，我们清楚，并不是所有出土带有“金关”的简牍的出土地都是金关，或者是金关的迁移地，还要对关所出土简牍的特性进行分析。
玉门关相关简牍均出土于小方盘城以西各遗址中，计有1600枚左右。这些简牍又出土于20多个地点，其中小方盘城90余，马圈湾1200余，后坑T.6.b烽燧250余，其他各点50余。马圈湾出土简牍占玉门关有关简牍总量之75%的比重，其带有纪年的时间跨度从宣帝年间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且内容多为过所与出入关致籍，故马圈湾遗址与玉门关的密切相关性不言而喻。
二、对玉门关东汉迁移说的质疑
玉门关的东迁是根据军事情形与自然条件引起交通路线的改变而发生的。李正宇根据伊吾路的开辟，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随着新北道(又名五船道)的开通，乃在敦煌郡东部的冥安县(晋、唐时改名晋昌县)新置玉门关。李并成亦同意李正宇的东迁之说。而王素认为东汉时期旧玉门关仍为西域门户，新玉门关更未设置，笔者赞同此观点。
西汉时期，西出玉门关、阳关前往西域分为南北两道，随着交通的发展，新道随之开辟。《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
如上引文，西汉后期，探索出了一条以玉门关为起点，既可以避开白龙堆沙漠又可以减少路程的新道。东汉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绝三通，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这条以玉门关为起点“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新道的开通。但正如上引文所示，五船路的开通为西汉末期，此时玉门关应还在敦煌西面。殷晴认为这条新道应在汉军势力范围内，即由车师后王国通过天山沟谷至车师前王国，再经戈壁荒漠直达敦煌，而前新道中玉门关仍为敦煌西面的故玉门关。元初六年(119)三绝三通的玉门关无疑应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虽然经常受到侵扰而关闭，但其地理位置直至魏晋南北朝时仍非常重要。依据饶宗颐、李均明所编《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敦煌西北出土有关“玉门”带有年号的汉简中，笔者所见年代最早的为太始三年(前94)，最晚的为永和三年(138)的“玉门官隧次行”，注解中认为其中的“玉门官”就是“玉门候官”的简称，此时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体制还很健全，很难想象在此情况下东汉时期会在敦煌西面和东面各设一个玉门关。另外，《后汉书志》二一《郡国·敦煌条》下明确记载“冥安、效谷、拼泉、广至、龙勒(有玉门关)”，对新建的玉门关却丝毫未提。
三国时期，西域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纷纷向曹魏进奉朝贡。《三国志》卷三〇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汉时期通往西域的起点不同，此时前往西域的起点只有玉门关，东汉时期阳关也许已经废置了。李正宇认为上引文中的新道中的“玉门”为东移后的玉门关。笔者认为此新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从“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两道，今有三道”的文意上理解，“前有两道”即《汉书》卷九六《西域传》所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中的两道，与“今有三道”的起点是相同的，即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所以此时的玉门关还在敦煌西面，未有迁移。
三、西晋至北魏时期诸政权更替中的玉门关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酒泉郡”条下有福禄、会水、安弥、骍马、乐涫、表氏、延寿、玉门、沙头九县，“敦煌郡”条下有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伊吾、新乡、乾齐十二县。颜师古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玉门”条下注“阚骃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酒泉郡下的玉门县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设置，与敦煌西面的玉门关同时存在。在西晋、五凉至北朝期间，史籍多见“玉门”的记载，分辨其所指的是玉门关或玉门县，有利于我们对玉门关东迁时间的判断。
前凉时期，张骏为凉州都督，摄凉、河、沙三州，其中：
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
那么“玉门大护军”中的“玉门”指的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还是敦煌以东的玉门县?此处的“玉门大护军”是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并列的军营机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都位于高昌郡，而玉门县所属酒泉郡为凉州管辖，故位于沙州的“玉门大护军”只能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守护高昌以东，即敦煌与晋昌的军事防线。
384年，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无数，苻坚命吕光：
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
此处出现的“玉门已西诸军事”中的“玉门”指的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还是敦煌以东的玉门县呢?苻坚之所以派吕光出征，是出于“图西域之志”的愿望，吕光讨伐的目的地也是直奔焉耆、龟兹。而此时梁熙为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吕光讨平西域后不久，与群臣商议东还，凉州刺史梁熙则“谋闭境距之”，高昌太守献计请求派兵掌控高昌、伊吾二关，将吕光拒之于高昌。可知凉州管辖西面边界的界限应位于高昌，吕光所任的“玉门已西诸军事”，不应包括凉州辖内酒泉境内玉门县。而此时的玉门关虽然已失去汉代所起到实际边界线的作用，但在管理规划上，仍以玉门关为界，用设置“玉门大护军”以及“玉门已西诸军事”的形式，一边加强玉门关的军事控制，一边表达统治者统辖西域的愿望。但梁熙并没有听从高昌太守扬翰的建议，385年，“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吕光占领高昌后，直逼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梁熙感到紧迫，一边责吕光擅命还师，一边匆忙在酒泉境内设置防线。酒泉防线被突破后，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吕光进入姑臧并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资治通鉴》卷一〇六在“拒光于酒泉”之后，又补充了“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这更加说明“及至玉门”，就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未曾东迁。394年，吕光“以子覆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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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其意图与苻坚一致，都在于控制西域。
后凉政权瓦解后，西凉汉人李暠西据敦煌，并不断地拓展疆域，东晋隆安四年(400)，“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向达认为：
此处之玉门以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至而不是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已未可知也。
笔者赞同向达“玉门”为“玉门关”的判断，但认为此时的玉门关仍在敦煌西面，未迁移至敦煌东面。前文已论，前秦、后凉时期的“玉门大护军”以及“玉门以西诸军事”中的玉门均指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并认为前凉在扩展疆域时期的“玉门”仍在敦煌西面，未曾迁移。“遂屯玉门、阳关”中的玉门，若指的敦煌东面玉门郡或玉门关的话，把其与敦煌西南方向的“阳关县”或“阳关”并列在一起，是很奇怪的。阳关县受祁连雪水的灌溉，是肥沃的绿洲地带，盛产粮食。而西距小方盘城12公里的大方盘城中也多次采集到的麦、豆、谷物等各种粮食，是西陲边防线上储备粮秣等给养的军事仓库。在玉门关西南6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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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棵树烽燧”遗址，发现带有西晋元康三年(293)的一封龙勒县令发给煎都南曲侦候的符信，内容强调送信沿途需注意的事项，如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还规定了抵达的具体日期。这表明西晋时期敦煌西面的军事防御体系仍然很完善，特别是对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可以保证与西域诸国使者的往来与商业贸易等人员的流通，必须加强对敦煌以西的控制。1994年夏鼐、阎文儒还在小方盘城东北11千米的大方盘城发掘出西晋石碣一块，“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向达指出泰始十一年即咸宁元年(275)，李正宇又进一步论证大方盘城不是河仓城，而是昌安仓，这表明西晋时期玉门关附近存有仓城，所以才能“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作保障而屯田的“玉门、阳关”，应该指的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与阳关一带。“并击玉门以西诸城”中的“并”可以理解为并列的关系，应是与敦煌东面的凉兴相对应。从敦煌向西占领玉门关及以西诸城之后，“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一个“遂”字，表达顺承之意。另外，从吕光被封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东还时还是要攻取高昌、玉门关来看，被敦煌大族拥护的李暠掌权后，自然也要对西面的玉门关与高昌加强控制，以图继续向东面拓展，巩固后方。
此时西汉至曹魏时期开辟的玉门关道仍然被频繁地利用着。西晋太康八年(287)“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斯坦因1907年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西北长城编号为T. XⅡ. a. ii的烽燧下发现8封粟特文信札，其中报告了西晋末期洛阳、长安的劫难，同时还反映了这些粟特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险者在楼兰、尼雅遗址挖掘了大量带有曹魏、西晋、前凉年号纪年的出土文书与汉简，其中还包括有粟特文文书，也包括与过所相关的文书：




西晋末年，一位行人通过玉门关来到楼兰。另外出土的一枚汉文木简，还记载有粟特人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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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一万石钱二百”。虽不能肯定这是商业贸易的账目，但可以确定前凉时期楼兰地区已经存有人数众多的粟特人聚落。甚至康居国王也经由这里：

陈国灿认为这件文书可能是给康国国王指明路径的文书。西晋、五凉时期，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与汉代玉门关不同，在政权频繁更替与疆域拓展下，失去了边界线的实际功能。但仍会被统治者赋予“玉门已西诸军事”的形式表达欲统治西域的愿望，且作为军事屯田之地与往来交通要隘。及至北魏时期，中原通往西域作为起点的“玉门”，仍然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记载：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出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其中，从玉门至鄯善与从玉门至车师这两道仍与《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记载中出西域的起点是相同的，这表明西魏时期的中原通往西域门户的玉门关仍然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
四、北周、隋代“伊吾路”的兴盛与玉门关的东迁
如李正宇所述，玉门关的东迁与伊吾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伊吾路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辟，永平十六年(73)窦固率军“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也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从汉至北魏时期，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一直都是通向西域的门户。但本文“伊吾路”并不是通指所有敦煌至伊吾的道路，而是特指北朝时期商旅所多取的“伊吾路”。
这条道路兴盛于北周时期，《周书》卷五〇《异域传·高昌》记载：“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陇右道七·西州》“柳中县”条下记载：
裴矩《西域记》云：“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是以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又一路自县东南行经大海之东，又东南度碛入伊州界，即裴矩所谓伊吾路也。
严耕望认为《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发敦煌有三道中“北道从伊吾”，可解释由敦煌郡治所之敦煌县出发至伊吾，即唐之矟竿道。李正宇考证矟竿道“当是从敦煌往北，经鹹泉戍、矟竿戍而抵伊州”。羽田亨早已指出这条道路的路线，即从现在的瓜州西北出发，逾流沙到哈密，再沿天山南行，经辟展、鲁克沁、吐鲁番等，出哈喇沙尔即古焉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与《后汉书·西域传》中“北通伊吾千余里”相比，区别在于：“不经玉门、阳关，而从东面的安西西北方向出发而已。”
敦煌以西玉门关的交通道路，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不断地被开辟。东汉时期为“避白龙堆之厄”开辟了“新道”，唐代称之为“大海道”。王素认为这条路的走向是“由敦煌玉门关西北出，过横坑，沿库鲁克塔格及五船北，进入大沙海，抵柳中(今鲁克沁)，由此到高昌”。而北周“伊吾路”是自“……瓜州，又西北三百余里至莫贺延碛口，又西北八百余里出碛，至柔远县。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的路线。如前王素所论，新道实际上就是从玉门关西北越库鲁克塔格直趋柳中城，至高昌的一条通道。而北周“伊吾路”是从瓜州西北经莫贺延碛直达伊吾的路线。
“伊吾路”的兴盛，与北周统治者的政策密切相关。首先北周时期与北道西域国家的交往密切，武成元年(559)，高昌王就曾遣使献方物，保定初，再次遣使来贡；保定元年(561)龟兹王也派遣使者来献；保定四年(564)，焉耆王遣使献名马。这些使团走的应都是伊吾路。其次，统治者还在敦煌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省并改革，不仅将效谷、寿昌二郡并入敦煌郡，还将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并为鸣沙县，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废会稽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还废弃了北魏时期设置的阳关县。最重要的是，对关津交通的重视。北周保定三年把“关津”制度列入北周法制的二十五篇之一，武帝在河陇地区设置金城津，又置乌兰关，保定二年，高僧释道判达于京邑，“武帝赏接崇重，……敕给国书，并资行调。西度沙碛千五百里，四顾茫然，绝无水草，乘饥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北周武帝“敕给国书，并资行调”，可见统治者对河陇关津也会加强重视，很有可能玉门关就是在此时，随着“伊吾路”的兴盛与沙州自然环境的变迁，由敦煌西面迁移至敦煌东面的。
隋代在东迁玉门关处设置关官。《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敦煌郡·常乐县”条下注：
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有关官。
向达认为隋常乐县的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西突厥》中记载：“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驰至玉门关晋昌城”，表明玉门关位于瓜州晋昌城的西面，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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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太远。东迁后的玉门关就位于伊吾道上，作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枢纽，负责接送往来使臣。581年，隋文帝曾“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来离间突厥。之后又“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隋代西域高僧达摩笈多从西域出发，“至高昌，客游诸寺……又至伊吾，便停一载……达于瓜州”，就是经高昌、伊吾至瓜州，经过伊吾道，于开皇十年(590)入长安，途中也应经过玉门关。玉门关除了作为使者、商旅、僧人等往来瓜州与伊吾的要隘，同时在军事战略上也是重要据点。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任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使其与突厥启民可汗共击伊吾：
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
为了进攻伊吾，设置“玉门道行军大将”，其中的“玉门”无疑指的就是东迁后的玉门关。薛世雄至玉门关后，没有见到突厥启民可汗的军队，仍沿着伊吾道进入伊吾地区，取得胜利。

五、唐代新、故玉门关交通的并用
从高昌进入河西，如前《隋书》所述，需“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584)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徳七年为晋昌县……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隋代的晋昌城就是常乐县，唐代又改为晋昌县。李正宇《新玉门关考》一文中从上述记载距离、周边遗址情况及实地考察后认为，在今锁阳城西北的马圈村发现两座大小古城，认为小城在大城东北“二十步”，正是唐玉门关城，那么大城就是晋昌城遗址。马圈村的大小古城方位正好符合《隋书》《元和郡县图志》中“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的记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瓜州越过玉门关至伊州记载：
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瓜盧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李正宇通过《旧唐书·吐蕃传下》与敦煌文书、《武经总要》的记载，认为唐代瓜州城曾被吐蕃毁坏，张守珪又于别处修筑新城，所以郡治晋昌县有两处，开元十五年(727)前位于锁阳城遗址，之后位于马圈村大古城，而新玉门关位于马圈村小古城。从玄奘出行的时间，其逃避凉州官府的阻挠昼伏夜行所至的瓜州，应位于锁阳城。他避开“西境至襟喉”的玉门关，通过西北的五烽，进入伊吾。其中因为第五驿，这条路被称为“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笔者认为无论是矟竿道，还是“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都是北周“伊吾道”逐渐发展而成的，而新玉门关在这条伊吾路上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唐代印度高僧释善无畏东行至长安途中：
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胡人贪货，率众合为，畏密运心印，而蕃豪请罪。……畏以驼负经，至西州，……初，畏途过北印度境，而声誉已达中国，睿宗乃诏若那及将军史献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
善无畏带着经卷，经由吐蕃、西州，唐睿宗派人到玉门塞迎接高僧，此处的玉门塞当为玉门关，善无畏从西州入河陇，势必也会通过伊吾道，经由玉门关到达长安时，已经为唐玄宗的开元四年(716)。这一时期玉门关应是有将领把守的，《太平广记》卷三二九“张守珪”条载：
(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徙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
唐开元十五年(727)张守珪为瓜州刺史，故张守珪守“玉门关”应该是开元年间的事情。通过“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唯得袈裟”的情况，可推测与胡僧一起同行携带“罗绵等物”的人很可能是往来商旅。张守珪守新玉门关，在这里劫掠往来的西域胡僧商旅。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中记载了唐益谦携带其叔唐循忠之媵薛十五娘与奴、婢、作人及马、驴等人畜，从四镇来到西州，再赶去福州的路线：
右得唐益谦牒，将前件人、马、驴等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津等关。谨连来文如前，请给过所者。
在过所上共列了玉门关、金城关、大震关、乌兰关、潼关、蒲津关等，他们一行东去只需经由其中部分关即可，但玉门关是必经之关，无论是经沙州前往瓜州，还是从伊州前往瓜州，都要经过瓜州西北的玉门关。同文书中薛光泚从西州至甘州的途中，也必须要“路由玉门关及所在镇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益谦申请过所文书所提交的一份残文书上，钤有三枚“玉门关之印”，更加证实了唐代玉门关在瓜州与西州之间的沟通作用。
尽管此时新玉门关已成为前往西域的门户，但随着唐朝的统一，故玉门关的交通路线仍在被利用，《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寿昌县”条载“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七里”。敦煌文书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载：
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
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
从“玉门关道”可知，故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仍然被使用。另外《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及敦煌遗书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S. 788《沙州志》、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散录1700《寿昌县地境》等皆有故玉门关遗址以及交通道路的相关记载。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张运感砖志一方，从砖志内容可知，墓主张运感卒前所任的是沙州西关镇将，关于西关，敦煌出土地理遗书S. 788《沙州志》中记载：
12寺一：永安。镇二：龙勒、西关。戍三：大水、西子亭、紫
13金。烽卅四。柵二。堡五：西寿昌城县西廿五里，武德八年置。
陈国灿认为“西关镇更有可能在敦煌县西北的汉玉门关址，亦属寿昌县辖”，郑炳林通过敦煌遗书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中记载石城镇通往沙州的两条道路，其中南路经过古阳关，北路“从屯城取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李正宇赞同陈国灿的观点，认为北道所经的“西关”，为汉玉门故关。并且在《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时地史事考》一文中考证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中的“玉门关盖将军”，实为唐天宝年间的西关镇将。而“玉门关”为敦煌西北的汉玉门故关。唐灭亡后，938年后晋政权派遣高居诲出使于阗国，途中“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玉门关下注文为“此非敦煌西之玉门关，乃唐代玉门县”。黄盛璋亦认为“此处玉门关乃玉门军、玉门县之讹”。
对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新、故玉门关”交通的并用，既可以保证与西域诸国使者的往来，又可以加强商业往来人员、物品的流动，所以唐代张运感作为沙州西关镇将，就扼守在故玉门关这个沟通沙州与西州、于阗等往来的交通要塞。
六、结语
玉门关自汉至唐，在边防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否定玉门关的东汉迁移说，认为西汉至北魏时期的玉门关一直位于敦煌以西，并未迁移。首先，西汉及曹魏时期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一直在使用，不断地拓展；其次，西晋、五凉时期随着诸政权在河西的林立与更替，或设置“玉门大护军”作为沙州军事基地，或以“玉门以西诸军事”来表达控制西域的意愿。及至北魏，玉门关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出发点；至北周时期，随着“伊吾路”的兴盛，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逐渐衰落，加之此时“关津”律令的完善，周武帝在河陇地区对郡县、关津设置的重视，所以玉门关很可能在此时迁至敦煌以东，隋代又在新玉门关设置关官。新玉门关是隋唐时期瓜、沙、伊州之间的重要关隘，而此时，敦煌西面的故玉门关通道仍在使用，与新玉门关并存共用，勘察往来商旅，保障河陇与西域之间往来的畅通。

（本文原刊《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96-10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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