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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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摘 要：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战争双方均需在当地动用大量民力、物资，民众动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往复争斗近十五年，彼此已相当熟悉，二者的动员模式、技术极其相似，但实践效果却判若两途。通过比较双方在政治宣传、民众保障、组织发动、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动员活动，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更贴合人们的需求，能够获得民众的自觉支持；反观阎锡山方面却是官民区隔、上下离心，浩大的动员声势常流于表面。二者迥异的组织能力和政党文化影响了实际动员效果。太原战役期间双方在动员中呈现的差异不啻是当时国共之别的重要缩影，也折射出左右两党最终胜败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解放战争；政治动员；阎锡山；太原战役

作者简介：

张利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史。

基金项目：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抗战时期中共在山西的统一战线研究”(2020BY036)
太原战役在解放战争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这场战役持续6个多月之久，双方总投入兵力达45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1]要在长时间、高消耗的战役中获胜，民力、物力的供应至关重要。问题是，盘踞山西38年之久、守山河要塞之险的阎锡山集团，为何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失去人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陷入胶着的战役期间获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有必要对双方的民众动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笔者发现，目前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动员的研究多限于对单一政治力量的讨论，缺少比较的视野，掩盖了多种势力争夺民众的复杂场景。[2]具体到解放战争时期，研究者们过于重视“土改—参军”关系问题的探讨，[3]相对忽视了实际动员活动中的其他面向。部分研究过于强调动员技巧和模式的作用，反而对动员主体的差异性以及被动员者的个体感受等方面关照不足。动员研究亟须进一步拓宽视野。基于以上反思，笔者以解放太原战役为例，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史料，综合比较战争双方在政治宣传、民众保障、组织发动、思想教育等多方面的动员活动，剖析影响动员有效性的多重因素，进而揭示国共两党各自走向成败的深层原因，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民心所向。

一、战时动员与民众百态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西北、华北、东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主力挥师南进，国民党部队则被钳制在战略要点城市和交通线附近，形势颇为被动。在山西，徐向前受中央委托指挥作战，沿汾河自南向北先后打赢运城、临汾攻坚战和晋中战役，阎锡山部望风披靡，最终只能蜷缩在太原城周一带。[4]
人民解放军赶走了阎锡山部队，面对这群佩戴红袖标的陌生来客，晋中民众的态度千差万别。商人们信息最为灵通，他们早听说共产党在临汾、曲沃等地有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大多欢迎解放军进城。[5]一般百姓普遍持观望态度，有人看到县城解放后城门大开，就认为共产党“看着就不像占的样子”，“不一定哪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见部队频繁调动，便猜测“临汾运城有战事吧，八路军撤后了”。[6]政权交替，流言四起，人们心中疑虑难消。随着战争形势急速推进，嘈嘈切切的议论喧哗都骤然淹没在革命浪潮的波涛声中。
1948年10月初，徐向前抓住阎锡山部队脱离防御工事抢收秋粮的机会，决定在己方亦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立即应战。[7]中旬，太原东山要塞争夺战打响，双方几乎投入了全部兵力，战场上“焦土三尺，土不能垒，弹痕累累，草木成灰”，可见战况之惨烈。此役阎锡山部损失一万余人，共产党方面伤亡达八千五百人，双方均无力展开下一步行动。徐向前决定休整部队补充兵员，[8]阎锡山也借此机会加紧发动军民增筑机场以获取外援。[9]
仓促发动的战役使得太原城内民不安枕。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大批流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涌进省城，一时间城内乱象丛生。商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物价居高不下，房屋不敷为用，不少居民被迫举家搬迁。[10]“太原生意十有八九停止营业，溃退的散兵到处都是，混乱不堪，医院的病号赶出院外没有人管”。[11]解放区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由于事出突然，外地的民工民兵不能及时赶来，晋中地区负担了太原前线作战的大部分支前任务，有些地方甚至是“接到电话，连夜出发”。据统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动用民力177 872人，其中就有163 523人来自晋中，畜力则全部是在该地抽调。[12]繁重紧急的军勤任务在民众当中引发了慌乱。榆次城关许多商店大门紧闭，门上贴起“全体支差，暂停营业”的字条。[13]有些群众“把碗筷盆等藏起，怕当向导……逃往山上或藏在窖下”。[14]倏然被卷入战争旋涡的人们本能地逃避、自保。但不久战事稍歇，战场环境悄然发生了改变，民心所向初现端倪。
1948年11月至次年4月，太原战役转入军事对峙阶段，太原城内城外暗流涌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幅景象。阎锡山方面哀鸿遍野，人心动摇。缺粮是最严峻的问题，有情报称太原城内军民有50余万之多，存粮仅有数千担，即便全数纳入军粮也不敷三月之用。[15]由于城郊田地丢失殆尽，粮食只能靠空运接济。[16]可是各处机场均在解放军的火力监视当中，空运补给成功率并不高。[17]银元市价攀升，物价居高不下，“菜蔬等副食较京沪高数十倍”。[18]经济恐慌搅乱社会秩序，城内“抢劫案很多，一日竟有九起”。[19]太原城中“日有饿毙，群情愤慨”，[20]即便远在南京的徐永昌也耳闻“太原生活困顿到极点，有因饿而自杀者”。[21]逃亡情绪在工人、商人以至于前线部队中蔓延开来。据解放军俘获的阎军士兵讲，其所在部队12月时“每连足120人”，到1月时“普遍减在100人以下”。[22]自战事停止以来，阎军整排整连的投诚不在少数。据统计，仅1949年1月间就有3899人投诚，战役结束后经解放军收容登记的投诚人员达7625人。[23]
中国共产党的后方建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晋中解放区各地党委抓住战事间歇稳步进行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这期间政治动员的马达轰轰作响，教育群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等活动渐次展开。随着军勤组织的完善和后方源源不断的支援，民兵民工在物资方面陆续得到保障，甚至得以轮换回家休息。在此后的支前任务中“民工情绪始终高涨，不顾疲劳紧跟着部队前进……普遍地取得了部队的称赞”。事实证明，经过休整期的系统发动，民兵逃亡大大减少。据统计，晋中区在太原战役最初阶段作战时动用民工137 684人，逃亡22 588人，逃亡比达16.4%；到了相持阶段，动员民工52 357人，逃亡1517人，逃亡比仅为2.89%。[24]两相对比，民心向背愈发清晰：中国共产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困守孤城的阎锡山已是日暮途穷。在历史长河中难以留下只言片语的普通民众默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太原已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仅存的城市之一。4月初，解放军华北第十九、第二十集团军抵达太原与前线部队会合，兵力顿时超过敌人三倍有余。[25]20日，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不出三日即破城。可见，悬殊的军事力量对比在最后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若没有稳固的民力物力的保障是绝不能如此轻易毕其功于一役的。实际上，整个战役期间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都想方设法动员民众，民众也是在被动员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双方的执政方式和能力。政治动员从混乱到有序，民众选择从杂乱到趋同，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这场民心争夺战的胜利。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做更为细致的考察。

二、政治宣传与民众认可

政治宣传是动员活动的第一步，也是民众认识政党和政权的基础。如今，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形式、内容、方法等已熟为人知，但其他政治力量的类似活动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解放太原战役期间，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在宣传方面均不遗余力，二者既颉颃相抗又相连相通，如果不把双方的活动放在同一个历史场景中来整体把握，恐怕难以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太原战役中，共产党和阎锡山的宣传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宣传方式来看，阎锡山制定了文化战线上的“新闻战斗目标”，宣传“整体作战”思想。在报刊界，选派记者组成“文化战斗队”，报道战场内外新闻。在文艺界，鼓励话剧、戏曲、歌曲改编创作，派遣剧团战地巡回演出。太原大街小巷增设黑板报、壁报栏涂写宣传标语。[26]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在紧张的战时氛围中成为常态。而共产党的宣传方式也大同小异，印发小报、书册；改编革命歌曲；派遣文工团前线会演；张贴宣传画和标语等等，诸多宣传方式别无二致。[27]从宣传内容来看，新华社在给中国共产党晋中区负责人的信件中明确提出，有关太原战役的新闻报道应着重宣传支援前线的巨大成绩和群众踊跃支持的热情，摘选敌方“人民生活之惨状，各阶级的痛苦呼声”，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以及军队中“士兵生活痛苦、兵源枯竭、厌战反战与逃亡起义”的内容。[28]阎锡山方面在宣传内容上同样有所限定，设新闻处专门负责审查编发新闻，使新闻“能与戡乱决策紧密配合”。[29]既要凸显“太原的重要与国家的重视、全国及本省战事上的胜利消息等释放积极信号之信息”，也要揭露所谓“共占区的怀柔与残暴”等故意抹黑共产党的内容。[30]可见，双方均意在营造敌我形象的鲜明对比，宣传策略异曲同工。
双方宣传技术并无显著差异，实际效果却是云泥之别，民众的迥异感受或许能解释这看似悖反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方面，官兵和干部亲民爱民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佳印象，民众普遍反映部队纪律极好。百闻不如一见，此前阎锡山方面丑化宣传的共产党残酷形象不攻自破。有群众说：“想不到共产党是这个样子。”[31]甚至阎锡山的情报中也有关于共产党优良作风的记载：官兵在百姓家中是“地不打扫干净不走，水缸不担满水不走，门板不上好不走”。[32]与之相反，抗战结束后，阎锡山延续了之前的战时政策，让期待和平稳定的民众大失所望。民众普遍反映阎锡山的政策“搞得是一塌糊涂”。[33]太原被围城之后经济管制进一步收紧，民众大为不满。有人说：“他的政治搞得一般人不能活，不是兵农合一就是平民经济，越搞越坏。”[34]
民众的好恶感受与政治信任紧密相关。潜伏在太原城内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关正毅报告：“在过往的经验，凡从解放区受优待回去的干部，有形无形，到处宣传解放区及政府的好处，官兵的心理很快可以争取过来，最近太原东山阎锡山的军队有几个团自动起义，原因都是素为宣传的感动，自感收效很大。”[35]民众迁移往来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宽厚待民的消息不胫而走。据中国共产党情报消息称：“整体来说各工厂工人多数还是倾向我们，因为大部分工人的家是在我们解放区内，一般工人最少也得回一次家，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政策什么也知道，我常问回家的工人你们回去不怕八路军，他们说你不能听二战区的干部讲，实际上他们说的八路军对老百姓更好，不欺负老百姓。”[36]政治宣传与耳闻目见相去甚远，宣传效力被消解于无形。
尽管战场形势犬牙交错，敌我双方泾渭分明，但以人为载体，以人情为纽带，政治宣传仍能穿越边界影响到另一侧。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这样的利好因素，始终重视“政治攻势”，“使阎内部内讧再相机攻取太原”。[37]随军记者张鉴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阎军九总队一团三营机炮连二排，大都是榆次鸣谦一带的人。大家一来是乡亲，他们天天听见我军喊话，同时看到不少人都跑到这边了，所以也都想跑过来……有一次，晋中解放战士施瑞在前沿上等机会喊话，他发现对方一个人口音非常熟悉，站起身来一问，原来那人是他妹夫，施瑞在这边说了他被解放后说不尽的好处；他妹夫在那边却诉不完阎军里所受的苦楚。他妹夫马上就跳过来了。施瑞接着就动员他妹夫回头继续喊话，没多大功夫，又有六七个士兵跑了过来。”[38]这样的叙述虽不免主观修饰的痕迹，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能够利用士兵间的地缘、亲缘关系成功瓦解敌人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阎锡山方面也有意在解放区开展类似的活动，但绝大多数百姓并不愿再回到之前的状态。追随阎锡山者仅剩少数胥吏和地主，这些人受阎氏恩惠最多，对共产党的到来最为不满。在阎方特务的纠集下组成还乡团在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抢掠商民，杀害我(中国共产党)地方干部”。[39]保障民众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关人们参与动员的勇气和决心。

三、生活保障与民众归附

动员的目的是为战争服务，关键还要将民众的认可转化为实在的人力、物力支持。不过，意愿转化为行动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容易，风险和利益考量过后人们还是会有诸多后顾之忧。保障民众生活虽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动员技术，但确是整个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节。
生存是人们考虑的头等大事。无论是参军入伍或运送军需，由民变兵，生命危险系数陡然增加。一场战斗下来“遗弃之尸，臭不可闻”。[40]战争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威胁，更有心理上的恐惧。即便在解放区后方，危险的氛围似乎也没有减弱，战役初期有些群众“大早上不敢上地，黄昏前赶快回家，晚上闭门不出”。[41]太原城内恐惧情绪弥漫更甚。守城者多数来自各地败军，“部队组织复杂，军心悲观涣散”。[42]由于困守孤城，兵员枯竭，粮食难济，“阎军士气更加低落”。[43]战勤抽丁多来自政、工、商、学等行业，这些人平时鲜做体力劳动，推向战场难堪大用，普遍“颇属失望，情绪至感不安”。[44]
客观而言，战争造成破坏和损失在所难免，但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民众、爱护民众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必须把民工当作一种短期的义务兵役制性质的队伍去建设，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长期的具体准备工作”。太原前线联勤部要求各连队组织民工在“防空、行军、宿营、利用地形和绑卸担架”等方面经常性地训练、演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他们的自我防护能力。[45]据统计，战役初期作战伤亡民工1070人，而在总攻阶段这一数字骤降至26人，这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训练和保护民工是分不开的。[46]针对敌人在解放区的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前线附近建立封锁区和岗哨严防敌特活动，组织群众成立武装自卫队。[47]相比之下，阎锡山对待民工就显得不那么“仁慈”。城内青壮劳力全部被收编参战，“战事劳务相当繁重，每隔一天甚至每天都要上前线”。如此竭力征用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范围，不少壮丁不堪重负，设法逃出，有些人甚至是屡次被抓回又屡次出逃。[48]对于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群，阎锡山方面非但没有保护，甚至要将他们驱逐出城。太原市政府曾安排将十万老弱妇孺疏散出城以减少粮食压力。[49]他们视壮丁为工具，视平民如草芥，弃老弱如敝屣，这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众的态度有霄壤之别。
民众的生产生活同样需要关照。在解放区，土地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有论者指出尽管土地改革对农民参军有正面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有必然的联系。[50]而且不同时间、区域的土地改革存在差异，土地改革与参军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以太原战役为例。1948年11月15日晋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的决定》，标志着该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始。1949年3月，为了春耕生产、备战总攻，晋中土地改革告一段落，迟至1949年冬才重启工作。[51]也就是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短短三个月恰好是太原战役停战对峙的三个月。晋中党委总结此次土地改革的不足时谈道：“一方面正是战事紧张阶段，因而影响到土改；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南调干部工作任务也较大，影响到干部的思想情绪。”[52]在这里，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同样没有自然的联系。在战情紧张、可调派工作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兼顾。最终土地改革让位于战勤，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胶着战事中权衡取舍的结果。
既然没有吃下土地这颗“定心丸”，又是什么原因能让农民安心依附共产党呢？实际上，人的幸福感不仅来自物质生活的丰富，更在于心理感受上的满足。在照顾群众生产生活方面，中国共产党考虑得极为周到。一方面，动员时充分考虑农民生产。1948年的秋收季正值征兵任务紧迫之时，即便如此晋中党委仍致信各分区“考虑到生产，允许时间延至秋后”。[53]次年春天，晋中党委又下令春耕期间暂缓战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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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力。[54]另一方面，照顾民众的生活需求。民工生活委员会即是为保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工具损耗及时修补，寒冬时节添衣加帽，有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尽可能改善民工伙食。[55]诸如民工伤病员的住院、人畜的医药费用及其他临时发生的许多问题，同样会适当及时地解决。[56]战时物资紧张，民众的物质需求不可能一一满足，作为弥补，党员干部会更多地在情感上给予他们关心和慰藉。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在这方面共产党人无疑是擅长的。
当同样的问题摆在阎锡山面前，他只是在一次次的讲话训诫中，让民众“忍耐和苦撑”。1948年5月阎锡山实行名为“平民经济”的战时经济体制后，太原城内居民生活每况愈下。以工人为例，工资原先是按麦价折钱计算工资，加班工时正常取薪。实行“平民经济”政策以后，一半工资以贱价的小米计价，加班工时另设限制，还时常拖欠不发。工人间流传着顺口溜：“米麦各半，加工另算，打(碎)灯泡罚你四万，你要(鸣)不平，送你前线打仗。”[57]阎锡山方面的军需仰赖于城内各工厂生产，工人理应是当局最应关照的群体，但是随着战事进展，工人待遇不升反降，将近一半工人被送往前线或被裁，还有很多工人被迫逃往城外，有人甚至说“八路军快来为好”。[58]阎锡山方面囿于战守，一味索取民财而未加补偿，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已然散尽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妇孺皆知的道理阎锡山并非不晓，他甚至为此专门编写过《取得民心政治课本》，指导官兵如何同民众打交道。[59]实际效果却是南辕北辙，可见阎锡山方面不是不做，而是做不到。滥收滥征，政令不通，应是统治集团内部腐化和分裂的结果，我们不妨深入其组织内部再一探究竟。

四、组织发动与民众聚合

“动员”一词最早被用来专指调集人力物力用于战争，这一概念经过流变被运用于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组织”始终是动员的核心内容。将动员客体组织起来既方便管理，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太原战场上，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都十分注重利用组织发动民众。
1948年7月，立足晋中不久，中国共产党便着手准备民工民兵参战组织。当时规定，各村凡适龄劳力按年龄分别编制，由党支部领导负责组织民工民兵连排组织。[60]村里组织完毕后由各分区统一调度，民工分赴前线后再交由战役后勤指挥部分配。[61]随着战事推进，晋中区委为巩固组织，在各分区成立人民武装部和民工委员会专管民工工作，部队也设立相应的后勤组织加强管理。[62]妇女、儿童、老弱也被动员起来负责后方生产和慰劳等工作。[63]军需物资供应方面，部队和地方建立联勤组织统一计划，由各村负责征收并安排劳力将粮食、器材送往指定地点。[64]这套严密的支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为战争期间持续的人力物力需求提供了保证。阎锡山方面，由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动员。委员会规定：太原城内凡役龄男子，除编入民卫军者外，所有公务员、学生、工人及民商一律编为参战队，妇女、儿童和老年一律编为助战队。普通民众按街区编队，机关团体及部队后方官兵按工作单位编队，由战斗动员工作团专门负责领导。[65]为收取民间财物以供军需，省财政厅还制定《“剿匪戡乱”征借财物办法》和《“剿匪戡乱”征用款项办法》，向民间摊派征收粮钱物资。[66]男女老少齐上阵，军需物资都征用。双方采取的办法大同小异，何以中国共产党能将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阎锡山方面却难以为继？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去思考，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参与感是民众融入组织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动员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太原战役期间也是如此。当时，采用最多的办法就是开会，开会的过程也是人们参与决策的过程。兹举一例：“参战连队要将干什么好好计划，召集排长班长讨论，经过讨论一定会大大补充原来的计划，然后给队员讲解，这就可以组织发动群众去干什么，做完之后就发动群众讨论，最后要把大家讨论出来的东西进行总结，指导以后该怎么做。”[67]上级确定会议的议题和方向，交由基层干部小范围讨论，讨论结果传达给一般队员，一般队员为群众讲解，群众讨论之后总结意见再反馈给上级，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缜密程度超乎想象。更难能可贵的是，组织权力向下延伸的同时，每一层级的人群都能予组织以回应，人们与组织产生有效互动的紧密联结。反观阎锡山一方，组织化约为单纯的严密控制。晋中祁县解放后，一时间民众蜂拥而出，问及原因，群众反映阎锡山统治时人身管制极严，有许多人一两年都未出过城，即便村与村之间也不得自由来往，民众对此素有怨言。[68]人身受限，思想也受到监控。阎锡山制订了《战斗城街闾邻管制办法》，由警察系统负责管制太原城内住户遵守戒严法令，监察市民语言行动。[69]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对敌方有中肯的评价：“不会运用群众，只凭便衣侦察，且没有相当布置与计划。”[70]山西省府代主席梁化之也承认，善于组织民众是共产党的长处，己方却一直求法无门。[71]究其原因，依靠单方面的严格管控和秘密监视很难使人们从内心上融入组织，政府和民众貌合神离。
平等感是民众依附组织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素来秉承集体主义，平等是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原则。从纵向的干群关系来讲，“群众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被明确提出。太原战役期间的各类文书中，类似的提醒和告诫并不少见。如“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凡事以身作则”， [72]“认清切勿对群众有哄骗思想”等。[73]干群关系平等不仅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纪律。从横向的平级关系来看，群众组织的每一层级均可细分为若干小组，按功用可分为生产互助小组、民工行军小组等等。[74]小组采取自愿结合的方式，通常三到五人为一组，平时互帮互助使“组内互有感情”，一旦有任务则集体行动。[75]小组虽小，却不容小觑，可以将它看作是对群众的集体主义训练单位，人们在集体主义化的生活、行动中浸润，可培养出一种超脱传统人际关系之上的革命友谊。在纪律约束、组织控制、行为诱导的多重规训下，不难想象平等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浸润之深。这一点在敌方情报上也有所体现：“行军中有人落了伍其小组班长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本小组甚至本班的人如果没有替其背枪和拿东西也要受到批评。” [76]
阎锡山方面，官民分离、上下脱节，弥漫着重私而不重公的气氛。从纵向的关系来看，“官兵皆有眷属，上级图保存实力，下级求苟全性命，故遇敌即溃”。[77]中上级军官的态度最为保守，他们多受阎锡山提拔而起，对阎“只有依赖，别无出路”。即便如此，不少人或借职权之便，或散尽钱财设法将家眷安置到西安、北平等地。下级军官不能攀附权势者只得自寻办法，有的人借权贪污，发战争财；有的人早早准备当俘虏，为将来做打算；还有的人意志消沉，整天嫖赌。而为数众多的兵员，尤其是新编入的民兵民工，想要出逃者极多。[78]可见，战争期间人人自危，上下层人群的落差被再次放大。从横向的关系来看，阎锡山集团的组织同样细密。以工人群体为例，所有在厂员工要被编入规模由5～15人不等的互助团。相关章程规定团员有互助之责，服从上级之义务，并且不得参加非法团体，不得违反所在工厂利益。[79]但是相关情报反映，所谓的互助团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太原工厂真正有影响力的团体大致有三种，即亲阎锡山的同志会、亲蒋介石的三青团，以及日伪时期工人骨干组成的工委会。三个团体平时多有龃龉，有一次同志会与工委会发生冲突，前者便谎报工厂混入了共产党的伪装分子，引来特警队监视一个月之久，最终还是由厂方出面，以维持生产之名将各派骨干遣散，才平息了矛盾。[80]这些团体实是裙带关系的产物，更没有注入集体主义的平等理念，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因利益纠葛而非政见之别。概言之，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架空了组织，组织的功用被派系之争反噬。各派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不仅是阎锡山集团内部的弊病，亦是国民党派系矛盾、央地矛盾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在组织方面差距之明显，其根源可追溯到双方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党文化。要理解这一点，对思想教育层面的考察或许能得到更深刻的诠释。

五、思想教育与启发民众

动员不仅要将民众组织起来，更要通过思想教育唤醒人的政治意识，使其由被动转为主动，自愿自觉支持动员。精神之泉是永不枯竭的，只有人们内心认同政权，才能持续为组织奉献自我，成全大我。因此，思想教育对于动员者和被动员者都有着重要意义。
阎锡山制定的《山西总体战行动纲领》将精神动员与人力动员、财物动员列为总体作战的三大任务。其中的精神动员就是要“唤醒民众，紧密政治空气，鼓励士气，提高战斗情绪”。[81]无独有偶，战场另一边的中国共产党亦着力于此，称之为政治工作或思想工作。晋中后方指挥部关于民兵民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自始至终要贯穿一个内容，就是参战自觉。其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其自觉自动的参战。”[82]双方的思想教育都是以鼓动民众支援战争为中心，但迥异的意识形态使其在具体实践中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阎锡山最为重视干部的作用。他多次在训话中讲道：“想要介绍我们的主张，非说还能行吗？我们的组织，不是法子不够，是同志们说的做的辛苦不够。”他鼓励干部“争取人同情的说，与农人锄禾苗一样，说的遍数愈多愈好”。[83]由此自创了“种能干部”的说法，寓意干部像种子一样播撒民间，传播政治思想教化民众。[84]他还讲道：“人事上表现种能，只有说化”，要让说化产生功效，关键还是看干部，“事在人为，干部决定一切”。[85]阎锡山寄厚望于干部，但事实上也正是干部们人浮于事的态度，使“种能说化”的美好愿景化为泡影。尤其是战役后期，大多官员自感自身难保，至于思想教育民众之事，敷衍塞责，草草了事。时任兵站副总监的杨彬回忆：“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打仗。别的简直无事可做，各闲散部门的一些人每天都是抽烟看报，聊天打听消息，说一些风凉话，这些人坐吃军粮，不但增强不了守城力量，反而影响他人。”[86]所谓的精神动员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的思想教育不但做得深，而且做得牢。“经常分析与研究民工的思想变化”，“深入及时地了解民工情绪，分析民工思想动态”。[87]不仅把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党还要求干部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思想教育。“要适应战争情况，随时讲解，随时鼓动，随时检讨，随时表扬批评，随时总结”。[88]五个“随时”传神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之精细严密，这一点在阎锡山方面的情报中也得到了印证：“小组会检讨每日必召开，检讨每个人的思想及行动，实行集体汇报，不拘形式”，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动员工作做得足够”。[89]如此持续的、高强度的思想工作，只有具备严密组织性和践行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
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之高效，阎锡山早有领略，他说：“共产党会迷哄人，他叫这为大辛大苦的转生，能把一个人在一个月内的教育中变化了，变成个和蔼谦虚，脸顽(伪装欺骗)，多说的人。”此番话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细节——经过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后群众变得能“多说”。这得益于共产党长期以来有意引导群众在学习中自发讨论。讨论的作用不在于提出意见，更像是提供了一个思想碰撞和转变的场所，在统一的思想标杆下，人们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内心自我说服的过程，最终使错误的思想被清除，人们的意见趋于一致。对这样的效用中国共产党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完成任务怎样，互助团结怎样，纪律遵守怎样，学习怎样，具体的还是群众自己讨论为标准，群众讨论实际上也是群众自己动员自己，明确努力方向。”[90]相比之下，阎锡山提倡干部“多说”，以“说化”为重任；中国共产党则鼓励群众“多说”，以群众讨论为重心。相比前者浮于表面的空洞说教，后者深入内心的自我启发显然技高一筹。
两党不同的政治氛围注定了这种分野。中国共产党太岳区委党校的一份文件写道：“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与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内部严肃纪律、保持活力的关键举措。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民主精神、自由发言、科学严肃的空气下进行”，这样的氛围由党内延伸到党外，自然为发动群众讨论创造了适宜的环境。[91]这是国民党和阎锡山集团所不具备的。阎锡山培养了一批追随多年的部下，在用人方面“不光与共产党有牵连的要杀，即和国民党稍有瓜葛也要撤换与迫害”，省府成为阎氏的“一言堂”。[92]到太原战役时，城内许多高干自感“吃了老阎一辈子饭”，处处对阎锡山表现忠诚，实际上阳奉阴违各行其是。[93]“蒙骗谎报，匪情无法明了，综其不能不作战失败”。[94]如此紧张局促的政治氛围，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民众更无畅所欲言的空间。
综而观之，相比阎锡山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更贴合民众实际情况、注重民众自我启发、能落到实处。这归功于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先进政治文化：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效率优先的落实机制等等。这些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显著标志，也是它能更有效地动员民众的关键所在。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特殊的政治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一脉相承的结果，更是它在革命和战争的洗礼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独特创造。

结语

政治动员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大规模地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这一优势在战争时期成为各政党保证军需、增加军事实力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太原战役时这样描述道：“我们进行的是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战争，而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都是人力和大车牲口，往往因弹药粮食、器材供应不上而影响整个战斗的胜利。”[95]动员的成功与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负。
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杨诚和赵瑞在解放军队伍里观察到：“从榆次出发，沿东山北进30里，进入了两山夹谷的凹道里。凹道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都是农民装束，人背驴驮，往前线运送粮弹。有的携带锄头铁锹，椽檩木板云梯，还有棺材，熙熙攘攘，如趋闹市……我俩从支前盛况和民心向背，看到未战先胜的前景。”[96]目睹过太原城内民心涣散，再看到眼前这一幕，杨、赵二人难免惊叹。盘踞山西38年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何轻易失去民心？客军入境的共产党何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赢得民众的支持？
阎锡山的失利，非动员之力不彰，动员之技不利。他号召民众“总体作战”，干部深入基层“种能说化”，可见阎锡山为动员民力守卫太原煞费苦心。具体操作层面，既有管控舆论、改造戏剧、张贴标语的全方位宣传；又有集中民力、分类编组、个别领导、集体发动的严密组织制度；还有集体教育、分组讨论、奖优惩劣等多种教育方式。诸多动员手段与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十分相近，阎锡山好似偷来了中国共产党动员方法的秘密药方。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他们之前的纠葛经历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创建根据地后，从红军东征、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阎锡山与共产党时敌时友、战战和和近15年。其间既有创建牺盟会开辟统一战线的合作，又有冰炭难容、兵戎相见的对抗，彼此已相当熟悉。王奇生曾做过中肯的评价：“在地方实力派中，数他(阎锡山)防共最力，师共最多，也数他对中国共产党了解最深，亦因此‘惧共’之心最强。”[97]阎锡山既羡慕又惧怕共产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希图师“共”长技能以制“共”，却始终是得其形而未得其神。
仅仅从政策、技术层面分析其原因是远远不够的，从动员与民众的连接之处方能见微知著。动员是环环相扣的体系，随着战事的推移，政治与民众之间呈现着交相影响的复杂图景。动员者以政治宣传换取民众初步认可，在生存、生活等方面加以保障，解人们后顾之忧。尔后，以扎根基层的精密组织聚合民力，以紧实严密的思想教育启发民智。一波又一波的集体活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洗礼，动员民众的同时也是民众向心动员的过程，最终政治与民众融而为一，动员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迥异的组织能力、政治文化使得它们极为相似的动员方式最终在实践中走向异途。中国共产党是有着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它的动员能扎根基层，深入群众，落到实处。其思想高度统一的政党文化以及强调平等、民主的政治氛围，能够将群众紧紧吸附在党组织周围，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反观阎锡山集团内部政务不修、派系林立，干部之间虚与委蛇、互相推诿，许多官员利令智昏，见大事不妙便各打算盘，作鸟兽散。大小官员置民众感受于不顾，官民关系愈发疏离和紧张，民众动员常常停在纸上、落在会上，到头来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统治集团内部自身腹心内烂，诸多政策无法下达基层，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这样的画面不啻为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的真实反映。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国民党实行“清党”，此后民众运动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组织化约为监视和控制，民众动员有名无实。阎锡山集团和国民党虽不能等量齐观，不过就这一点来讲，二者实为一途。中国共产党则将充分发动群众的理念延续下来，经历过革命和战争的历练，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群众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动员民众已有丰富的经验，敢于信任群众，能够爱护群众，善于发动群众，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日后大国执政党应有的自信与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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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红沟机场是阎锡山当时专为空运粮食而修建的机场，在解放军的火力监视下大部分飞机难以降落，只得空投物资。据解放军某炮兵部记录，该机场1月份敌机来往255架仅降落26架，2月份来往404架仅降落30架。此外，空投物资的精确度不能保证，时常被解放区军民获得。参见《华北晋中军区司令部战斗通报、各部战斗结果》(1949年2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4/0004/0005；《华北晋中军区司令部二月份战斗通报、战斗伤亡人员消耗弹药统计表》(1949年3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4/000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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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9年1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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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共晋中军区党委关于太原战役的总结》(1949年6月22日)，太原市档案馆编：《太原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另，此处战情统计尚不包括逃亡者，据估计至1949年4月敌军投诚逃亡数字总计上万人，参见《太原前线总前委关于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1949年4月3日)，太原市档案馆编：《太原解放》，第67页。
[24]《晋中军区武装部关于太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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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民工参战工作简要综合报告》(1949年6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4/0006/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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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太原第二阶段民力调用配备计划及民力工作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2月2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5/0004/0001；《晋中军区武装部关于太原战役民工参战工作简要综合报告》(1949年6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4/0006/0013。
[88]《晋中后方指挥部关于民兵、民工的工作指示》(1948年9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5/0008/0011。
[89]《晋中保卫战中投诚及战俘人员谈话纪要》，山西省档案馆藏旧政权资料：I163/6。
[90]《晋中后方指挥部关于民兵、民工的工作指示》(1948年9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5/0008/0011。
[91]《太岳区党委党校关于复查思想纪律处分动员提纲》(1948年1月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12/0009/0047/0004。
[92]《太原阎匪情况》(1949年3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旧政权资料：B234。
[93]《太原市公安接管组、晋中公安局关于太原敌伪近况的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3/0014/0001。
[94]《杨达李汇川电蒋中正三十六师失利情形与太原作战失败原因》(1948年8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332/053。
[95]《晋中人民武装部关于太原战役民工参战工作简要综合报告》(1949年6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047/0004/0006/0013。
[96]杨诚：《从被俘学习到太原前线喊话》，山西省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六卷，1999年，第186页。
[97]王奇生：《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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