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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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5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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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1936年的绥远抗战，轰动一时。此役起也快，落也快，从11月中旬打响，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过去有关档案披露得比较零散，因此关于此役如何发生及经过情形，何人主导，何方参与，乃至结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傅作义受中共宣传影响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认为战役乃由蒋指挥，并有中央军直接参战者。[1]由于绥远战役打响后蒋急匆匆赶赴西安，结果遭遇事变，绥远抗战亦停止于同时，于是也就有了关于西安事变是否影响了绥远抗战进行的猜测。而随着台湾蒋中正档案和阎锡山档案相继开放，绥远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一事已经证实，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贡献颇大，惟已有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意图的说明尚嫌粗放，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歧。[2]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再综合徐永昌日记，以及阎锡山和蒋介石个人档案，做另一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对解释和澄清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对蒋介石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的说明，能够更为准确。
绥远抗战之酝酿
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后与其达成“大滩口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继占据中国东北三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实行自治，为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强烈野心，而日本官方这时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正在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一向坚持“攘外必先安

公车上书中国历史故事

内”，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期待的蒋介石，已不得不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苏接洽，准备万一了。[3]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4]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5]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6]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7]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所以，蒋深信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绝不会眼见日本的阴谋得逞而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蒋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8]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搖，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9]
蒋此番布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10]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11]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征麟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12]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为此甚至告诉阎锡山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13]
当然，身为军人的蒋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够消弥战祸。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14]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15]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但随后外交部报告的消息却说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明确表示，绥蒙问题全由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过去敌视绥远守将傅作义，近已改变态度，“有意与之妥洽”，故绥远冲突，“日本军队不会加入”。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国这时恰好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蒋介石顿生联想，不仅要阎增兵防敌进攻，而且主张应主动出击，乘机予敌以一大打击。

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解释说：“英俄借款签约，此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应犹豫，是因为“川越由间接恳切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彼中央軍部意旨，決无令其日軍参加作战或侵入绥远之意，以弟所见，其言颇有价值，足供参考也。”换言之，蒋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绥远敌扰的千载一时之机。过去之所以对察绥叛乱之武装不能彻底兴师剿灭，除重视不够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华北事变的经验，担心引起日军的干涉。如果关东军真的有此态度，加强绥远兵力，乘机采取攻势防御，要沉重打击德王等伪军，自然不成问题。只要一举将其击痛，必能使其短期内不敢进犯，绥远就可以保持一长时间的安宁。他因此告诉阎锡山称：“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实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16]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据阎电称：“此间自前次接奉钧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17]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力仍旧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其电称：“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征麟）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18]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000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之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19]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20]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21]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亦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22]
绥远抗战实行之幕后
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協定；丙、取消冀东伪組织；丁、取締走私；戊、取締日机之自由飛行。[23]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渠、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24]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25]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之严重。10月5日，蒋回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彼要求华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事威胁乎？”[26]蒋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27]，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勢转变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者亟待妥商，請派重要同志來京商決一切”。[28]
实际上，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多为好消息。就在蒋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九月二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29]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贞到化德每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和丰宁集中了三个联队，且送了五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30]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显然倾向于相信这些只是日本关东军的越轨行动，因而更乐于相信关于日本政府态度的情报，相信还有与日本政府取得妥协的可能。只要谈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会约束关东军。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对纷至沓来的有关绥远形势紧张的情报明显不如7月时的反应积极。他虽然也督令军事委员会研究援绥方案，同时却电告阎锡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见饬属准备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变化如何再定行动时期。”[31]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他没有想到，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蒋对此显然颇感意外。他除声明“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32]会谈结束之后，蒋明显地开始改变方针，决心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他通知阎锡山说：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三千人十日内将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绥西后即会合袭击绥东，要阎务必“严密注意，并切实防范”。[33]几天后，鉴于张群与川越的交涉仍旧完全不得要领，蒋介石更进一步加紧策划对绥远的军事行动。12日，蒋介石决定抽调汤恩伯部三个师应援绥远，并电汤恩伯立即与阎、傅联系部队行进问题。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蒋甚至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注行动。[34]
然而，10月18日傅作义的报告似乎显示日本关东军真有介入绥远战事之可能。傅电称：日本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转托关东军军官西峙及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前来绥远见傅，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本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空气。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据此，傅作义断言：“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决不放弃。默察大势，短时或将发动”。而傅作义的估计是必须增加兵力准备对日。他声称：“我之向日以蒙伪为对象之准备，似有速研改变，另作有力布置必要。”最好能够改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车”，以应大战之需。[35]
关东军真的会卷入攻绥行动？蒋对此不能不深感担忧。他特地于20日要张群转告川越：日方应约束关东军，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否则必将会影响南京外交之进行。[36]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征麟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37]
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但蒋介石始终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此，蒋介石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21日，蒋致电阎锡山，重提在绥远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的建议。其电称：“本日岳军（即张群－引者注）与川越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二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但击破匪军之后，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并望于一星期内出击，则不致失机。再迟恐反被攻矣。”[38]蒋介石断言，此役若能一举击溃其匪伪，使倭军增援不及，则其侵绥企图，受此打击，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阎锡山等人的看问题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是越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年，于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白灵庙附近之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39]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對匪伪軍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面商一切”。[40]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以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疑。阎锡山等人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而主动向察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之局，乘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二来大战一起，晋绥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故他们的意见是：“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41]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乘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加紧准备攻势。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称：我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藉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进攻），较为有词（可藉）。”[42]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电致傅作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43]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44]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45]
伪蒙军的大举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一一反驳以外，特告阎锡山：“彼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46]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伪蒙军“开衅之先声”，因而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应付。[47]但他依然坚持要后发制人。傅作义11月7日与赵承绶联名电阎，主张：“绥东必出一战已无疑义，推敌袭我之期约为真日，我与其被动应付，不如机先袭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戢敌之正式侵犯，似属一主动制胜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积极准备。”[48]阎锡山却不为所动。其复电称：“匪在必动，我宜立于主动地位，俾制机先，所虑甚是。惟主动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计划之下，适时机动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动地位。现下我军尚未集中完了，动后即不能自止。目前纵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后对他方面应付又陷于被动。再我军处在内线，故应努力在内外线利害转换上特别活动，目前似不宜远出，致失有利之形势。动后即将我计划暴露，若对一部之敌暴露我整个计划，以属不宜。希仍积极准备，俟其正式侵犯时，再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49]
就在蒋、阎、傅还在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之际，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15日，伪蒙军更正式开始对红根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据傅作义15日报告称：“日已向我紅根尔图开始进攻，并用飞机大砲轰击。”他建议：“战端既开，我应換得主动或机先制胜之势，对白（百）灵庙似应奇袭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蒙准行，职當相机而行。”[50]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豫。他随即电告傅作义称：“敌已进扰，我应以机先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但他仍主慎重，强调：“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再相机办理可也。”[51]
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即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徐永昌坚持不可急于做进攻的决定。他提出：一、我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令伪匪由庙方出扰，毕竟德王尚未公开向中央挑战；二、攻百灵庙是否将云王府攻在内，因云王府即在百灵庙左近，而攻云是否即是攻达尔罕旗；三、能否以三几团人一攻即下，百灵庙日来布置虚实如何亦未侦察清楚，况此时绥远左近兵力能用于袭击百灵庙者不及一团，故应先请傅作义切实调查清楚，并告以上项顾虑，得其回电后再为决定。但面对伪蒙军大举进犯，与会多数亦不敢掉以轻心，阎锡山犹豫再三，还是主张转请蒋介石来做裁决。[52]
蒋介石得到报告，其态度一如既往。他当即回电，毫不含糊地表示：“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進取，对外交決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53]蒋既有令，阎锡山虽心存犹豫，但亦照转给傅作义，只是提出：“我意袭击百灵庙，须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当日完全占领。否则，必多顾虑。希仍详侦熟计，俟汤、门两部集中完备后再相机进行可也。”[54]

17日，为坚定阎锡山等抗战决心，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太原。临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与川越大使谈判中的外交部长张群的来电，内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海大使馆外交官员都明白表示，对察绥事日军并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国尽可迎击。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坚定了蒋的信心。他特地要张群叮嘱日方，中国政府将对绥东事件做具体调查，并将给伪匪部队以痛击。电称：“对于绥东发生之案，我方态度似宜先须查明蒙伪军攻绥之真相後，方能再定与川越续会之時期示之。并非正式声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則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決不容蒙伪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決心等意示之。”[55]
17日傍晚，蒋介石飞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阎锡山主持的会议，详谈日方态度和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最终说服了与会者，并确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三地之敌的方针。蒋随即电令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使空军做好参战准备，派轰炸机和驱逐机各一大队，以洛阳机场为出发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后参加百灵庙、商都、张北三地之进攻作战。称“张北与商都百灵庙各敌皆无空防，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则必可与其一最大打击。”[56]
18日午后，蒋介石返回洛阳，仍继续不断去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强调“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鉴于傅作义要求出动空军支持，蒋亦承诺“空军三日内即可在洛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57]
不意，傅作义于19日电告蒋称，进攻红根尔图之匪被我击溃后，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队，故袭击商都时机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灵庙，再行酌情夺取商都。[58]傅作义进而加紧制定夺取百灵庙的作战计划。两天后即通知阎锡山并报蒋称：“职已完成袭取百灵庙之计划，预定敬（24）日袭夺”。[59]蒋对此甚感欣慰，他除详询部队行动情况与具体步骤外，仍然提议同时夺取百灵庙和商都为好。他在给阎锡山的复电中说：“对商都与百灵庙二地无论为正攻或佯攻，皆以同时并攻为宜，并须准备充分兵力，而炮兵阵地应预防敌之唐克车在我侧背抄袭，故炮兵掩护阵地与掩护部队又应充实。若能利用夜袭出其不意，则成功之胜算更大，务严令前进部队之行动特别秘密与迅速也。”[60]
这时，中央军尚未到达绥远前线。以晋绥部队已有兵力，攻一百灵庙尚可，同时进攻商都几乎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即使进攻百灵庙，当傅作义要求蒋为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和攻击帮助时，蒋的态度也与前大不相同。因为他发现不仅空军准备尚未就绪，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飞抵战场上空，而且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空军上，也远不如早先预想的那样简单。阎锡山、傅作义坚持空军必须给予支援，而空军毛邦初等则强调若现在就暴露我空军实力，以后对付敌人空军反会不利。结果蒋亦只能劝说阎、傅暂时不必坚持空中掩护与支援。在蒋看来，只要日本关东军不会马上介入，晋绥军对付伪蒙军实已有余。为此，蒋介石再三向二人通报日方不会介入战争的消息。称：“据许大使来电略称，外务省无决裂意，海军亦然。中央军部如无新刺激，尚无全面决绝痕迹。绥事日方朝野舆论皆称系我国内政。我方宜向绥远以讨伐内政名义，严厉痛剿。一面搜集铁证留为交涉之资料，一面勿为过于挑动刺激之言论”。[61]蒋同时通报说，日本外务省已公开表示：“绥东战事純系中国在其本国领土內之国內事件，不致影响滿洲之安全。中國政府处此种情勢，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參加防击內蒙军，日政府亦觉无反对之理由”云。“绥东战事純系中国国內件，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蒋据此判断称：“无论热河川岸旅团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战线，皆为將來问题。然以中判斷，彼必不敢加入，以其一個旅团參加无济于事也。此時我军应即照既定计划迈进，方得化險為夷也。”[62]
阎锡山对蒋的通报却不以为然。刚得到蒋介石的通报，他就电告蒋介石，说：“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唐克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鈞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63]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会有相当困难。故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经费的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反复劝说之后，仍无法使阎锡山痛快出击，这不能不让蒋大为不快。
不过，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旅还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预定计划，一举袭取了百灵庙。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64]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

绥远抗战的意外终止
顺利地拿下百灵庙，蒋介石更加相信伪蒙军不堪一击，因此力主傅作义再接再励拿下商都和张北，以给伪军致命打击，以便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使其不敢再行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蒙古独立。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没有因为百灵庙大捷而特别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65]
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东军发出通告谓：“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此则通告显示对商都，特别是张北发动进攻，将冒相当风险。虽然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表示：“际此大军进剿，当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66]但实际上阎锡山等人还是忧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确表示：“在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燥。”阎锡山更顾虑到蒋介石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商（当）设法阻止之。”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时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纔好。”[67]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68]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他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准备必要时正式宣布。[69]同时，蒋密告南京中央的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之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他并致电河北秦德纯等，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乘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以防万一”。他进而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称：“对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70]显然，蒋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式。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轰炸。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行。”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71]对此，阎锡山亦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固守亦是问题。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见分歧，蒋介石亦无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陈诚前往劝说并督阵，一方面再电阎锡山、傅作义，强调：“对出击商都计划，能否于明日轰炸商都时同时实行俾易奏效，无论商都占领或放弃，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不能不铲除淨尽，如不便驻守，則占领即焚燬，再令撤回綏境亦可，否则绥边仍不能久安。又对于南滦堑匪巢亦应同时扫除也。”陈诚到后，亦极力说明蒋之意图。但徐永昌等坚持攻商都有弊无利。称：“纵使攻下，所得甚微，万一惹起真面目战争，则有违我忍辱初衷。”陈诚表示：“取得商、张，亦延岩（宕）战期之一法”。徐终不以为然，并反问陈诚：“宋（哲元）、韩（复渠）之无准备，山西准备尚差，设有战事，中央军能进平津或津保之线作战乎？”在阎锡山、徐永昌等看来，“日人为准（备）与苏俄战，所以设法避免与中国真面目战。”中国有什么必要自己找着和日本打仗？因此，他们对百灵庙大捷后，来自社会的呼声与压力，尤为反感。称目前“国力不充实、准备太不够，共党仍在横行，日人正无忌惮，我政府年来努力团结、努力准备，且努力忍辱，此正难能可贵，而社会舆论却遇事指择（责），故事攻击，必使旦暮决裂，俾狙日军阀之心以为快。”负有政治责任者，断不应因之而动摇。[72]
26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坚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從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否则绥远決不能安定，弟意南滦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不得已，阎锡山当天傍晚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与会者一片反对之声，直要陈诚去电洛阳，劝蒋介石“从长计议”。陈诚自然表示拒绝，并讥讽山西人不够勇敢。但阎锡山不顾陈诚的反对，自行起草电文，坚持拒绝进一步发动对商都的大规模进攻。
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亦无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73]而在公开场合，他却不能对这种地方实力派领袖有所指责。蒋在27日给陈诚的电报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为了阎锡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还要表示毫无强人所难之意。其电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引者注）等屡此之声明，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自无问题，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74]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几乎同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了谈话，威胁说“内蒙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对此，蒋的态度依旧是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还是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其必不敢因此对我开战。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特别是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也很坦率，即“余意为不惜与日实时开战，或决其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75]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锡山还再度向蒋通报了他所得到的日本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称“据报某方军队約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多，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达。”[76]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77]当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了。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应。阎锡山态度如此，蒋介石亦无法可想。绥远抗战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闪即逝。整个战役中值得提及的，虽还有红根尔图的抵抗以及大庙之乘势占领，但真正产生影响并具有军事价值者，实仅傅作义部袭取百灵庙一战而已。

12月2日，虽然百灵庙争夺战一度大规模展开，但注意到张学良要求援绥抗日，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亲自驻陝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78]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意外地停止下来。[79]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
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主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计算，权衡利害。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做敢当，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出现突发事件，蒋都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经历了东三省、热河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決心，隨時牺牲或可避免战爭，（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80]

[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吴相湘编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45－249页。
[2] 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印行，第474页；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第279－280页。
[3] 有关蒋介石1935年秋终秘密接洽苏联，密谋与苏联缔结互助军事协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版。
[4]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133页；《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电》，1936年2－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36页。
[6] 蒋介石至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第376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89－1690页。
[7] 《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
[8] 同前引，《困勉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
[9] 《蒋中正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5月2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371。
[10] 《困勉记》1936年6月29日条。
[11]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33页。
[12] 《阎锡山上南京蒋委员长长密元电》（1936年7月13日）；《绥远傅主席简密删酉电》，1936年7月15日，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93－1695页。
[13] 《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七月世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42－244页。
[14] 《蒋中正致广州陈参谋长诚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3日条。
[15] 《蒋委员长致傅宜生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4日条。
[16] 《张炽章报告与川越大使及外务省洽谈情形》（1936年8月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国交调整；《蒋委员长致阎锡山八月灰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2），第248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728。
[17] 《阎锡山致牯岭蒋委员长密阳酉电》（1936年8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32页。
[18] 《阎锡山上广州蒋委员长密有午参电》（1936年8月25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98－1799页。
[19] 《绥远傅军长简密未保联参电》（1936年8月1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69－1772页。
[20] 《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16日条。
[21] 《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25，30日条。
[22]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1日条；《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
[23] 转见《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4] 转见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6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34－139页。
[25] 《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25日条。
[26] 《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
[27] 《蒋介石接见川越茂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同前引绪编（三），第675页。
[28] 《蒋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42。
[29] 《南京戴笠致牯岭蒋介石电》（1936年10月1日，3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陆）卵翼傀儡，25036704，25031177，25010532，25010539。
[30] 《绥远傅主席涵密申参电》（1936年10月3日）；《绥远傅军长作义好密肿戍参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865－1867页。
[31] 《南京蒋委员长密鱼申侍参京电》（1936年10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869页。
[32] 参见臧云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33] 《南京蒋委员长中密虞高一电》（1936年10月8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1961－1962页。
[34] 《南京蒋委员长中密文高一电》（1936年10月12日）；《李子范篁密删电》（1936年10月1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1975－1976，1985－1986页。
[35] 《阳曲阎锡山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6年10月18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部分（陆）卵翼傀儡，25027472。
[36] 《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20日条。
[37] 《蒋中正致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10月20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92。
[38] 《蒋中正致太原阎副长委员长马电》（1936年10月21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1000。
[39]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3页。
[40] 《南京蒋委员长中密马午侍参京电》（1936年10月21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1997页；《蒋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23），25，2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028。
[41]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4页。
[42] 《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江申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51页。
[43] 五项要求包括：：一、请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即日归还察哈尔省，并归本会管辖；二、立刻解除对百灵庙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立即归还今春被诱骗叛变的原百灵庙保安队携去之武器弹药；四、即拨付四十万元以为蒙政会清偿债务；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人员及贵省袭击梅力更召之官兵，请一律拿解百灵庙，以便法办。
[44] 转见《绥远傅主席代密微戌电》（1936年11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79－2088页。
[45] 转见森久男：《德王の研究》，日本爱知大学国研丛书第3期第3册，创土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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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行，第144页。
[46] 《绥远傅军长皋密歌戌参电》（1936年11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98页。
[47]《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好密虞已参战电》（1936年11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98－2099页。
[48] 《绥远赵司令傅主席皋密鱼未办电》（1936年11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06－2107页。
[49] 《阎锡山复绥远傅主席赵司令简密虞申参电》（1936年11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05－2106页。
[50] 转见《南京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1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4。
[51] 《阎锡山复绥远傅主席涤密铣午参电》（1936年11月1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64页。
[52]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3页。
[53] 《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1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69。
[54] 《阎锡山致绥远傅主席涤密已参电》（1936年11月1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67－2168页。
[55] 《南京张群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812；《中正致南京外交部张部长电》，1936年11月1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76。
[56] 《中正致南京航委周主任至柔电》（1936年11月18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186。
[57] 《洛阳蒋委员长中密皓已机洛电》（1936年11月19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04页。
[58] 《集宁傅军长赵司令夙密效酉三参集电》（1936年11月21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42页。
[59] 《集宁傅作义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9日）；《归绥傅作义电洛阳蒋》，1936年11月21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2，25041031。
[60] 《中正致曲阳阎副委员长马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219。
[61] 《洛阳蒋委员长密养酉侍秘洛电》（1936年11月22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363－2364页。
[62]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11月22日条。
[63] 《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23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28。
[64] 《阎锡山致洛阳蒋委员长、南京林一子、范芷青等电》（1936年11月24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89－2290页。
[65] 《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国密电》（1936年11月25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94页。
[66] 《洛阳蒋致南京外交部张部长群电》（1936年11月23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71册251241。
[67]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7页。
[68] 《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宥午机电》（1936年11月2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309页。
[69] 《蒋委员长致张群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廿六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61－162页。
[70] 《中正致南京朱主任、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4日）；《中正致太原阎锡山归绥傅主席电》（1936年11月24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第271册，251250，251259。
[71] 《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25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27。
[72]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8页。
[73] 《困勉记》第39册，1936年11月26日条。
[74] 《蒋委员长致陈诚十一月感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第294－295页。
[75]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500页。
[76] 《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1936年11月29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316。
[77] 《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9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320。
[78]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12月2日条。
[79] 西安事变发生第三天，即12月15日，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首脑召开会议，以谴责张学良囚禁蒋介石为由，发表了停战通电。其对绥远傅作义部的进攻遂告停止，绥远战役亦因而中止。森久男前引书，第147页。
[80]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2日条；《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1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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