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玉门枣”:丝路“远方”“名果”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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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玉门枣”:丝路“远方”“名果”象征

摘要：

“玉门”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和文化地理坐标。“玉门”与“玉门关”也被看作丝绸之路草原通道交通的重要界点。在关于汉代历史文化的文献记录中可见“玉门枣”,相关信息具有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人对于西北远方世界的认识。作为丝绸之路的“远方”“名果”,“玉门枣”具有象征性符号的意义。与“西王枣”“西王母枣”具有神异关联的“玉门枣”传说,体现出有关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记忆。相关文化现象,值得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有关“玉门枣”的历史记忆见于汉代历史文化的文献记录中,相关信息具有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人对于“玉门”的认识。玉门,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关口。“玉门”亦作为中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界,作为世俗世界与神仙世界的交界,是显著的文化地理坐标。“玉门枣”传说发生于汉代以后,以汉武帝时代为背景,可以看作西汉张骞“凿空”事业的历史记忆的片段遗存。“玉门枣”故事的发生,或许有玉门以西方向传入“枣”之历史真实以为背景,相关文化迹象从一个特殊侧面反映了丝路交通条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值得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一、 上林苑“玉门枣”与汉家宫苑中的“殊方异物”收聚

《西京杂记》卷1“上林名果异木”条写道:“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者。”[1]34“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1]35其中信息不仅有植物学的意义,也有文化史的意义。所谓“草木名二千余种”中,列有果品“梨”“枣”“栗”“桃”“李”“柰”“查”“椑”“棠”“梅”“杏”“林檎”“枇杷”“橙”“安石榴”“楟”等。“枣”列于“梨”之后,位列第二:
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西王枣出昆仑山。1[1]34
“枣七”名目,或因树种,或因形貌,或因味品。可能因产地得名的“玉门枣”名列第二。2“玉门枣”和“出昆仑山”的“西王枣”应当都来自西北方向。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卷74《果类一·枣》引《西京杂记》有关“玉门枣”的内容文字略异:
《西京杂记》上林苑名果有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西王母枣。[2]949
此处,“西王枣”写作“西王母枣”,同卷引《广志》说到“西王母枣”,又引《晋宫阙名》:“华林园王母枣十四株”。[2]949“王母枣”应当就是“西王枣”“西王母枣”。所谓“出昆仑山”,言其来路,应当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
“王母枣”“西王枣”“西王母枣”,应当都与西北方向所谓“西王母”之邦有一定关系。西汉时期形成广泛社会影响的西王母崇拜[3],是认识“王母枣”“西王枣”“西王母枣”之植物学指向不宜忽略的文化背景。《西京杂记》虽然并非可靠的史学文献,但是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到所谓“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4]3 015,而植物又有“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4]3 022,司马贞《索隐》引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4]3 028。可知,《西京杂记》的记述是有史实根据的。
“西王母枣”在后来记录中西文化交往史的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到值得重视的遗存。《艺文类聚》卷87引《晋宫阁名》关于宫苑栽植的枣树,写道:“华林园枣六十二株,王母枣十四株”[5]1 486。晋陆翙《邺中记》记载:“石虎园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6]9《十六国春秋》卷17《后赵录七·石虎下》说:“(华林苑)种名果奇花……又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华,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7]115《太平御览》卷965引《邺中记》写道:“石虎园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五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8]4 282北魏学者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说“百果园”中所植枣:“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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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3。”[9]66又如《初学记》卷28引《广志》:“西王母枣,三月熟,在众果之先。”[10]676《太平御览》卷965引《广志》曰:“西王母枣,大如李核,三月熟,众果之先熟者也。种洛阳宫后园。”[8]4 282宋人罗愿《尔雅翼》卷10《释木·枣》亦称“西王母枣”。[11]75
西来之“枣”栽植于宫苑,与当时汉帝国上层社会乐于收集欣赏四方珍物的习好有关。《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以“赞曰”形式对西汉时期的世界眼光和外域政策有所总结:
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12]3 928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而“充”“盈”于宫苑。汉家帝王的博物之好,收集所涉空间,至于“天下”“四方”。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开玉门,通西域”的进取性攻略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
前引司马相如《上林赋》说:“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4]3 015司马贞《索隐》:“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4]3 029另外还有《后汉书》卷52《崔骃传》崔骃为文,言:“远求存而良马絷”,李贤注:“远求谓远方珍异之物也”[13]1 714,《后汉书》卷88《西域传》:“(安息)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13]2 918,“(大秦)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13]2 919,“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13]2 920,都体现出“远求”“珍异”的强烈欲望。除最高权力者之外,豪门巨富也追逐这一习好。《后汉书》卷34《梁冀传》:“异方珍怪,充积臧室”,甚至“远致汗血名马”。[13]1 182中原帝国对于“殊方异物”的追求,有年代长久的传统。如《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14]2 781,《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14]3 056,《宋书》卷97《夷蛮传·林邑国》:“乘胜追讨,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是未名之宝”[15]2 378,《魏书》卷102《西域传·焉耆》言由焉耆“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16]2 266,《北史》卷97《西域传·焉耆》“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难识之物”[17]3 217,《魏书》卷110《食货志》言由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16]2 851等,都是相类同的史例。

二、 汉代饮食生活中“枣”的神秘意义与神仙世界中的“玉门枣”

“玉门枣”与所谓“王母枣”“西王枣”“西王母枣”“仙人枣”具有神秘意义的“名果”关联,牵涉“昆仑”神仙崇拜[18],并不是偶然的,值得关心西北方向交通史的学者注意。在汉代人的意识中,枣是仙人所食的宝物。《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说到仙人安期生“食枣”的故事: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4] 1 385
所谓“巨枣”,司马贞《索隐》引包恺云:“巨,或作‘臣’”[4]1 385,《史记》卷12《孝武本纪》作:“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4]455。关于“安期生”,司马贞《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4]455,张守节《正义》引《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阜乡亭人也。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4]455。可能正是据安期生故事,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枣”条引傅玄《赋》曰:“有枣若瓜,出自海滨,全生益气,服之如神”,又引《神仙传》曰:“吴郡沈羲,为仙人所迎上天。云:‘天上见老君,赐羲枣二枚,大如鸡子’”。[19]575
汉代铜镜铭文多见“仙人”“食枣”辞句。如湖南出土博局镜铭文:“新有善铜出丹阳,湅。尚方佳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20]267洛阳东汉早期墓出土铜镜铭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金石天之保兮。”[20]269洛阳东汉中期墓出土铜镜铭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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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玉泉饥食枣,寿而金石天之保,长乐未央如侯王,子孙□居中央,富贵昌,□益□兮。”[20]270其中“玉泉”和“枣”的关系,或许也有益于我们对于“玉门枣”的讨论。理解“浮游天下遨四海”语,可以参考北京大学藏西汉简《赵正书》所见“出斿天下”。[21]很可能正是基于“仙人”“食枣”的思想,汉武帝在祀太一神时,祭品中“加醴枣脯之属”[4] 1 394,因为据说,“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4] 1 400。《初学记》卷28引卢谌《祭法》:“春祠用枣油”[10]676,也是祠祀用“枣”的例证。《文选》卷16潘岳《闲居赋》:“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弱枝枣。’《广志》曰:‘周文王时有弱枝之枣,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树苑中。’王逸《荔枝赋》曰:‘房陵缥李。’《荆州记》:‘房陵县有好枣,甚美,仙人朱仲来窃。’”[22]226由此可见,“仙人”对“枣”的特殊喜好。又有直接定名“仙人枣”者,如前引《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有仙人枣……食之甚美。俗传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9]66,与“西王母枣”一物异名。又《酉阳杂俎》卷18《广动植之三·木篇》,“仙人枣”条:“仙人枣,晋时太仓南有翟泉,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23]174
“仙人”“食枣”这种意识究竟是由何产生的呢? 《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枣”条引《神异经》曰:“北方荒内,有枣林焉。其高五丈,敷张枝条一里余。子长六寸,围过其长,熟,赤如朱。干之不缩。气味甘润,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气力。”[19]575《艺文类聚》卷87引文略同4,同卷又引《刘根别传》:“今年春,当有病。可服枣核中仁二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复干也”[5]1 486。原来,当时人们在将枣作为果品或作为果腹食粮之余,已经发现了它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而且注意到某些品种尤具安神益寿的特效。张仲景《金匮要略》被看作“中医文献里的古典著作”[24]2,录262方,其中40方用到大枣、枣膏等,大枣用量甚至可多至百枚。《金匮要略》卷下《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也指出:“生枣多食,令人热渴气胀,寒热羸弱者,弥不可食,伤人。”[25]87或许枣可入药又不宜多食的特性,容易使人对它产生某种神秘感,也很容易使人将仙人的神力同枣的功效联系起来。
我们推想,“仙人”“食枣”的神话之产生,首先是以民间普遍的食枣为背景,同时又促进了人们尤其是上层社会对这种食品的追求,又使得食枣风习在民间饮食生活中实现更深度的普及。[26]前引《西京杂记》说到的“玉门枣”,透露出汉代社会意识所见信仰世界中有关神仙饮食生活的相关信息,值得我们重视。
《艺文类聚》卷87引《真人关令尹喜内传》曰:“尹喜共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玉门之枣,其实如瓶。”[5]1 485“玉门”是“西游”行程中的重要地点。“共食玉门之枣”,是神仙领袖接见时的饮食节目。《焦氏易林》“中孚之鼎”:“西历玉山,东入玉门。登上福堂,饮万岁浆。”[27]2 223说到“入玉门”之后可以“登上福堂,饮万岁浆”的情节。“玉门”与“玉山”的关系,构成玉的开采与运输的线路。“玉门”与“万岁”的联系,则体现了“玉门”在当时神秘主义信仰中的地位。徐传武、胡真【集注】:“颐之蛊、损之豫同”[27]2 223-2 224,而文字其实稍有异。“颐之蛊”:“南历玉山,东入生门。登福上堂,饮万岁浆”;“损之豫”则作:“南历玉田,东入玉关,登上福堂,饮万岁浆”。[27]1 017-1 018尚秉和曰:“玉关,玉门关。《汉书·班超传》:‘但愿生入玉门关。’玉田,疑指和阗,和阗在南疆,出玉。”[27]1 527今按:“但愿生入玉门关”是可以体现“玉关”“玉门关”重要地位的名言,出《后汉书》卷47《班超传》:“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13]1 583。言“《汉书·班超传》”,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枣”条引《神仙传》曰:“吴郡沈羲,为仙人所迎上天。云:‘天上见老君,赐羲枣二枚,大如鸡子。’”[19]575也说到“仙人”世界食用异常之“枣”的情形。清人李玮《高士篇》写道:“丘园有高士,内外辨之早。内不失所性,外不扬文藻。瓜芋未全贫,琴书足怡老。未能准箕由,私怀慕绮皓。爵禄何为者,春荣亦海枣。李斯身致相,空忆东门道。淮阴树战勋,临风叹高鸟。高鸟罹良弓,山云一何好。”[28]400其中“春荣亦海枣”句,体现出“高士”“怡老”的隐逸生活,而与“爵禄”形成鲜明对应的“海枣”,有较早的渊源。前引《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方士李少君言仙人安期生“食枣”的故事:“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4]1 385《晏子春秋》卷8《外篇第八》“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条:“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对曰:‘昔者秦缪公乘龙舟而理天下,以黄布裹烝枣,至东海而捐其布,破黄布,故水赤;烝枣,故华而不实。’”[29]512其传说虽背景在“东海之中”,却与西北政治人物“秦缪公乘龙舟而理天下”联系。又《艺文类聚》卷82引刘孝威《谢东宫赍藕启》写道:“楚后江萍,秦公海枣,凡厥水羞,莫敢相辈。”[5]1 405所谓“海枣”也与活动于西北的“秦公”相关。题晋人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说到“海枣”形貌、“海枣树”样态以及“海枣”的“实”和“核”:“海枣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丈,树顶四面共生十余枝,叶如栟榈。五年一实。实甚大,如杯盌。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献百枚。昔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非诞说也”[30]4。《南方草木状考补》“海枣树date palm,海枣Phoenix dactylifera L.”条下所引文字略同,“如杯盌”作“如杯碗”,有校记。5研究者在有关“海枣树”的“考释”中指出:“海枣树多视为北非至小亚细亚原产。据De Candolle(1984)说,在温暖干旱地带,从塞内加尔到印度河流域,主要在北纬15°—20°地区,史前就有海枣树。现多栽于热带国家,有许多变种,华南也有栽培。”[31]324-325杨竞生《〈南方草木状考补〉弁言》通过《南方草木状》“海枣树”的记述,得出如下认识:“西亚产的海枣”“传入华南,体现中西海路交通,沿南方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古老成就”[31]9是有一定依据的。
中国早期有关“海枣”的知识,可能与“番枣”“椰枣”“波斯枣”有关。[32]相关信息提供了与草原丝绸之路路径不同的海洋丝绸之路实现文化交流的信息。[33]而“海枣”传说与“秦公”的联系,其方位指示的意义,又是发人深思的。

三、 玉门: 世俗生活与神仙生活的交界

《艺文类聚》卷87引《汉武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当下。帝设玉门之枣”[5]486,《太平御览》卷965引《汉武内传》曰:“七月七日,西王母当下,为帝设玉门之枣”[8]4 281,又《格致镜原》卷74引《汉武内传》“西王母为帝设玉门之枣”[2]950,“为”字或许为衍文。
无论是“帝”为“西王母”“设玉门之枣”,还是“西王母为帝设玉门之枣”,“玉门枣”都是仙界与俗界的神秘文化象征,“玉门”由此成为神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神秘界位。又《汉武帝内传》: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夜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舒在侧。忽见一女子着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山6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百日清斋,不闲人事7,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室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榑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至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之内,设坐殿上,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钅常之帐,然九光之灯,设玉门之枣,蒲桃之酒,宫监肴物,为天宫之馔。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8,以候云驾。至二唱9之后,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间。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34]1
所谓“设玉门之枣,蒲桃之酒”,《天中记》卷5“七月七日”条引《汉武内传》作“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酒”[35]181,《广博物志》卷43《草木二》及《剑荚》卷19《羽袂篇》引《汉武内传》作“列玉门之枣,酌葡萄之醴”[36]256,《香乘》卷8《香异》“百和香”条引《汉武外传》作“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酒”[37]47,《太平广记》卷3《神仙三·汉武帝》记载了“出《汉武内传》”的故事:“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38]14。以上字句略异,但是“设”“列”“玉门之枣”迎候西王母的情节是一致的。“玉门之枣”和另一西来名物“蒲桃之酒”“蒲萄之酒”“葡萄之醴”“蒲萄之醴”的对应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
理解和说明“玉门枣”联系仙境和俗世的意义,《初学记》卷28引梁简文帝的作品《赋枣诗》亦可参考:“谷城逾石蜜,蓬岳表仙仪。已闻安邑美,永茂玉门垂”,列说各地名枣,还涉及“齐水”“郑都”。[10]677而所谓“蓬岳”“仙仪”和“玉门”“永茂”,是言及“仙”的。其意义特殊,可以看作象征海洋丝路和草原丝路的遥远的对应。[33]《能改斋漫录》卷18《神仙鬼怪》“华阳洞门开”条引录体现“玉门”与“仙”“门”之神秘关系的龚深之诗句也值得注意:“华阳新报便门开,应为高人受箓来。试问玉门砂远近,未饶元放是仙才”[39]506。

四、 玉门: 中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界

西汉王朝关注世界的视线,在汉武帝之后已经在两个方向聚焦,即西北和东南。西北与东南两条主要路径的对外经济联系与文化交往,使得汉王朝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必须关照两个方向。[33]西汉人当时与此相关的认识,导致出现了“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的说法。
扬雄《解嘲》写道:“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13]3 568这段文字说到“大汉”的“左”“右”和“前”“后”。关于“东南一尉”,颜师古注:“孟康曰:‘会稽东部都尉也’”[13]3 569;然而扬雄原文,“东南一尉”对应的是“左东海”“前番禺”。所谓“右渠搜”“后陶涂”,是说“西北”方向。所谓“西北一候”,颜师古注:“孟康曰:‘敦煌玉门关候也’”[13]3 569。《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杜笃》:“立候隅北,建护西羌。”[13]2 600对于“立候隅北”的解释,李贤注:“扬雄10《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门关候也’”[13]2 602。后世也有“西北一候”未必“玉门关候”的理解。如《文选》卷45扬雄《解嘲》“西北一候”,李善注:“如淳曰:《地理志》曰:龙勒玉门、阳关有候也”[22]630,以为“西北一候”也有可能是“阳关候”。沈钦韩《汉书疏证》:“《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广候官。《续志》:张掖属国有候官城。”[40]137《艺文类聚》卷59引周庾信《庆平邺表》曰:“东南一尉,立于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5]1 074“交河之北”者,显然也不是“玉门关候”。也有“西北一候”秦代已置的说法,如《水经注》卷37《泿水》写道:“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东南一尉,西北一候。”[41]872-873《后汉书》卷88《西域传》明确可见“玉门关候”:“(永建)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13]2 930《隶续》卷12《刘宽碑阴门生名》亦出现“玉门关候”:“玉门关候□□□段琰元经。”[42]402
高启安注意到“甘肃地处丝路中段”,“地方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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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饮食名品”,其名号或带有族别信息如“胡饼、羌煮和貊炙”,或以地名为标识者如“祁连山”“乳酪”、“敦煌”“同心梨”、“瓜州大瓜”等。[43]地名显现的“传播”意义值得关注。高启安又著文《甘肃古代饮食名品补遗》,指出“玉门枣”等“知名于当时,载之于史册”的地方著名果品,已成为“古代东西饮食文化交流的见证”。[44]他指出:“早在西汉时期,地处河西的玉门枣就知名于中原,由于有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当地所产枣被蒙上了层层神光,所以又叫‘仙枣’‘西王母枣’。”“在魏晋时,早前扑朔迷离带有神话色彩的‘玉门之枣’‘西王母枣’亦有实指11。”[44]他在《玉门之枣与西王母神话》一文中,分析了“王母枣”“西王母枣”“仙枣”“仙人枣”“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45]而“玉门枣”“玉门之枣”标识地名的文化符号提示的空间定位,也体现出非常重要的与丝绸之路史相关的信息。
元人柳贯《打枣谱·名》列有异方之枣名号,包括:“波斯枣(生波斯国,长三寸)”“西王母枣(三月熟)”“弱枝枣”“玉门枣”“溟海枣(李少君食之,大如瓜)”“玉□枣(西王母食之,大如瓶)”“仙人枣(长四寸,其核如针)”,“万岁枣(出三佛齐国)”“西玉枣(出昆仑山)”。[46]1-2这些中原人可能并不熟悉的枣品,很多代表着“远方”地理知识和人文风情。而“玉门枣”以“玉门”方位的特殊性在文化交流史中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明王衡《轮台赋》从汉武帝轮台诏宣布国家政策的扭转说起,评价了刘秀的“宁闭关”“毋动远”,截至“征车赋马之为”决策的意义:“出玉门兮千里,览轮台之故墟。望燉煌而渐远,逝张掖以犹纾。联昆漠之外藩,系车师之攸居。殷斥卤以难籍,羌秉来其焉如。”“于是黯然动色,穆然遐思。伤心于桂海冰天之日,绝意于征车赋马之为。宁闭关而东西南北自在,毋动远而要荒绥甸皆离”[47]1 699。刘秀在西北方向采取消极政策,见于《后汉书》卷88《西域传》的记载:“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13]2 92412王衡《轮台赋》所谓“闭关”之“关”,是玉门关。两汉西域政策的变化,“玉门”是具有特殊地位的界点。从这一视角观察“玉门枣”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当也是有意义的。
与“玉门枣”相关的历史文化迹象,是丝绸之路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学术主题。丝绸之路西北与东南两条主要路径之中,西北草原方向的文化交流作用因此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认识与更准确的说明。
在秦汉以后的历史时期,西北远国的神秘果品又有所谓“千年枣”。在正史记录中,“千年枣”见于《魏书》卷102《西域传·波斯》[16]2 270,《周书》卷50《异域传下·波斯》[48]920,《隋书》卷83《西域传·波斯》[49]1 867,《北史》卷97《西域传·波斯》[17]3 222,《旧唐书》卷198《西戎传·波斯》[50]5 312,《宋史》卷489《外国传五·注辇》[51]14 119及卷490《外国传六·大食》[51]14 121等。“千年枣”应与长生追求和神仙信仰有关,也可以在认识与“玉门枣”相关的“王母枣”“西王枣”“西王母枣”等枣品名号时以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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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太平御览》卷965引《西京杂记》:“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献名果树,亦有制有美名。弱枝枣、西王母枣、棠枣、王门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此处,“玉门枣”作“王门枣”;“西王母枣”注:“出昆仑山”。参见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 282页。
2关于上林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枣”条引《东方朔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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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上林献枣。上以杖击未央殿槛,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箧里何物?’朔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击槛,两木,林也;朔来来者,枣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帝赐帛十匹。”参见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574页。
3原书注:“《太平御览》965引《晋宫阙名》:‘华林园枣六十二株,王母枣十四株。’” 参见范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0页。
4《艺文类聚》卷87引《神异经》曰:“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丈,敷张枝条一里余。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赤如朱。干之不缩。气味甘润,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气力。”参见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 485页。
5校记:“‘杯’:中国书店1981年影印咸淳《百川》本、博古斋等影印《百川》本、万历刻《广汉魏丛书》本、嘉庆重刻《广汉魏丛书》本、大通石印《汉魏丛书》本、顺治宛委山堂百廿卷《说郛》本均作‘柸’”;“‘甘’:大通《汉魏丛书》本误作‘茸’”;“‘泰’:万历、嘉庆重刻《广汉魏丛书》本误作‘秦’”。参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南方草木状考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6原注:“昆山,昆仑山也。”
7原注:“不浩也。”
8原注:“静肃也。”
9原注:“即二更也。”
10原书作“杨雄”。
11论者写道:“至今西部一带,从新疆的哈密到黄河以西,各地有不少优良品种的枣,如敦煌、哈密一带的大枣,临泽无核小枣,永靖到景泰一带黄河沿岸的大枣等,都是驰誉周邻的优质品种。”参见高启安《甘肃古代饮食名品补遗》,《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2亦可参见王子今《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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