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失而复现的半部书稿——郑德坤与顾颉刚的一段学术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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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失而复现的半部书稿——郑德坤与顾颉刚的一段学术往事

郑德坤是20世纪著名考古学家，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以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享誉国际学术界。不过，郑德坤早年是以研究《山海经》扬名于学界的。他在1932年《史学年报》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山海经及其神话》，成为这一领域经典之作。史学界和民俗学界熟知，郑德坤本曾撰写过一本《山海经研究》书稿，不幸毁于战火而未能出版。
郑德坤在1981年出版的《郑德坤历史地理论文集》“自序”中，对自己早年的学术研究经历有如下回顾：“三十年代初期，作者在燕京大学开始参加学术研究工作。前后经许地山、顾颉刚、容庚、洪煨莲、张星烺诸老师的指导鼓励，对古代几种重要的舆地图书从事整理研究。第一课题是校读《山海经》，将历代关于这本古书的版本注疏搜集齐备，作整体的检讨。伏案两寒暑，成《山海经研究》一稿，长百三十余万言。时上海神州国光社创办伊始，主持人来北平征稿，经顾师介绍，把原稿交给他带回上海出版。不意排校未半，即逢日本军阀对我国发动军事侵略，1931年占领东北，次年进攻上海，炮轰闸北，神州国光社中弹被毁，《山海经研究》一稿遂陪同印刷工厂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品。我手边只留《山海经及其神话》和《山海经及邹衍》二文。前者刊登于《史学年报》（北平），后者为何观洲先生《山海经在科学上的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载《燕京学报》（北平），幸得保存。”
由于这一回忆出自郑德坤本人，故而《山海经》研究书稿毁于战火一说成为公论。如郑德坤夫人黄文宗在2007年出版的《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序言”里沿用了这一说法，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于2017年主编的《盱古衡今——郑德坤教授百十诞辰纪念》一书将郑德坤前述“自序”改为《七十自述》收入其中。学界论著在提及这一问题时，也多沿袭“战火毁坏说”。
其实，郑德坤的这一论说，别有一番曲折，并涉及顾颉刚与郑德坤的学术交往。近日，笔者有幸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发现了郑德坤关于《山海经》研究的半本书稿。通过考证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尝试重新还原这一段学术往事。
1926年，郑德坤北上进入燕京大学，一开始学医科，后转入国文系。在大学时代，郑德坤即已展示了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得到国文系诸教授赏识。1929年1月24日，时任燕大国文系教授容庚先生在日记中写下了“阅学生试卷，以郑德坤为佳，余平常”（《容庚北平日记》，第166页）。黄文宗曾回忆，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师的冰心与郑德坤关系也相当亲密，甚至认他为义子。（此事承邓聪教授告知，谨致谢意。另，冰心与郑德坤为福建同乡）
1930年6月20日出版的《燕大校刊》（第2卷第38期）显示，郑德坤以文学学士毕业。根据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的半部书稿，其论文题目为《山海经》。全文共分为七编，分别为经文、经文索引；表解、图；校勘、训话；地理注、神异注；序录、考证、篇目考；地理的研究、历史的研究、神话的研究、生物的研究、医药的研究；笔记录、书札录。这一论文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仅有前四编，却已厚达721页，从目录来看现存论文篇幅仅仅为原稿的一半。而论文正文前原有卷头语、顾颉刚序、许地山序、作者自序也都缺失。
正如罗志田在一篇论文中所言，《山海经》在近代中国新旧史学观念下经历了从“质疑”到“推崇”的浮沉。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兴起的疑古思潮，对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颇多质疑。郑德坤对《山海经》的研究正是受到这一史学思潮影响。由于学识所限，笔者无力判断现存半部书稿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中很多内容是汇集历代校勘文字甚至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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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过，窃以为史学界乃至民俗学界恐怕仍可从中汲取有益成分。
郑德坤这一选题应该与许地山有密切关系。从郑德坤本人的回忆中，笔者推测许地山很有可能是郑德坤本科论文指导老师。许地山虽以小说和小品文闻名于世，同时也是道教史研究大家，对于《山海经》这种充满神话人物的中国古代典籍自然熟悉，当时他正在燕大国文系任教。当然，由于现存材料不足，许地山与郑德坤的关系仅仅是推测。而顾颉刚对郑德坤的学术生涯影响则更为深远。
顾颉刚于1927年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其对《山海经》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根据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历史学家何定生就是因为《山海经》研究的问题而与顾颉刚结缘。1928年4月，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由陈垣先生担任所长。在容庚和郭绍虞的介绍下，燕大开出了优厚条件延揽顾颉刚。1929年秋天，顾颉刚北上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在顾颉刚就任燕大后，其在《山海经》方面的深厚研究，使得郑德坤向其请教成为可能，顾颉刚日记和书信记录了两人的学术来往。
《顾颉刚日记》有关郑德坤的最早记录为1929年12月20日，只有短短的“郑德坤来”四个字。此时距顾颉刚执教燕大不过三个月，郑德坤已经开始登门向顾颉刚求教。按照时间推测，这时郑德坤正在撰写毕业论文。在顾颉刚1929年的年终回顾中，他记下了郑德坤在燕大的寝室号“三楼225号”，表明双方已经较为熟悉。此后，郑德坤每隔几天就要前往顾颉刚家，虽然顾颉刚多以“郑德坤来”简略记之。但是，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显然是双方的话题。在1930年2月14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明确记录了“郑德坤来，论《山海经》”。
郑德坤完成的论文让顾颉刚十分满意。1930年6月，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刊登了何观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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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一文。这篇论文后附有郑德坤《书后》短文对何文进行评价。此时，郑德坤还未答辩，而顾颉刚就容许他对专业论文进行评论，由此可见顾颉刚对他学术能力的肯定。在1932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史学各细分领域学人名单，在《山海经》下只有郑德坤一人，隐隐有视郑德坤为研究《山海经》专家之意。而顾颉刚对郑德坤的认可更体现在筹划将其论文出版。
1930年1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下“拟与神州国光社订立之条件及古籍汇刊、古籍考订丛书两目”。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军人物，此时顾颉刚在国内学界的地位使他成为出版社延揽的目标。1930年5月6日，郑德坤和王礼锡都拜访顾颉刚，顾颉刚特别记下“礼锡来，谈一切”。这其中应该包括洽谈前述所说的出版计划，随后几日，王礼锡频繁出现在顾颉刚的日记中。至5月9日，王礼锡到顾颉刚家中正式签署合同。5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了和神州国光社所订的出版书目，预计出版顾颉刚的《史记》《新学伪经考》《史记志疑》《孔子家语》、黎光明的《尚书古文疏证》《穆天子传》、郑德坤的《山海经》、李镜池的《易经》《易传》、徐文珊的《抄史记注》等。黎、郑、李、徐四人皆为顾颉刚学生辈，显然这一出版计划是以顾颉刚个人著作为主，以其在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作品为辅。这些图书均为中国古代经史著作，也契合神州国光社发扬国粹的出版传统。6月16日，神州国光社派人将部分款项送给顾颉刚。7月11日，郑德坤将《山海经》一稿交给顾颉刚过目。
郑德坤于1930年6月从燕京大学毕业，随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于1931年6月获文学硕士。郑德坤本人对这一段求学经历所述不详，笔者根据现有材料推测，郑德坤的硕士论文很有可能是在本科论文《山海经》的基础上，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升华。1939年出版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显示郑德坤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为《山海经研究》，与现存本科论文题目相比，仅仅多了研究两字。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1930年9月7日有一题为《关于〈山海经研究〉——一封回答郑德坤先生的信》的书信，后公开刊登在《杭州民国日报》副刊。这封信起源于钟敬文同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其中后一篇是写给《民俗周刊》主编民俗学家容肇祖的书信，信中提到了自己决定全力撰写一部研究《山海经》的著作。郑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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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看到了钟敬文的文章，因而写信给钟敬文希望能将他书稿内容“摘要作一报告”，放入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钟敬文在回信中直言预计完成的著作尚在酝酿，无法把自己主要观点提供给郑德坤，只能将书的提纲列了出来。在信的末尾，钟敬文写道：“尊著何时可出版？届时，倘得一领妙论，幸何如之！”
综合钟敬文的这封书信及前述材料，笔者有以下推测。1.郑德坤在完成本科论文以及和神州国光社签署出版合同后，仍然在不断地完善书稿，而此时他正在燕大研究院攻读硕士。2.虽然《山海经研究》是钟敬文拟定自己的书稿名称，但是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封信所用题名以及“尊著”，都暗示了钟敬文极有可能知道郑德坤著作名称与自己的相同。当然，更有说服力的则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所载郑德坤硕士毕业论文题目。3.郑德坤本人在1981年的回顾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以上推论。其本科所做的工作是将《山海经》历代注疏搜集齐备，做整体探讨。而后经过大四一年和研究生一年的“两寒暑”完成了《山海经研究》的书稿。
郑德坤自1931年从燕大研究院毕业后，就留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研究生”，协助洪业和顾颉刚从事《水经注》整理工作。1933年暑假，郑德坤离开燕京大学回到故乡厦门大学任教。至于他的《山海经研究》书稿，应该在硕士毕业后交给了神州国光社。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神州国光社遭到日军炮火袭击，有较大损失。不过，郑德坤的书稿并没有毁于这次炮火。顾颉刚在1932年5月28日和6月3日给夫人殷履安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在这年6月初到上海为郑德坤书稿与王礼锡当面洽谈。王礼锡承诺神州国光社将“从速印”。然而，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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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的许诺却落空了，书稿未能如期出版。1933年7月28日，顾颉刚给郑德坤的信中写道“神州国光社事。下月到沪，当往接洽”。此时，郑德坤已经南下厦门，因而顾颉刚通过书信告知他将利用前往上海的机会再度交涉书稿出版事宜。毕竟，如果从1931年6月算起，书稿交给出版社已有一年多了。但是，顾颉刚此次接洽并不顺利。他在同年12月24日给郑德坤的书信里告知，神州国光社以书稿“刻字太多，至少再须一年半年方得出版”。
不过，郑德坤并未等来书稿的出版。神州国光社后期的变故和人事更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顾颉刚的预计。1936年9月9日，顾颉刚在致郑德坤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出版社拒绝排印的借口。此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书信中再无关于郑德坤《山海经》书稿的记录。
抗战后期，顾颉刚与郑德坤在成都重逢，两人多有往来。1951年，郑德坤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74年退休后转到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人在香港的郑德坤获悉顾颉刚魂归道山，写下了“忽闻顾师在京仙逝，享年八十七，噩耗传来，不胜悲痛”。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呈郑德坤弟子邓聪教授，经邓教授从中斡旋，郑氏后人正在积极筹划出版这一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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