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官奴在郵書傳遞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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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試論官奴在郵書傳遞中的作用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西北漢簡中有關官奴婢的材料散見于各處，學者們在研究官奴婢相關問題時多將其作為輔助性材料使用，對其從事的主要生產勞動、社會地位、犯罪及逃亡等情況做了說明和研究。[1]官奴婢在不同性質的機構中從事的生產勞動有較大區別，如在廄苑中主要負責養馬，在驛置中則負責迎送使者、傳遞郵書等。西北漢簡中記載官奴傳遞郵書的簡文以新刊佈的懸泉簡居多，肩水金關漢簡中亦有一例較完整的記載：
   居延令印  .奴囗囗
肩水金關
   十月壬寅官奴李囗以來     73EJT6：5A
（圖畫）                     73EJT6：5B[2]
此簡正反兩面皆有墨蹟，正面為郵書的收信記錄，字跡規整，寫明郵書自官奴李囗那裡來；背面為難以辨識的圖畫，應為簡牘材料的再次利用。居延漢簡中所見郵書傳遞大多由專門的郵人（卒）負責，以不同方式依站次傳送，簡文表明郵書也可由官奴傳遞，這在懸泉漢簡中有更多的記錄：
簡1.入西蒲書一封，板檄一。其書一，封破，旁封，觻廄詣敦煌府；板檄一，孫章私印，謂望卒尉丞囗囗。十月庚申，日中時，魚離奴萬以來，即時御趙忘行。                                           Ⅱ90DXT0112②:148[3]
簡2.出東書一封霍長印鴻嘉三年六月戊申日蚤食時受遮要置奴益有即時立行                          Ⅰ90DXT0111②:39[4]
簡3.入東緑緯書一封、敦煌長上詣公車。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鐵柱、即時使御羌行。    Ⅱ0114②：165[5]
簡4.出綠緯書一封，西域都護上，詣行在所公車司馬以聞，綠緯孤署緼檢皆完，緯長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時，遮要馬醫王竟，奴鐵柱付懸泉佐馬賞。                                         Ⅱ90DXT0114②: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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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5.入東記一，敦煌長史詣廣至守長博。便囗徙民李囗思。元始五年四月丁酉，日蚤桑榆時，懸泉佐賞受遮要奴李通。即時遣狗奴行。  Ⅱ90DXT0214①:27[7]
簡6.入東綠緯書一封，敦煌庫令上，詣公車。元始四年七月乙未，日桑榆時，懸泉佐憲受遮要奴來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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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90DXT0214②:194[8]
簡7.出東合檄四，皆從事田掾印。其一，詣從事張掾治所；一詣從事陳掾治所；一詣從事祭酒張掾治所。張掖觻得丞趙卿，元始四年十月庚午，夜半時，懸泉置奴付魚離置佐左駿。      Ⅰ90DXT0114③:444[9]
上列七枚簡中，六枚有明確紀年信息，分別為漢成帝鴻嘉三年及漢平帝元始年間的簡。經過懸泉置的郵書按傳遞方向分西書和東書，西書自魚離置經懸泉置傳給遮要置，東書則方向相反。簡1為西行的兩封郵書，包括蒲書和板檄，[10]郵書由魚離奴萬送到懸泉置，再經懸泉置遣御趙忘送到下個置；簡2至簡6為遮要置官奴傳遞郵書的記錄，簡2是由遮要置奴益有送到懸泉置的郵書記錄；簡3至簡6四枚簡的紀年信息都是元始年間，簡3及簡4出土于同一探方同一地層，時間僅間隔一月，且所傳郵書皆為給公車司馬的綠緯書，傳遞郵書的遮要置官奴名為鐵柱；簡5為元始五年四月敦煌長史給廣至守長的郵書，與前兩枚簡的時間亦極為相近，遮要置奴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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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李通，結合前簡可知，同一時期遮要置中配備的官奴至少有兩名；簡6與簡5出土于同一探方，時間稍早（元始四年），簡文中提及的懸泉佐名為憲，與前簡中的懸泉佐馬賞有別，遮要置奴名為來臣。簡3與簡5、簡6出土於同一區域，雖不屬同一探方，但時間相近，格式一致，內容亦有相同之處，或屬同一簡冊，考慮到目前尚未見其圖版與形制尺寸信息，暫備一說。簡7是元始四年懸泉置的發郵記錄，但未記載置奴的名字。
經由官奴傳遞的郵書，從類別方面講以檄書和綠緯書等公文上書為多；從傳遞數量來看可以同時傳遞多封；從傳遞時間來看，在“夜半時”仍有活動記錄。可見由官奴傳遞的郵書在私密度上有一定要求，多為有封緘的文書如蒲書、綠緯書、合檄等，就傳遞速度而言要求一般，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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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夜相繼，但以腳力相傳，且同時傳遞多封，由此可見一斑。懸泉置作為位於敦煌郡內的一處漢魏驛置機構，保存了大量的郵驛資料，其中可見日常傳遞郵書的人員有御、驛騎、佐、卒、奴、徒、複作、郵、嗇夫等，較少見有小史，甚至馬醫有時也可兼送郵書。前列七枚簡中的“奴”應屬被編入各驛置機構中的官奴，有的在簡文中明確有“官奴”的記載，大多數為直接在其身份前冠以驛置的名稱，如下：
遮要置官奴白□  (削衣)        Ⅰ90DXT0116S:58[11]
懸泉、魚離、遮要皆屬敦煌郡內的驛置，其下設機構有廄、廚、傳舍、驛、騎置等，[12]其中廄、廚、傳舍皆設佐，但此處的佐及奴前面皆冠以懸泉置或魚離置，而非其下轄的廄或廚等機構，當屬驛置機構直接領導。从“御”這類以迎來送往、傳遞郵書為職的人来看，“御”、“廄御”即分別服務於置和其下設的廄兩個上下級機構中，漢簡中對其名稱的記錄亦非常清晰。遍索懸泉簡中已刊佈的郵書傳遞資料，未見“廄奴”、“廚奴”的相關記載，由此可見“奴”的服務範圍並未細分到懸泉置下屬機構。此外尚值得注意的是，懸泉漢簡中的郵書傳遞記錄未見“官婢”的記載，這表明漢代邊塞地區奴與婢的勞動分工有較大不同，囿于相關簡牘材料既少且殘，對官婢在驛置機構中的用途未在文中進行討論，這一問題的解決尚待更多材料的刊佈。
[1] 相關研究成果見，高士榮：《簡牘文獻中秦及漢初奴婢制度的特徵》，《敦煌學輯刊》2017年01期，第165-176頁；文霞：《簡牘資料所見秦漢奴婢的逃亡犯罪》，《石家莊學院學報》2014年05期，第19-23頁；張宏偉：《漢簡所見居延地區的人口構成》，《甘肅廣博電視大學學報》2018年02期，第1-8頁等。
[2]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中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121頁。
[3]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77頁。
[4]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壹）》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98頁。
[5]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6]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84頁。
[7] 同上。
[8] 同上。
[9]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91頁。
[10] 關於檄書的類別問題，王錦城先生在總結各家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認為，板檄則當是寫在木板上，不加封檢的檄，合檄與板檄相對，由實物來看, 當由船形牘和楔形封檢契合而成，西北邊塞漢簡之合檄也可能存在只是兩塊木板相向重合的形態；軍書的封裝多用綠緯；蒲封書指用蒲繩封緘之書。（見王錦城：《西北漢簡所見郵書的類別及相關問題考略》，《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第87-96頁。）
[11]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壹）》下冊，第579页。
[12]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30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0年9月28日15：53。）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2009/29/1483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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