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仰韶文化与黄河史前文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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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仰韶文化与黄河史前文明探索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根脉和早期最重要代表，其在史前率先开启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并具有鲜明特点。

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

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发掘出土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从此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命名。经过近一百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等9个省区。而且遗址数量众多，据近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仅河南就多达3000余处，豫西三门峡地区特别是灵宝市仰韶文化遗址分布更加密集，全国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华山（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统称）北麓，这里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两千多年，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时期，其中仰韶中期即庙底沟期，是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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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鼎盛期。仰韶文化分布区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向外则具有极大辐射力。仰韶文化彩陶十分发达，尤其是仰韶中期庙底沟期出土彩陶颇多，其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的彩陶图案在周边诸多文化内大范围传播，达到史前艺术巅峰，王仁湘全面研究后盛赞其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浪潮。长期以来，仰韶文化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年代的比照标尺。
仰韶文化也是我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主干性文化。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通过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析，提出多元一统或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理论，指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现代中国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是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史前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在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位居花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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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原文化区的主体就是仰韶文化。韩建业则认为，正由于仰韶中期的强力扩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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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
仰韶文化还是学术研究历史最长的中国新石器文化。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大都与仰韶文化发掘及研究息息相关。近百年前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新中国建立前的考古工作者几乎都涉及了仰韶文化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伊始，1951年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夏鼐先生就带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成为率先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由考古、环境、动植物及物理、化学等众多学科合作对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中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加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成为考古学科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复原古代社会和重建历史更高层次目标转变的重要标志，该遗址的主要内涵正是仰韶文化。

考古发现揭示的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

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近年对豫晋陕交界区域河南三门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展了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其中灵宝盆地是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期的核心分布区，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3处，是中原地区新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县市。这些遗址按照时代可划分为366处聚落，包含仰韶文化初期的聚落数量26处，仰韶早期聚落74处，仰韶中期聚落105处，仰韶晚期聚落44处，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70处，龙山文化聚落47处。
通过区域聚落调查结合文化谱系的研究可知，进入仰韶时代后，当地文化、聚落便开始了稳定和持续的大发展，经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长期积累，到距今约5800年至5000年前的仰韶中期，文化最为繁盛，无论聚落数目、聚落总面积、聚落面积均值，都达到了顶峰。这时聚落规模出现明显差异，有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二十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十万以下乃至仅有数千平方米小型聚落的差别，并已经出现区域（即灵宝盆地或铸鼎原周围）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化，呈现出了“金字塔”型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
从河南灵宝西坡、三门峡庙底沟、南交口遗址发掘材料可知，聚落内部遗迹也出现面积达200余平方米以上的处理考究的特大型房址、百余平方米经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墓口达17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墓葬，以及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中型墓葬，另外还有面积十余或仅有几平方米的小型简陋房址、仅可容身墓葬甚至灰坑乱葬。各个等级差距明显。其中西坡大墓出土包括玉器、象牙器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最大的房址F105外带回廊，总面积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推测其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大屋顶结构，具有殿堂性质。
从以上的考古发掘来看，显然此时的仰韶文化已分化出平民、显贵、首领甚至“王”的社会差别，已经进入复杂社会，文明火光闪烁，开始出现古国，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称其为“仰韶古国”。
我认为，由于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中期庙底沟期是在当地仰韶初期、早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整个仰韶文化中最为发达，也最早出现社会复杂化现象，因此发生的文明化现象应是中原早期文明的中心、源头和最重要代表。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外产生强力辐射，其与周边其他史前文化之间主要是影响与接受的关系。又因为仰韶中期正如严文明所指出的，是“启动社会文明化进程最早的史前文化之一，并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而没有经验借鉴”，所以这里出现的早期文明应该可以视为中国史前的原生文明。
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偏东区域的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仰韶中晚期文化也十分繁盛，是仰韶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区域中心性大型聚落遗址呈集群状丛体状分布，聚落规模普遍较大，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多配有二或三周宽深的聚落环壕，防卫色彩浓重。郑州大河村遗址面积70万平方米，为一处包含多时期文化遗存的大型遗址，延续达3000多年，是仰韶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规模庞大、文化序列完整，发现经统一规划的原始村落、规则的围壕、墙体至今仍保存完好高1米左右的连间套房、发达的制陶技术以及绚丽多姿的彩陶艺术。在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距今约5300至4800年，其中国最早的技术先进的版筑夯土城垣，在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显示出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创造力，城内房址多有奠基坑，对于探讨早期城市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人员最近在郑州点军台和西山遗址也分别发现同时期的城址。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河地理位置独具的“洛汭”地带，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是经过发掘确认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为仰韶中晚期的核心性聚落。其三重环壕，核心区是多组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似具准宫城性质的“宫殿”区，出现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有深厚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动广场，土坯被广泛应用，呈“前朝后寝”的布局，显示其“古国时代都邑”的非凡气派。郑州青台遗址中心区及其外围共发现环壕4条，聚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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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区明确，有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这里代表性的发现，是古人设置九个专门栽立陶罐组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附近还有纯净夯土筑成的台基“寰丘”，斗柄指向北。“北斗九星”已被天文学家确认为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天文类祭祀遗迹，由此刷新人们对于古人定方向、定季节、定时辰星象知识所达高度的认识，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青台以及附近的郑州汪沟遗址还发掘出中国最早的丝绸实物。双槐树遗址出土了牙雕家蚕造型文物，呈晶莹剔透吐丝前蓄势待发的亢奋状态，是中国年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这些发现，以坚实的材料表明，丝绸发源于我国，是古代中国对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进而说明，在仰韶中晚期，农桑文明已经形成。
通过以上发现，可见仰韶中晚期的郑州至河洛地区文明化程度甚高，考古专家认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这里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尤其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是黄河文化之根。
此外，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6500年前仰韶早期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龙形象已经十分成熟，冯时解读其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农时意识、宗教和王权的制度。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诸遗址发现仰韶中晚期结构复杂的套间房址，带有先进的木质推拉门等设施。作为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超大型中心聚落之一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面积达80余万平方米，聚落布局规划性强，大型环壕、专门的墓地和制陶作坊区、聚落中央储水量达1000立方米的大型池苑等重大发现，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仰韶晚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是一处区域中心聚落，发现了一座高规格的特殊建筑F901，雄踞遗址北部高处，由主室、后室和东西两侧室相连构成，占地总面积约290多平方米，是前所未有的一座特大型复合体宏伟建筑，具有“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的独特结构，主次分明，均衡对称。其主室地面铺敷的混凝土抗压强度相当于100号水泥，烧制温度1000摄氏度以上。室内出土有四足大陶鼎、长条形陶盘、撮箕形陶抄、大石匕等，都非寻常日用品而属重要的公用性器具，房前还有130平方米宽阔的平坦前坪。这座建筑当属社会组织的中心机构所在或首领居所，具有殿堂色彩和功能。
以上发现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曾生发出许多熠熠闪烁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壮大转化，而有的甚至已经升华成为文明体，一起构成耀眼的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
个人认为，由于仰韶文化的复杂化是仰韶初、早期阶段旱作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基础上先量变后质变在仰韶中晚期出现的，是黄河流域自然条件背景下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长期积淀形成了世俗淳朴、务实重农、重贵轻富、王权至上、重族群集体、崇敬祖先轻淫巫神祇、兼收包容等诸多古代中原文明的基本品质，仰韶文化因起步早而成为中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而正如李伯谦所指出的，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背景，而这里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地域舞台。因此仰韶文化开启的中原和黄河流域早期文明化进程一直被传承，其文明特质被夏商周三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所继承和发展，为成熟的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深厚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确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格调的趋势性方向。

仰韶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文明

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文化，严文明于20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因其所处位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仰韶文化是调查发掘遗址最多、研究最深入的文化，往往启示或推动着其余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此后由于各地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周边一些地区陆续有惊人的遗迹遗物面世，恰于这时，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也开始转向了以文明起源为中心的讨论，当时学术界通常采用是否具备所谓文明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三要素）的办法来判断某一文化时期文明是否已经诞生，仰韶文化当时因缺乏这几种要素而被排除在文明起源探索的对象之外。由此，仰韶文化研究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
其实，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最近指出的，上述判断文明是否形成标志的“三要素”是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遂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四项标准”，他认为灵宝仰韶文化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则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考古学家赵辉也指出，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诸多地方出现了文明并立的现象，分别建立自己的国家，可把这个时代叫作“古国时代”，并总结出各个地方的文明特征。举其要者，各地文明都是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管理运作体系和强权即王权。可见，随着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大发展，我国考古学家立足于大量具体材料，经过多阶段联合攻关，创造性地为古代文明研究贡献了更多见解。
在考古学科新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明显感到，仰韶文化显非文明探源的局外者，未来需要更加重视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重新评价仰韶文化的发展高度。一方面，由于仰韶文化时间长、分布广，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系统，我们在肯定以往研究取得的诸多成就的同时，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是已经开展较长时间的基础性的文化谱系结构研究中，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既有资料原因所导致的时间序列上的缺环、地域空间上的不平衡或空白，还有因某些方面研究不够系统深入而存在的不确切甚至不适当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应继续重视基本资料，做扎实细致的基础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虽然仰韶文化已被认识到是中国最早开启文明化进程的史前文化，其发达的文化成就和优秀厚重的基本特质对周边及其后的诸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诸如仰韶文化的形成背景、动因及具体过程，仰韶晚期文化低潮或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中原早期文明的起伏演进及发展模式，与周边其他史前文化或文明的关系，中原早期文明的突出成就及其对黄河文化发展壮大的贡献，其核心品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禀性精神在成熟华夏文明中的沿袭承递等许多问题，要么已有一定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深化理解，要么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继续倾力探究。唯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廓清仰韶文化的根本特征、精神实质与价值取向，充分阐释黄河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仰韶文化所蕴含的文明成就，作为“黄河故事”中的重要篇章，需要我们在未来继续大力加强仰韶文化研究、全面深刻地揭示其文明内涵。我们相信，随着发掘与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仰韶文化与黄河史前文明的关系这一学术课题，将会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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