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舒习龙：史学学人日记对近代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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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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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舒习龙：史学学人日记对近代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近代史-舒习龙：史学学人日记对近代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是目前所知留存史学学人日记最多的时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部。史学学人日记以连续记录的形式展现了近代史学的独特内涵和多元价值，从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不仅是史料观的转换，更是研究意识和方法论的变革。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以其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流派之间的交往、聚合、对立、冲突的生动场景，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家面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作出的痛苦抉择，尤其在处理西方史学本土化和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时，对西方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认知。反映了中国史家借用西方近代分科理念和成熟的近代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解构和重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冲突，以及如何处理“旧典范”和新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学人日记视角下观照近代史学的转型路径、史学流派、史学学科体制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史学学人日记史学转型史学流派史学学科体制化近代史学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 )，男，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8BZS012)。
晚近以来，随着大量“日记”的刊行，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材料，对近代史学转型、史学领域的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近代学者金梁对此深有体悟，其撰写《近世人物志》就多采近代名人日记，所谓“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难，光宣列传，力矫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记，终为史例所限，亦不能尽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记，如翁文恭、李越缦、王湘绮、叶缘督诸家，为时所重，足与曾文正日记并传。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①。史学学人日记比官方文献更自由、细致、充分、从容，对史学问题、史学线索的记录基本能存本真的势态，故而尤应珍视其价值。晚清民国时期是目前所知留存史学学人日记最多的时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40部。史学学人日记以连续记录的形式展现近代史学的独特内涵和多元价值，从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不仅是史料观的转换，更是研究意识和方法论的变革。本此思路，我们拟将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性考察，在目前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中可称为较少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目的是从一个相对集中的史料视角来观察近代史学转型，梳理近代史学分支领域的转型表现和特点。这样的研究取径，可以从日记中提炼问题的线索，寻找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的鲜活的面相，从而深入探究近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

一、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在近代史学演进的每个历史节点上，史学学人是史学转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作为史学转型的主体积极融入其中，近代史学转型的生动图景往往经过他们的生花妙笔(学人日记)记录下来。在近代史学转型中，我们尤其应该珍视近代史学转型的“本土元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的引进与择受以及日本中转管道的影响，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路径和关键领域的变化，进而检讨史学“科学化”倾向的利弊得失。要想实现以上研究目标，需要注意关键问题：(1)对于近代史学转型的研究，需要学者有针对性地利用多个史学学人日记：即在研究的深化方面，既关注传统史学的近代性因素，又需关注西方和日本的他者因素。因此迄今为止学界并未清晰勾画近代史学转型的全貌。(2)近代史学转型路径研究有待深化。因为近代中西、新旧多种因素交织，近代史学转型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近代史学转型在史学观念、史学学科体制化、史学批评、历史编纂学等领域呈现或快或慢、冲突与融合并呈的现象。因此，在研究路径方面，应该从史学学人与他们生存时代的交相互动中，从多个角度探究近代史学转型的路径和各个具体史学领域的变迁。(3)探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要把握好传统和现代性两个概念，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中。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既有“他者”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
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应该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看，历时性主要考察传统史学的“近代因子”和近代史学转型的艰难过程、多元的路径选择等；共时性则主要考察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因素在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如何发生作用，评判其对史学转型的效果。西方史学进入中国，最初采用中西体例融合的形式，以减少传入中国的阻力。如艾约瑟所编的《欧洲史略》，体例新辟，不以国分，而以事为纲，且在每卷之后仿中国古代的“史臣曰”加以评论，于叙事之外必寓史家之议论，颇见史家之别识心裁。艾约瑟所编译的国别体史书，则取文明史观之旨趣，将欧洲文明古国希腊、罗马的政教文明、治乱兴衰熔冶于一炉，将欧洲民主制度的溯源流变做出清晰的梳理和解读。以上可见，艾约瑟所编译的史书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叙述结构引入中国，开创了卷章体、卷节体等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其最鲜明的变化体现在译者以文明史学观念和历史主义的视野，与中国传统史书叙事重王朝兴衰、重帝王将相的编纂模式迥然不同，将历史盛衰的主动力归因于民主和民众的力量。1882年，美国人谢卫楼采用卷章体的形式，为中国史家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编篡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由上可见，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史书编纂形式，为中国史学的编纂形式的近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诱导因素。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如1879年日本人冈本监辅撰写的《万国史记》，“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②，按照西方分时代的观念来叙述世界各国历史的情况，采用卷节体形式，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模式。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虽是在西方和日本史学的直接影响下艰难转型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从近代史学转型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方法经过历代文献学家、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推动，形成严谨的史料考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和理性思辨的精神若合符节，为20世纪史料学派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新史学演进的“内在因子”。比如，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在传统历史考证学方面贡献尤多，其在考证学方面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善于广搜各种史料互证，以求史料之真实。钱氏还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努力开掘传统史学严谨考辨的进路，梁启超对此有较高的评价：“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③梁氏的评价深刻地揭示出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近代因子”，这是立足于本土、化合中西史学方法颇有见地的观点。此外，钱氏的历史考证学纯熟地运用义例法，将分析和归纳的逻辑方法自觉运用到考订史实中，能从许多个别事例归纳出解读其他史实的原则和方法，与西方近代兰克史学的“内考证”、“外考证”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讨论近代史学转型的影响因素，离不开近代史学转型的社会语境和生成机制，亦即近代史学转型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西方史学本土化和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前者注重探讨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及其认同的方式，侧重的是空间问题；后者讨论的是史学转型纵向的时间线索和史学转型的内在连续性问题，着重讨论传统史学在近代的重构，赋予其新的话语和方法。20世纪初，随着近代学术分科观念输入中国，中国学人开始用西学分科观念比附中国传统旧学，赋予新的知识门类，以使西方学术本土化。孙宝瑄认为：“经学为三代以前普通学，声言训诂为三代以前语言文字学。余数年来，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④孙氏的吸纳和改造，表明他的立场基于中国学术新变的内在因素着眼，他没有切割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而是套用西方分科观念赋予旧学以新的解释。孙氏用新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国传统史学，用辩证的观点说明传统学术嬗变的路径：“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⑤其善于借用西方新学理以改造传统历史编纂方法，体现了融合中西史学的旨趣，他说：“读史所最重者，曰地理，曰职官……故余意每编一代之史，必先以地图职官表冠其首，使学者先明此而后可以读史……今欲合之，莫如用断代法，每一代为一书，或合数代为一书，而于一书之中，首以编年纪月叙事，继以类别部居纪政。”⑥孙氏继承了传统历史编纂方法详析地理和职官的特点，但又吸收西方的进化论和公元纪年方法，梳理中国历史的盛衰转换，如他所说“地图、职官表之前，复宜增一帝王年表，即仿纪元编例，专列纪元及甲子，使读者醒目”⑦。孙氏结合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特点，将中国历史明确划分为10个时期，表明他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历史编纂方法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反映了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的继承性。章炳麟对近代史学转型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而是在化合中西的基础上构建新史学范式。他在《訄书》中将西方文化人类学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以“历史民族”的醒目话语构建利于表达各个民族差异性及其历史脉络的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改变中国传统史学的表述方法和研究理念，其改造并没有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语境。对章氏的这种改造，时人有评价曰：“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余则谓破碎与完具相为用也。昔人多专治破碎之学，今人多专治完具之学。完具不由破碎而来非真完具，破碎不进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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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适成其为破碎之学而已。”⑧“以新理言旧学”，表明旧学仍有独到的价值，并不能以新理取代旧学，历史主义的态度是西方学术范式、方法只是催生近代史学转型的外在动力，中国史学内在因素才是转型的主动力、“直接动力”。
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所选择的“科学化”路径，其中既有利亦有弊端。其利表现在拓宽了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流和接触，使得中国史学能迅速融入国际史学近代化的潮流中；输入了丰富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供给中国史学比较先进、精微的参照系，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提供可供参考的外生变量。其弊则在于，忽视中国史学的内在因素，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是举，盲目否定传统史学中有接引西方理论方法的元素，故而很难将本土史学传统与西方新学理、新方法有效地融通化合，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省思和检讨。比如在传说的真伪考辨方面，古代中国学者形成“验之以理”和“察之以情”的优良传统。20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凡与此潮流异趣的学者声音为流俗淹没，但回头反思他们的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在“古史辨”讨论中，“信古派”学者刘掞藜曾借鉴传统的考经、考史的方法提出：“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⑨以上考证方法可谓中国传统学术积累出的很有效的考证方法，然胡适站在西方实验主义的立场，只相信“决之以证”的重要性，对其他两条则不屑采纳，因“历史学家只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用情与理去验证古史，则会不免加入主观意见，最后使史料的科学性受到主观意志的干扰⑩。从胡适的视野出发，历史学只有科学性，只相信“证据”的效力，如此思维必然会规避历史学的艺术性、人文性的特征，简单地否定“情”、“理”在历史考证方面的价值。

二、史学流派、史学学科体制化的精微记录

近代史学流派是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与形成的，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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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派间的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辩难问诘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因此近代学派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逻辑脉络。学派以师承、家学、地缘、学缘关系为纽带，以学术观念、方法为灵魂，以各自独具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为特征和偏好，因此学派研究需要客观认识其复杂性。我们拟以学人日记为基本史料，着重梳理近代不同史学学术流派形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对各派的学术主张与建树、学派分合以及对学科体制化建构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主要内容有：(一)“旧典范之危机”和新学科之建立；(二)道统、师承、家学、地缘、学缘与学派之分合；(三)学人日记与儒林词臣；(四)学人日记与章门弟子；(五)《顾颉刚日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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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成立、发展以及相互关系；(六)《蒋廷黻日记》与“清华学派”；(七)《陈训慈日记》与“浙东学派”的本事与真相；(八)朱希祖、金毓黻、刘节、柴德赓、冉昭德等人的日记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和转型；(九)谭献、林传甲、陈训慈、张舜徽等人日记与历史文献学学科体制化；(十)沈曾植、柯劭忞、王锡祺、王树枏、林传甲、谭其骧等史地学者日记与近代历史地理学科嬗变和成就；(十一)《夏鼐日记》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科的体制化。晚清儒林词臣、史学名家日记，记录了各派的学术主张，也记录了各派之间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史学流派之间对立斗争、互动交融更加复杂。朱希祖、黄侃在日记中客观地记述了章门弟子之间的学术交往以及章门门派内外的矛盾，这些鲜活的记录往往更能彰显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魅力。《顾颉刚日记》记事长达六十七年，日记对古史辨学派成立始末、学派的学术主张皆有翔实记录，对顾颉刚与同门或其他学派史学名家之间互动交往或矛盾纠葛生动图景作了长时段的动态记录。《蒋廷黻日记》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科和“清华学派”具有重要的价值，《陈训慈日记》对于研究“浙东学派”具有较高的价值。朱希祖、金毓黻、刘节、柴德赓、冉昭德等人的日记不仅有史学界同人之间的交际和派别的记录，更有民国时期史学史学科建立、发展、学科意识、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实录，如果我们将他们的日记合读，就会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和转型别有洞见。此外，夏鼐日记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科的体制化、考古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体制化第一手史料，也是研究中研院史语所和当时重要学人掌故、学术生态重要的史料。以上研究虽有重要价值，但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如学派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学派分合的因素、学术交往与政治关系、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建立与转型的学术机制、学科意识等，皆需借助学人日记和其他史料认真梳理和释读。近代史学流派借助近代“学术网络”和诸种不同的史学场域，实现学派内部、外部的互动交流。史学场域的建构过程，实则是近代史学家群体围绕史学学科体制化转型而建立的由多种媒介参与的史学共同体，是近代史学学科独立化、科学化多方博弈的必然产物。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以其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流派之间的交往、聚合、对立、冲突的生动场景。
在史学研究领域，章门弟子绝大多数颇受章太炎“六经皆史说”命题的濡染和洗涤，对经学笼罩下的传统学术体系进行解构和重新疏解，大力弘扬史学学科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推助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亦有学者与章太炎的观点意见相左，他们批评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其言说立足于六经不同属性而立论。章太炎标揭“六经皆史”论的本意在于消解“六经”典范意义，将六经的“载道”功能还原为“古史”史料。章氏之说颇有回应者，如弟子朱希祖说：“然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亦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11)朱希祖虽对章师学说许为“与鄙意实相同”，但并不是没有独立的思考，只不过不敢“质之先师”，他对“六经皆史说”是有所存疑的。与绝大多数章门弟子赞成章氏学说不同，钱玄同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批判不可为不烈：“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2)就钱玄同对儒学的认知而言，六经的性质决不相同，“六经”根本不能成立，“六经皆史实在可笑极了”。钱玄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批判，并不代表他不认同章氏的其他学术思想，更不能说明他与章氏师生情谊的决裂。从《钱玄同日记》中，可见钱玄同对其师恪遵师训、执礼愈恭，对同门笃厚唯谨。钱玄同对乃师科学史学的治史方法极表赏识：“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13)1932年2月，章太炎避沪难抵北京，钱玄同得知先师来北京，即与章门弟子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先师)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14)
“骈散之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章门弟子与桐城派围绕骈散而发生的学派之争，《朱希祖日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估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15)这场论争由章门弟子黄侃发起，它极大地消解了桐城派在北大的威势，提升了章门弟子在北大的地位，造就了三派鼎足的新局面。颇令人玩味的是，章太炎本人似乎对这场“骈散之争”抱有保留之态度，他曾就此事对吴承仕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16)他晚年仍认为：“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17)可见，在章门内部，作为开门祖师的章太炎与弟子的意见亦有分歧，但学术主张的不同，并不能阻遏学派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
有意思的是，1932年章氏北上讲学时，黄侃拜谒章师，章氏有意对他谈及“师言梨洲性多忌刻，于同门毁恽日初即其征也”(18)。章氏以黄宗羲的性格为例，意在告诫黄侃秉持学者本色，不要饰伪自尊、鄙薄他人，不争门户之见。但章门内部因学术观点的不同、个性的冲突，学者之间往往有激烈的言语交锋。对读学人日记，可以还原冲突的原委和真相。1932年3月12日，钱玄同和黄侃往章师住处看望先生，因为黄侃粗口骂人和戏谑白话文的态度，双方爆发冲突，《钱玄同日记》对此有记载：“我忽与季刚龃龉，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均有何心得，我答以无。”(19)而根据《黄侃日记》记载则是：“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20)正如章太炎评价黄侃：“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熟)……季刚性行，恐难免于乱世，是则深可忧也。”(21)钱玄同与黄侃的冲突，黄侃的个性因素可能是引起冲突的主因，其次才是对待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的态度。黄侃坚守“中体西用”的立场，能严守传统治学门径，不因趋新思潮、方法和新史料之影响而改变发扬国学优良传统的取向，从其日记中可见其思路：“学术有始变，有独殊……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22)比如他对甲骨学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晚年黄侃大肆购买龟甲书，却担心别人诋毁他，故绝不承认前此态度有何不妥，杨树达对黄侃知错不肯改的态度解读颇为深刻：“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23)由此可见，钱玄同、黄侃虽观点、性情不同，时生摩擦，但是钱玄同对黄侃的敬意却始终不变。1935年12月，黄侃去世，钱玄同在《致潘景郑书》中表达了同门永诀的悲痛之情：“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24)生死面前，同门之间的友谊早已超越嫌隙，念兹在兹的则是公允的评价。其后不久，钱玄同亦作古，朱希祖在纪念文中也是抒怀感叹：“报载七月十五目吾友钱玄同卒于北平……余与玄同颇多相合，惟谈经不相合，而心最莫逆也。今季刚已先卒，而玄同继之，其可哀孰甚？因撰《哀钱玄同文》，聊以抒哀，不欲彰表。”(25)
顾颉刚对现代是否有史学流派曾有评论：“严格地说，明显的史学流派是不存在的，以前有人勉强分出疑古派、释古派等等，其实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这种方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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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合理。又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历史，但个人所得的结论距离甚远，未便归纳在一个流派里面。”(26)但回顾民国学术界的学术思潮，疑古辨伪实成为当时之显学。顾颉刚欣赏、奖掖钱穆，与钱穆的疑古辨伪精神密切关联。钱穆曾宣称：“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27)胡适称“钱宾四费了许多年的工夫著了一部《诸子系年考辨》，凡数十万言。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2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史学主流正值顾颇刚、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占据主流位置，他们以西方的历史考证理论与方法推进现代科学史学。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新历史考证学派虽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但却不能摆脱预设立场的限制。从学人日记中，可以分析出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矛盾态度。比如，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曾劝说顾颉刚接受唯物史观，顾颉刚以考辨古史、梳理古代地理沿革无暇分身相推脱：“独此事予非不愿，予亦知许多历史现象，非用此说明之不可。然予现在无法研究，若不成熟而惟取宠于人，则‘画虎不成反类狗’，内疚神明矣。”(29)从日记中不难看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充满矛盾，既承认其价值，又说无暇分身，不愿追赶时髦，骨子里还是对疑古思潮欲罢不能。
学人日记还是记载学人交往、学派纷争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其记述不加隐晦，颇见细节之真。1941年1月1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金毓黻为历史系《史学述林》题词，文中谈及学衡派，着重解读了史学上南派、北派的不同：“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30)北方学派以北京大学、北高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主，南方学派要包括“南高史地学派”和国立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中央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山大学等。20世纪20年代，南北学术旨趣不同，学术方法的差异造成南北学人对对手颇含讥讽之词。1924年12月，东南大学柳诒徵(翼谋)、顾实(惕生)、陈去病(佩忍)三人利用到北京调查整理清宫档案之际，顺道去北大研究所拜访顾颉刚，顾颉刚与三先生交接后，对三先生评价：“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31)顾颉刚站在北方学派的立场，对三先生个性评价甚低，只不过认为柳诒徵尚可以结为朋友。柳诒徵的弟子缪凤林作为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顾颉刚对其并无好感。因此，在其私密的个人日记中记录缪凤林欲拉拢学生争取兼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对此举甚为齿冷，并对其鼓动学生反对其弟子郭廷以的行为更为不满：“缪赞虞欲兼任文学院史学系主任，

中国近代史-舒习龙：史学学人日记对近代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而学生不附，遂日日请学生吃饭。知郭廷以到柏溪，则又造谣言，谓刚伯令郭前往，鼓动学生反对。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32)北方学派不仅与“学衡派”有龃龉，与南方学派的浙江大学亦有矛盾。1940年4月27日，《顾颉刚日记》记载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毕业生刘节(子植)在成都对顾颉刚说自己在浙江大学曾受到的排挤：“子植见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嫌彼与我接近，曾为古史辨第五册作序，强其改变态度，彼不肯，遂受排挤。”(33)刘节因为赞同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历史考证的方法，被视为北派，故在浙大遭排挤不得不去职。学派纷争是民国学术界的突出现象，民国时期派分南北，既有学理和方法的论争，也有利益和人际关系的纠葛，更夹杂着义气和性格之争。学派之争，本应是学理之争、方法之争，而民国学术界不少人将学派之争演变成义气之争、人身攻讦，这就偏离了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与此相反，有些学者却能坚守学者本色。如徐旭生虽对顾颉刚“古史辨派”学术观点不认同，但却能坚持“君子交绝，不出恶声”(34)，这是颇令人深思的健康态度。回望民国学术界南北纷争，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融合南北学术之长，建立消弭派分的新史学，胡适对此解读颇有见识：“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35)无论是南北学派还是疑古、信古抑或释古派，派别多岐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学术吸纳西方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借用西方近代分科理念和成熟的近代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解构和重构。这一转型的过程必然面临种种冲突，必然会面对如何处理“旧典范”和新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孙宝瑄对一味输入西方近代学科体系，而不知保存中国传统国粹之精神深感忧虑：“游学东西归者众矣，其于本国文有不能缀句者，本国经传历史及现今情势有茫乎不知者，如是虽获有他国高等文凭，几于无所用之。”(36)孙氏的态度表明，接受西方新学和分学科知识必须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必须要对本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必然会面临如何调适“旧典范”和新学科体制和观念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史学史必须将中西史学合辙，将中西史学熔冶于一炉进行关照和比较。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藉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输入中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史学初潮之时，梁启超对西方进化史观、普遍历史观念、章节体表述形式吸纳有余而批评不足，正如金毓黻评价梁氏所指出的“徒为稗贩，终无所得，真可笑也”(37)。在这样的视野和历史观的指导下，梁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梳理和解读就很难显现“平心之论”，正如金毓黻所评价的：“局于己见，动诋古人，以为一钱不值，此非讲学者之公平态度也。”(38)五四以后，梁启超在建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时候，一改前期“动诋古人”的态度，将中国史学史的主题定位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视为融合中西史学理论、方法疏解中国史学演变发展的有益尝试。
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期间就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和解读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流变，着重从史官、史书体裁解读中国史学史流变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起源，朱希祖吸纳德人郎泊雷希脱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史学萌芽时期发生的实际，作出颇有兴味的探索。朱氏没有简单地套用郎泊雷希脱的历史哲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史学的起源，而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试图对其理论作出中国化的阐释：“郎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为年代记(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此两元之进化，其说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39)朱氏对中国史学发生次序的解读，不局限于西方经验，而是从中国史学实际发生的历史加以建构和表达。朱氏对中国史学流派的分析虽也是借镜西方的理论，但确是密切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做出的非常有价值的分析，他说：“史学上有两大派别焉：一曰记述主义，一曰推理主义……吾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故推理主义不能发达。”(40)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朱氏通过比较中西史学起源上的不同特点，试图总结中国史学独特的发展路径，由此推衍中国近代史学亦须借重推理主义(历史哲学)，以此丰富中国史学的史观意识。

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学人日记视角梳理近代史学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二千多年，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下，传统史学在诸多领域变化较慢、较小；近代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巨变的时代呼唤史学的转型。学人日记从多个角度记录下近代史学转型的因素、方式、特点，为探究近代史学转型之路提供了帮助。我们冀望近代史学转型的研究，应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更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
利用学人日记研究近代史学的路径和成就，应该说是深化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学人日记可视为个人的编年史，它以史学学人的器局和眼光记录了历史转折时代日常生活的细节、家国情怀、复杂的人性、社会巨变的思考，将学人日记合读，并与时代情势相关照，会刺激人们关注以往不曾关心、却很重要的新问题、新领域、新见解，比如史学学人境遇史、学术生态史、心态史、史学批评史等，都值得深入探讨。与官方文献相比，史学学人日记形式上更质朴、内容上更真实。官方文献以官方的视角和话语构建“正面”的史学叙述，而史学学人日记却提供给我们史学的“另面”。以往的近代史学研究，在研究路径、视角、话语言说上，可能更重视官方文献、史学名著等，这无疑会部分遮蔽史学的“另面”。学人日记作为承载学者学术交往、思想和学者内心隐秘的文体，具有独到的学术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价值。多种晚清、民国学人日记组成的“史料集团”，对我们解读近代史学的关键问题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激发我们沿着史料喷涌而产生的问题线索去深入探究近代史学的“另面”。
学人日记视角下的近代史学转型和路径研究，还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各个领域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学术文化处于转型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会累积各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得到历史的借镜，可以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少走弯路，也可为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史学提供历史的借鉴。
注释：
①金梁：《近世人物志》，台北国民出版社，1955年，第1页。
②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凡例，上海著易堂，1898年。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99年，第34页。
④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1983年，第529-530页。
⑤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6页。
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8页。
⑦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8页。
⑧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9-550页。
⑨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4页。
⑩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11)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8页。
(12)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7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2页。
(1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4)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7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86页。
(15)朱希祖：《朱希祖日记》，转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62页。
(16)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王文成公全书后序》，《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17)章太炎：《国学述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37页。
(18)黄侃：《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780页。
(19)钱玄同：《钱玄同日记》，转引自张荣华：《钱玄同与章太炎北上讲学》，《书城》，2010年5期，第53页。
(20)黄侃：《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51页。
(21)章太炎著、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22)黄侃：《黄侃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780页。
(2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2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转引自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页。
(25)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908页。
(26)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
(2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7页。
(28)胡适著、曾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2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600页。
(3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7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5243-5244页。
(3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559-560页。
(3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30-131页。
(3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68页。
(3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515页。
(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1922年8月26日，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731页。
(3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39页。
(3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263页。
(3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1091页。
(39)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中国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页。
(40)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