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張懷通：《多方》兩個“王若曰”發佈的時間

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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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2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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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張懷通：《多方》兩個“王若曰”發佈的時間

《多方》两个“王若曰”发布的时间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多方》是由两篇诰命编辑合成的文章，其在体例上的标志，就是文本中有两个“王若曰”，笔者曾作《大克鼎与<多方>体例研究》一文[1]，从发布的地点、对象、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既然如此，《多方》由两个“王若曰”分别领起的两篇诰命发布于何时？相隔多长时间？现在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简要论证。
《多方》第二个“王若曰”领起的后半部分中有这样一句话：“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2]对于其中的“监”、“五祀”等词语，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理解。据笔者初略统计，有代表性的大约是五家之说。（1）蔡沈的“言商士迁洛，奔走臣服我监，于今五年矣”[3]。（2）夏僎的“周公摄政凡七年，自三年东方之乱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3）江声的“武王命三叔监殷，殷民皆臣服，于兹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时言也”。（4）皮锡瑞的“《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建侯卫即封康叔之事，监当读如‘王启监’之‘监’，指康叔、中旄父言之。‘臣我监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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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建侯卫之年数起。《多方》之作，盖在归政一二年后，距四年建侯卫适得五祀”。（5）刘起釪先生的“自灭殷设立三监监殷民……至以这篇诰辞对殷民讲话的五年”[4]。
这五家说法，虽然有起讫时间的差异，但都将《多方》看做一篇诰命。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多方》篇次在《雒诰》之后，此时周公已经致政，而其开头却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此时周公正在摄政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学者左右弥缝，例如蔡沈说：“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继叛，事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则商民之迁固在作洛之前矣，尤为明验。”[5]再如皮锡瑞说：“商、奄之属既叛而服，服而再叛”[6]。前者用“商民”这一模糊概念代替多方，后者接着蔡氏之说进行附会，尽显在强大矛盾夹缝中的不得转团之状。
其实，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但前提必须是将《多方》的两个“王若曰”领起部分看作是两篇诰命。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发布于“周公摄政……三年践奄”[7]以后，第二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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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曰”领起部分发布于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即《雒诰》记录入档以后。“以后”的范围既不是严丝合缝，也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存在着跨年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二者相距是五年，则定无可疑[8]。
相隔五年的两次诰命的编辑合成，在衔接之处留下了一些痕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对于天命理论的阐述，只有夏商而没有商周之间天命转移的内容；最后一句话是“呜呼”，在语句上无所归属；“呜呼”前面的一句话“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与前面对于夏商天命转移理论的阐述，在字数篇幅上很不对称。第二个“王若曰”开头对于夏、商、周天命转移理论的阐述，在内容层次上有些颠倒、缺略。蔡沈针对其中的“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一句话说：“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当有阙文。”[9]这些固然不排除是口头语言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两个“王若曰”领起部分衔接时处理起来难度较大，对于有些内容不得不作一些调整或删减[10]。此其一。
其二，在开头体例上留下了一些痕迹。《多方》的开头是“周公曰：王若曰”，对此，蔡沈说：“吕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复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传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诰，终于此篇，故发例于此，以见《大诰》诸篇凡称王曰者，无非周公传成王之命也。’”蔡氏的解释有道理，但在观念的原因之外，笔者认为，不应忽略编辑合成的原因。
《多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作于周公摄政之时，其开头应该像周公摄政时所作《康诰》一样是“王若曰”；第二个“王若曰”领起部分作于周公致政之后，其开头应该像周公致政后所作《立政》一样是“周公若曰”。但为了协调统一体例，编者便作了兼顾前后情况的综合性安排，即“周公曰：王若曰”。同时，将其次序编排在记载周公致政成王亲政典礼的《雒诰》的后面。
与《多方》在内容与体例等方面较为接近的是《多士》。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据此判断，《多士》与《多方》一样，也是由两篇诰命编辑合成。而且进一步推测，《多士》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发布于《多方》第一个“王若曰”以前，《多士》第二个“王若曰”发布于《多方》第二个“王若曰”以后。现在进行一些补充论证。
首先，《多士》第一个“王若曰”领起的前半部分发布于《多方》以前，这是《多士》在篇次上先于《多方》的原因。证据有二，一是其序言中的“周公初于新邑洛”一句话。称成周为“新邑洛”，而《多方》称为“洛邑”。在成周的名称从洛师，到新邑，到新邑洛，到洛邑，再到成周的过程中，洛邑显然比新邑洛要简练准确得多，正所谓后出转精，这是先于《多方》第二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初，开始。于，往。“初于新邑洛”就是首次到达新营建的城邑洛。今本《逸周书·度邑》记载，洛邑的规划始于武王；《召诰》记载，周公在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之后，“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那么周公首次到达洛邑应该在此之前，相对于周公在雒邑的其他政治活动，在时间上最靠前。二是周公在讲述上帝厌弃夏人的史实时，用了“我闻曰”的词语，表示信息的来源，但在《多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讲述类似内容时，没有用同样的词语，而是直接说。这表明由于有了上次的讲述，夏史已经转化为通识，此次再讲已毋须说明出处。《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11]，因此笔者推测，《多士》第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的发布，应该在“二年克殷”与“三年践奄”之间。
其次，《多士》第二个“王若曰”领起的后半部分发布于《多方》以后，证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其文本中出现了对于《多方》“王来自奄”、“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两句话进行照应的“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的言语；二是周公强调“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蔡沈说：“以自奄之命为初命，则此命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尔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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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申明此命。”[12]初命与申命有一定的间隔。三是两次提到“臣我多逊”，蔡沈说：“吴氏曰：‘……“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者，期之之辞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者，果能之辞也。’”[13]后者显然是对多士改造好之后的肯定，于是才有了“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优待政策的具体落实[14]。
因此，《多士》两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各自发布的时间，先后相距应该在《多方》两个“王若曰”间隔的五年以上。

[1] 张怀通：《大克鼎与<多方>体例研究》，《东夷文化论丛》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2]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1页
[3]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1页。
[4] 笔者按：这五家说法，大家可以参见皮锡瑞、刘起釪的综述。见氏著《古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9页；《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40页。
[5]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1页。
[6] 皮锡瑞撰，盛冬铃、陈抗点校：《古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9页。
[7] 伏胜撰、郑玄注、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页。
[8] 笔者按：蔡沈在《多方》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一句话的下面说：“此章上疑有阙文。”见氏著《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7页。由此可见，由于间隔较长，文本已经有所残缺。
[9]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9页。
[10] 笔者按：蔡沈说：“至于此章，先‘呜呼’而后‘王若曰’，《书》亦无此体也。周公居圣人之变，史官豫忧来世，传疑袭误，盖有窃之为口实矣，故于周公诰命终篇发新例二（其一是开头的“周公曰：王若曰”），著周公未尝称王，所以别嫌明微，而谨万世之防也。”见氏著《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9页。蔡氏看出了问题，解答有自己的角度，有时代的烙印。笔者认为，编辑合成应该是主要原因。
[11] 笔者按：对于伏胜的话应该辩证地看待，首先，克殷、践奄、营成周等事件，有的着眼于其起始时间而讲，有的着眼于完成时间而讲，有的着眼于其高潮时间而讲，每个事件延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彼此肯定前后有所交叉，因而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一刀切。
[12]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2页。
[13]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2页。
[14] 笔者按：蔡沈于《多士》之“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句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