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王国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典范移:历史学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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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国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典范移:历史学家的观点

摘 要：
近20年来, 不管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 都没有创造一套知识选择的自觉, 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面临十字路口。事实上,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大多数的分歧, 可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找到表述。追求并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 将有助于一系列的理论程序从多元架构中, 将证据整理得更有条理, 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创造理解的新典范, 并结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力量, 提供更佳的诠释和分析选择。
关键词：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典范转移; 历史学科;
令人困惑的十字路口:处处皆困境
近20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面临十字路口, 大多数学者认为, 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构筑的历史, 已经走到终点;但我们对历史的终结点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理论家错了, 历史不会渐次、线性地前进;其他学者认为, 不论历史以往是线性或单一, 都毫无相关, 因为我们交会于历史的末端, 于是“现在”和“未来”才在历史终结后存在。
某些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对历史的终结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社会科学家对历史的终结深具信心, 认为彼此交会于共同而连贯的现在。社会科学家用单一面向观看世界, 将重心放在细微的一套特征, 并且以简单的术语点出各地特色, 比如经济发展较高/较低、较为民主/较不民主。更多的传统人文学者致力于古今经典著作的传递, 就本质来说, 这是历史事业, 因为人文学者藉由特定文本——一直以来受限于新颖并相异的诠释——指涉价值的重现与确认来定义传统特定文本和个人想法的价值, 并藉以定义传统, 但特定文本和个人想法的价值再现/肯定, 往往受日新月异的诠释操控。但是, 今日人文学界对这项任务的接受度不但被削弱, 还逐渐受到挑战。拒绝传统角色的人文学者, 通常对简化的社会科学抱着批判态度, 而这些社会科学通常对历史终结抱持肯定态度。然而, 对许多人文学者来说, 后现代转折也包括轻忽历史。大致上, 我们也用后现代的角度看待历史的终结, 虽然我们这种终结和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终结不同。
看见丰富多样性以及转变中目的论方法的消失的学者, 他们眼中的世界多采多姿, 绝不是社会科学对主体非黑即白的描述。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 关键特色的选择让归纳变得可能。因此, 社会科学家辨认复杂现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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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联时, 通常会将复杂现象简化, 并运用理论原则来加以解释。然而, 有些社会科学家加入人文学者的阵营, 透过不同理论以达到历史的终结, 这些理论引用一般观念, 举个案研究来说明, 形成文化研究的范畴。文化研究理论试着清楚表达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变化不定, 而不是简化或解释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色。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采用不同的理论概念, 反映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思考差距。不论是社会科学或文化研究, 这些新兴学术典范的目的各不相同, 也缺乏对彼此的了解。社会学科和文化研究都在历史终结的十字路口出发, 但从此踏上各自不同的路。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利用了解人类潜力的方法, 来取代19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 却可能走进死胡同;当然, 也悖离了常用的分析和诠释。我的建议是:重新恢复历史, 这个方法可缩小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差距, 对这两者都有裨益;但并非恢复已经确定终结的历史, 我建议恢复的历史将有助于一系列的理论程序, 从多元架构中, 将证据整理得更有条理, 提供学者比现在所提供的更佳的诠释和分析选择。
历史这门学科面临着自我挑战:在已被宣称的历史终结前, 世界上许多历史学术与专业机构的修改版本, 令人怀疑 (对有些人来说, 这些版本根本靠不住) ;历史这门学科四分五裂, 许多不同次领域的历史学家忙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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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理论和方法论, 做出诠释和分析的陈述, 但理论和陈述之间缺乏可信的关联, 更别说是明确的关联了。事实上,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大多数的分歧, 可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找到表述。线性史观是历史目的论动向的基本属性, 而历史学家不再相信线性史观;线性单一史观逐渐没落, 让历史学家能够思考“记忆”这件事, 也能把研究对象从“时间”抽离出来;西方历史学家也已不用早期循环史观来整理事件的时间顺序和过程。历史学家扬弃线性史观和循环史观, 怪不得时间的节奏变得多元, 而且不论它是否休止, 都有着不同的韵律。
假使历史学家认真看待时间的线性进行, 却无法假定历史必然的走向, 又会如何呢?事实上, 大多数的历史研究从结果倒推回来, 重建特定事件顺序的因素;历史学家投注大部分的心力在假设历史的因果关系, 有时候, 这些叙事能符合规模较大的故事, 却无法符合任何的巨型叙事(master narrative) 。我们能够把小型叙事群组放到哪种巨观模块里?有种策略是刻意汰换早期编年史家对古代文化传统的努力, 让叙事符合重复的形式, 而非跨空间比较叙事的顺序。既然历史学家能够理解自身专业领域以外的学问, 就可以比较不同背景的时刻, 观察有无相似之处。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多元脉络里小型叙事顺序发生的方式, 然后建立更多的普遍观察。相似之处有限, 这代表结果的普遍性也有限, 因此, 多元端点却有相似的改变。我将在本文下个部分举例说明这种方法, 但在这里, 我想建议另一种方式, 来削弱历史的巨型叙事。
近代史有两个主导叙事, 即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学者了解并且以不同方式利用这些叙事:有些学者把这些叙事看作历史变动顺序的根源, 是全面现代化社会的必经之路;其他学者持相反意见, 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利用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将现代政治和经济的秩序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 世界强权都会中心的权力运作, 以欧洲或美国的方式, 来定义并限制现代化的发展潜力。这两种巨型叙事的运用, 都可以找到诠释架构来容纳客观证据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 这两种巨型叙事始终相互抗衡, 因为他们各自解释现代世界的不同结果:一方解释西方政治和经济标准所定义的成功, 另一方则解释西方政治和经济标准所定义的失败。
抗拒将巨型叙事当成目的论解释的对象, 使得系统地取代巨型叙事时, 不用耗费太多心力。事实上, 历史学家、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避免取代马克思、韦伯以及社会理论的伟大传统, 这些学者重新提出意见, 将丰富多元的资料, 整理得更井然有序, 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有更好的描述, 而不是只抓着马克思或韦伯。接受历史走到终点的社会科学家, 不太需要担心历史的差异。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根据欧洲经验的准则来解释当代实践的变异。许多文化研究学者从马克思观点来接受历史的终结。苏联垮台, 加上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法则逐渐为世界应用, 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世界的背景, 让学者可以研究他们所偏好的问题架构。但这同时限制了对另类可能的想象力。跳脱目的论叙事对现代世界的描述, 我们可以利用对历史可能性的深入了解, 试着想象更美好的未来。假若现代世界的形成比巨型叙事更多变、更易懂, 那么许多学者假设, 我们拥有知识空间可替过去和未来作出更好的描绘。我们不需要对早期的学术错误做出后设批评, 而亟需努力建立可用且有用的另类选择。
今后的路
文章一开始, 我建议的策略是, 要越过历史的终结和诠释架构, 以面对当代世界, 必须发展新想法:追求并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历史学科的定位横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让历史具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洞察力, 而让彼此之间能相互协调, 响应新典范建立带来的挑战, 并容纳未来的学术成就。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根据个人喜好, 做的事大部分都不同:社会科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 渴望简约的解释, 刻意自现实抽离, 分辨社会科学理论主题所假设的关键关系为何。人文科学表现细节, 也把人文科学当成证实普遍性的场域。当前的文化研究提出复杂的叙述, 但文化研究本身却更难组合, 这是因为文化研究仰赖不同理论要素的结合。文化研究无法统一透过复杂的过程, 带领我们了解文化研究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数据的选择、分析或诠释大不相同。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相互比较, 当两者走向极端:社会科学可能会忽略后续的现象, 导致无法了解现代世界的多元, 而人文科学给我们大量的细节, 有时徒具形式, 毫无实质内容, 让我们无法做出归纳。同时, 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处理共同的主体, 似乎都是讨论时代, 但没有明确学科可以与分析扣合, 如果是跨专业, 而不是跨学科, 会忽略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用来分析或诠释的基本策略。
历史如何协助我们,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两难中找出方向?同时, 跨越学科界线时, 我们如何避开学术的浑水和死水, 又顾及学者专家规划主题的基本方式?在本文的开始, 我已经提出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时间的节奏。现在, 我想提的是, 我们应多思考“空间”。
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 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家, 在世界历史带来的挑战里挣扎。15或20年以前, 中学教师开始要求在大学任教和研究的历史学者提供更完善的历史研究资料, 特别是欧洲以外的历史;欧美经验通常是历史的中心, 若要取代欧美经验, 其中一项重要策略是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 透过贸易、移民、疾病传染等, 找出一些重要关联;另一项策略是强调不同文化的相似之处, 历史学者提出所有人类价值平等的陈述, 这种策略尤其适合中学教师。无论是知识或教学的做法, 都无法直接去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叙述, 事实上, 如何将这些叙述形成脉络?如何越过单一国家的限制, 找出历史和空间的面向?这些都是挑战, 但目前还无法用最具说服力和平等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问题。
空间响应的一种形式是, 越过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若以地区来说, 历史学家可以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区域做比较, 举我的著作来说, 我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和中国大陆君权的变化做比较, 若我们不依照传统, 不把中国大陆看成世界的区域, 无论是空间和人口, 中国都比欧洲大;因此, 比较欧洲与中国的政治过程, 可以发现相似处与相异处, 协助我们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叙事纳入脉络, 这也提供时间基准线, 让我们思考:20世纪, 中国如何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中国结束帝制后, 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频繁, 我们要观察中国法则规章的新与旧;本研究发现, 比起欧洲, 中国国家活动的一些特征, 包括社会福利和一般文化习俗的推广, 空间的规模较大, 也开始得较早。这项证据所得的合理结论, 并不是指18世纪的中国比欧洲“现代”, 而是19世纪后期, 欧洲社会福利和教育的特征, 是特定区域的综合体, 符合欧洲活动的脉络, 而学者根据欧洲经验, 做出选择, 贴上“现代”的标签。民族国家的主导叙事, 是直接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表示, 社会福利的惯例不需要跟随政治发展的脚步, 不需仿效欧洲, 这是中国所描述的主导叙事;这并不表示, 社会福利对20世纪的民族国家无关紧要, 而是若想达到普遍的理解, 不是只能取材欧美国家活动的观念。
中国和欧洲的社会支出形成对比, 西方各有不同的解释, 若真要解释, 让人大伤脑筋, 尤其19世纪后, 若要说欧美国家民主的程度和社会支出的多寡有关, 那么中国的社会支出较高, 却看不见民主的理念或机构, 这又如何解释?我认为, 不论是理念或机构, 可在共同的情况、普遍或类似的结果下, 用不同要素组成社会支出的政治脉络;如果我们只看欧美经验, 那么这个结果十分重要, 因为这个结果让民主政治惯例和其他活动变得不稳定;用来解释社会支出的脉络, 会随着社会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 民主意见影响社会支出, 而中国早就有较高的社会支出。



对历史重要意义进行脉络的解释, 对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也十分重要。在《转变的中国》这本书里, 我收集了近代欧洲与中国晚期帝国的资料, 讨论饥荒和税制的问题;我主张, 不论是欧洲或中国, 抗争的特定因果关系十分类似, 用来解释的说法放诸四海皆准;然而, 当欧洲出现其他形式的抗争和民主意见, 取代粮食和税赋的抗争, 中国却不甚明显;我们知道, 欧洲和中国抗争的小型叙事顺序十分相似, 但因为政治和经济的脉络不同, 所以历史的重大意义各有不同。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思考:如何能够透过对其他背景的深入了解 (本文比较的例子是中国) , 对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进行描述并纳入脉络。
透过比较, 会出现其他分析的可能, 这需要有相似的结果, 但要结合不同的要素。举经济历史的例子来说, 许多欧洲经济历史学家解释, 因为近代采用正式合法机构, 确保商业合约的强制执行, 让商人致力于贸易, 不必担心风险, 造成近代的商业成长。商业贸易不断扩展, 让专门化和规模报酬递增变得可能;而因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业扩展方式一无所知, 就容易认为, 没有欧洲制度革新, 小型商队就无法打破限制, 发展长程贸易;中国晚期帝国的长程贸易蓬勃发展, 显示商人有能力组织商队, 靠着地缘关系和专业, 发展出大规模的蓬勃商业。经济的发展是根据专门化和贸易的原则, 有了这层了解, 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不同制度落实这些原则;将欧洲经济发展纳入脉络, 指示我们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特色, 最早出现的知名著述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而我主张, 关键的因素就是科技发展。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成功, 创造了截然不同的脉络, 两个极端出现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者控管殖民地的产品和贸易, 如荷属东印度公司, 殖民地几乎没有机会根据欧洲成功的模式创造经济发展。逃过殖民命运的地方可以发展自己的策略, 结合改良的西方惯例, 着手经济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对许多地方来说, 当地新的契机和限制, 让中国和欧洲以外的经济成功和经济失败变得难以解释。根据过去的惯例和崭新的系统, 经济转变产生既开放又不确定的方法, 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经济以外的领域。下面是法律的例子, 带我们看看经济以外的面向。为了找出理解中国法制的最佳方式, 中国法制史专家始终争论不休;要了解这些专家分歧的意见, 则牵涉到中国和欧洲法律惯例的相似处和相异处。我先前就提过, 欧洲扩大使用正式合约和法庭, 解决贸易扩展带来的商业纷争, 尤其是长程贸易的纷争;但在中国找不到相似的例子,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法吏不处理经济或商业方面的纷争;根据档案纪录, 特别是土地买卖的法律纷争,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经济方面纷争的大宗。中国和欧洲民事案件的法律运作方式, 究竟有多少相似处, 专家一向辩论不休, 有些专家提出, 欧洲和中国都有民法, 其他专家则不确定;目前的争论是:法吏判决时, 依据法令判决的程度为何?法吏裁定时, 是站在原告的立场还是被告的立场?在学术论辩之外, 中国和欧洲法律活动的脉络, 有基本的差异, 学者专家值得多加注意;也就是说, 中国缺乏关犯人的监狱, 法吏的裁决, 必须原告和被告一致同意才能算数, 因此, 判决的实行, 要经过原告和被告的协调, 而不是由高压的当局决定。
中国法制史学者争论的另一议题是:中国习惯法的存在和运用。土地交易要经过买卖双方同意, 中国致力于制定相关法规, 而制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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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得依据风俗;但事实上, 中国利用合意的风俗, 来规范并改善地方风俗, 让整个帝国的标准一致, 而不是根据地方风俗来制定法律;因此, 土地纷争的解决可能变得一丝不苟, 这是因为习俗不够精确, 政府需加以监督规范;但由于缺乏法律没有强制力量, 政府要实行决定时, 会受到限制。
19世纪后半叶, 中国与西方接触日益频繁, 欧洲法律传入中国晚期帝国, 而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接触后, 会碰撞出何种火花?我们容易认为, 在许多方面, 欧洲思想会取代中国思想, 这是中国融入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情形并非如此全面一致。20世纪初, 中国人选择不采用新的商业法律, 以欧洲优先的观点来看, 这种做法并不理智, 但这反映中国法律融合的优点, 以及风俗惯例存在已久的优点。
中国法律里, “风俗”的角色出现在其他脉络里, 甚至过去一二十年, 还有关于风俗的讨论:中国边疆地区的地方风俗, 往往服从中央的命令, 地方风俗并不是法律惯例的基础。清代和当代中国对于风俗的运用, 表现了中国风俗和法律的关系, 不仅十分持久, 而且与欧美背景截然不同;中国法律采用欧洲阐述的原则和惯例, 这种观察有助于建立脉络。中国法律确实采用西方法律惯例, 这一点无庸置疑, 但我们不能认为, 完全归于西方标准是必然且自然而然的事。一般来说, 任何主张都需要经验的支持, 而不是只有假定前提;对于那些不愿意完全归从西方标准的人, 向他们解释我们应该先采取的行动及保持积极研究目标的原因。
我要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经济和社会转变的比较, 表现了相似的因果关系, 当地风俗的角色, 不受限于地区, 让契机的影响力出现可能。很明显地, 中国社会阶层近来的转变, 是因为经济的改革, 以及都市和乡村的快速工业化;经济改变了, 出现新的职业结构, 创造出更多管理和中产阶级的职位, 而人活在物质世界, 有生产和消费需求, 创造了更多服务业的工作机会;新的财富和职业结构产生新的消费和表达品味的方式, 这些现象不只是因为新的商品和服务是舶来品, 也是因为本地对商品和服务的偏好。PierreBourdieu在《区隔》(Distinction) 中清楚提到, 法国文化物质如何形成法国中产阶级和精英品味的特色, 社会价值和文化资产的认定, 来自于集体理解构成的个人鉴赏力;这种文化定义的方式与金钱不同:金钱可以定义财富, 这个原则适用于许多社会, 经济学家可以预估货币的购买力平价指数, 在多种背景之下, 创造一般标准, 来衡量成本和财富。经济转变的因果关系, 创造新的社会阶层, 在许多地方都是普遍现象, 而人建立社会阶层的方式, 可以利用外来的地位界定方式;但不同商品和活动代表的象征价值, 也利用不同社会创造和复制的不同偏好, 随着时间过去, 创造和改变这些偏好, 因此这些偏好有史可稽。
我概述以上例子, 是为了提出方法, 让我们对早期惯例和变动现实的影响有所警觉, 这些影响由不同程度的关联组成, 是以前不知道或不可能出现的关联。这些努力是为了找出历史转变的模式, 这些模式既不普遍, 也不特定, 而是具有特定脉络, 与其他模式之间有共通处, 也有相异处, 并在历史经验的架构下, 做出分类;然后, 我们可以超越对早期历史目的论的轻视, 同时理解周遭世界变动共通却多元的方式。
音乐与饮食
我会概述以上概念应用于两个主题领域的方式, 并且以之作结。我对这两个领域的了解有限, 只能推测可能的发展, 尽管我的结语不够完整充实, 但可以作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巩固新典范的隐喻。
走进美国任何藏有大量CD的唱片行, 你会发现音乐有许多分类:有古典乐和爵士乐, 有百老汇音乐剧, 也有基督教/福音音乐, CD藏量最多的是流行音乐和摇滚乐;走进巴黎的唱片行, 古典乐和爵士乐占去大部分空间, 流行乐和摇滚乐分为英、法语两区, CD的分类和出现的频率, 反映了当地的品味;走进台北的唱片行, 除了美国流行乐、摇滚乐、古典乐、爵士乐, 还有照来源分类的中文CD, 以及日文歌曲和韩文歌曲;香港的唱片行和台湾的唱片行较为相似, 但仍有不同——广东流行乐自成一类;走进东京的唱片行, 可以发现CD分类和CD出现频率又与其他国家的唱片行不同。在不同城市发现不同的音乐, 把这些音乐的分类、出现频率、种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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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相同处与相异处, 让我能掌握“全球”与“本土”的不同面相。或许, 这类议题之前已有人着手研究, 为了补充先前的研究, 学者也必须观察不同音乐的转变和不同音乐风格的相互滋养, 这需要了解风格路径相依的可能性, 以及音乐风格变动不定的系统脉络, 但这种脉络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
学者可以选择表现出“全球化”的例子, 以小野莉萨为例, 这位日本女歌手, 出生于巴西, 以日语和葡萄牙语演唱, 有时也用英文;她在日本录制唱片, 但由纽约公司代理发行, 在台湾发行的CD歌词本是葡萄牙文, 附日文翻译, 另有中文歌词翻译本。面对小野莉萨这种例子, 若没有台北CD销售的脉络, 就很难知道这类音乐的重要意义;当然, 小野莉萨的专辑在其他国家也找得到, 只是没有附中文歌词翻译本;事实上, 小野莉萨专辑甚至出现在美国橘郡的日文二手CD市场, 这个二手市场收购日本买的第一手CD (进口到日本的CD也算) , 目标客户群是南加州的日本人。小野莉萨的音乐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制作和销售,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例子?除非我们广泛地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CD市场, 否则具体的本土脉络和抽象的全球脉络之间几乎没有联结, 难以将小野莉萨放入超越当地和全球的脉络中。
我提出的分析要如何开始?首先, 不管消费者走进世界哪里的唱片行, 消费者至少会知道某种CD分类, 不同地区唱片行的CD种类和数目都不同;接着, 每个地区有特有的分类, 如基督教音乐、法国香颂音乐、日本古典乐等;再者, 每个地区的CD销售模式, 可以看作该地当时普遍、偏好、重现、改变的音乐, 我们要了解本土脉络, 才能了解全球脉络, 但本土不只是“非全球化”, 事实上, 本土代表了地区或国家的特色, 本土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历史截然不同。
饮食也适用同样的说法。与其详细叙述音乐和饮食之间的比较, 不如思考饮食演进的方式 (也可以思考音乐的演进) , 不管是高级料理或小餐馆的食物, 这些食物是否为传统食物, 还是地区独有食物, 或是创新菜色, 然后吸收当代和原创地区的影响, 都可以加以分类。无论是中国料理或法国料理, 没有所谓纯法式料理或纯中国料理, 取而代之的, 是“融合” (Fusion) 的概念;也出现特定的饮食风格:日本厨师在法国习艺, 然后在纽约或洛杉矶掌厨, 演绎出欧洲风的日本料理。因此, 饮食的演变动力包括不同种类的变革和新旧的融合, 若不是改变旧有菜色而保持原来特色, 就是创造全新菜色。
饮食演变的动力也和社会阶层有关:多年以前, 意大利甜点提拉米苏 (tiramisu) 在欧洲出名后, 大举进军纽约和东京高级意大利餐厅, 提拉米苏变成时尚;当提拉米苏在东京日益风行, 这道甜点开始改变:越来越多“西式”餐厅供应提拉米苏, 使用较便宜的奶油当原料, 最后, 日本的国际连锁快餐店出现提拉米苏冰品, 供应日本市场。显然, 只有某种全球化契机可行之后, 才会发生这种演变过程, 但演变过程至少要依照日本的方法, 而日本的提拉米苏冰品并未风行欧洲和北美地区。特定食物传播的可能性十分多元, 这些食物的例子进一步补充CD例子的结论不足之处, 许多食物在不同地方都可以找到, 离开原创地后, 多少有些改变, 但还可以辨识出来;这些食物随着时间而改变, 原来的饮食还延续着, 但新的种类不断出现, 不同地区的食物种类, 即使有共同元素, 但彼此仍不相同。对食物的品味, 就像音乐, 反映了趋势与阶级, 所以会对某种食物有短期狂热, 这种现象在不同阶级和社会都会发生,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结合CD和饮食的讨论, 是为了说明我们具有分析和诠释的工具, 可以跨越CD和饮食松散的连结系统, 分类并追踪这些转变。我们不需要假装知道音乐和饮食未来确切的发展方向, 期待目前的风俗会带来改变, 就像以前的风俗带来现在的风俗一样。如果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其他研究主题比较困难, 那么可用于CD和饮食这类商品和服务的研究, 必定也令人满意。但是, 只是做个假设, 若我们想要广泛地解释演变的内容, 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 并诠释这些形式的重要意义, 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创造理解的新典范, 并结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力量。另一项要抱怨的是缺点, 不管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 都没有创造一套知识选择的自觉, 这套选择应以经验数据为基础, 具有记取历史的远见, 知道要把握现在以创造美好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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