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派-17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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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7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

1637年初，四卫拉特联盟远征青海，消灭了喀尔喀部绰克图台吉（čoγtu tayiji,1581～1637年）势力。1637-1639年间，大批卫拉特人自准噶尔故地迁居青海，将十六世纪初以来由东蒙古势力所控制的青海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成为青海卫拉特。这一历史事件可称之为“卫拉特南迁”。但卫拉特的南迁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1639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güüsi qaγan,1582～1654）率青海卫拉特联军进攻东部藏区，1640年末消灭康区（khams）统治者白利土司，征服了多康六岗（mdo khams sgang drug）。1641年，固始汗继续挺进西藏本土打击后藏王，次年年初推翻藏巴汗（gtsang rgyal）王朝，固始汗被推举为全藏区之王。新藏王随即颁布新法，重新划分西藏宗教、政治区域，任命格鲁派（dge legs pa，也称甘丹派或黄教派）行政长官第巴索南琼培（bsod nams chos ’phels，1595～1658）为摄政，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青、康、藏三地的游牧地区被青海卫拉特蒙古诸首领瓜分。至此，十七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的南迁或向南扩展才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卫拉特蒙古南迁的规模较大，影响范围很广。它不仅涉及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对中亚和北亚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卫拉特蒙古南迁的历史原因或

中国历史名人故事事件

目的，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学术界也有多种观点。主要的观点有：①对西藏格鲁派军事援助要求的呼应——“宗教理由说”；②卫拉特各部相互争斗、相互排挤——“内部矛盾说”；③畜群数量的增长与牧场缩小——“草畜矛盾说”等等。更多的人则采取一种稳妥的方法，即把三者都看作是南迁的诸要素[1]。但是，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在史料学方面存在诸多疑点；第二种观点与当时四卫拉特的实际政治状况不甚吻合；第三种观点也没能完全解释出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迁徙所起的作用。所以，即使三种观点相互补充，仍不能说明其本质。本文拟将分别指出上述观点所存在的问题，重新探讨卫拉特南迁的历史原因，提出并简要阐释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的基本机制。
一、宗教理由说
这一观点多见于佛教史文献中。认为，格鲁派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受到噶玛派施主藏巴汗等的威胁，被迫遣使向卫拉特求援。经和硕特首领固始汗亲自查实后，卫拉特决定出兵保护格鲁派，打击其敌人。在此过程中，卫拉特人迁居至青海。按此观点，卫拉特南迁完全是以保护西藏格鲁派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故此，整个南迁的原因、过程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均围绕着宗教而展开的。有关遣使求援及出兵过程的记载，最早见于十八世纪蒙古高僧益希班觉（sum pa mkhan po ye shes dpal ’byor，1704～1788）所撰《如意宝树史》（1748年成书）[2]和《青海史》（1786年成书）[3]，之后的蒙藏史书基本都承袭了这一记载。一代高僧益希班觉学识渊博、精通蒙藏历史文化，著述甚丰。他很重视历史材料，同时也注意参考历史传说，其著作一直被后世所重视。但他也不可能避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如意宝树史》和《青海史》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书中史料有采自前人著作的，也有得自耳闻之传说的，毕竟不是第一手史料，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史料学方面的分析和考证。通过分析考证，笔者发现其有关卫拉特南迁的记述存在诸多疑点，故而对其中有些记载的可信度不无疑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共谋”的问题
益希班觉称，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察哈尔林丹汗（legden qaan，1604～1634年在位)和后藏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karma bstan skyong dbang po，1606～1642）等“共谋”，企图消灭格鲁派。为此，绰克图台吉南进青海消灭了土默特势力，又与白利土司顿月多吉（be ri don yod rdo rje）一道对格鲁派进行迫害。林丹汗也准备与之合流，在征战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之后，途中病死于青海黄草滩。而藏巴汗更是时刻威胁着格鲁派。危急时刻，格鲁派上层决定秘密遣使向卫拉特求援。
益希班觉著作的史料来源可能是五世达赖喇嘛著作中的几段记载。达赖喇嘛在他的《西藏王统记》（1643年成书）和《自传》（1682年成书）中批评林丹汗和绰克图台吉两人破坏蒙古六大部之间友好和约的恶劣行径，并提到了绰克图台吉怀有改宗道教，恶意破坏宗喀巴教法的意图等等[4]。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明确指出上述三人为了迫害格鲁派而结成同盟。研究显示，林丹汗是因女真族的介入，其征服同族部落的政治企图失败后逃往西部[5]；而绰克图台吉则是因为喀尔喀诸部内部关系不睦而南迁[6]。显然，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在宗教方面，林丹汗是个既信奉黄教，又敬重红教（萨迦派），还和噶玛噶举派有往来的蒙古首领。他组织翻译《甘珠尔》经，兴建寺庙，曾受戒于西藏佛教不同教派，被称作“呼图克图汗”[7]。绰克图台吉由于重视事实上的全藏王藏巴汗，所以自然与藏巴汗所信奉的噶玛噶举派关系也显密切，但同时又和西藏的其他教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曾邀请并供养格鲁派施主吉雪第巴却杰丹津洛桑坚赞（skyid shod sde pa chos rjr bstan ’dzin blo bzang rgya mtsho,1593～1638）和佑宁寺第九任主持南杰班觉（rnam rgyal dpal ‘byor, 1578～1651）二人[8]。格鲁派有些史书记载诋毁绰克图台吉是信奉道教者或没有自己的信仰云云[9]，实际上说明了绰克图对各个教派一视同仁的态度。在蒙古各部首领之间的政治冲突中格鲁派利益可能受到了冲击[10]，但没有确切的史料能够证明林丹汗和绰克图台吉是有意排斥格鲁派，也没有史料能够表明他们像白利土司那样旗帜鲜明地打击和迫害格鲁派[11]。此二人向青海地区迁徙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遭遇所致，而不是西藏的宗教问题，因此所谓的“共谋”说自然不能够成立。
（二）派遣使者的问题
益希班觉在著作中叙述了格鲁派遣使求援的经过。但在这一计划的实际策划者为何人的问题上，《如意宝树史》、《青海史》以及其《自传》的叙述相互均有差异，与卫拉特史料记载也不太一致。《如意宝树史》记载策划者为格鲁派行政长官第巴（phyag mdzod de pa）索南琼培和达泽第巴（stag rtse sde pa）二人。《青海史》对过程记述相对较详细，说先由索南琼培与佑宁寺籍的僧侣嘎如擦吧那钦（’ga’ ru lo tsa ba sna chen）和色木尼卡切（sem nyi kha che），还有甘丹寺院施主达泽第巴等人商讨，决定从两位佑宁寺僧侣中派一位秘密前往卫拉特。被派的那位使者先回到青海，再由瓦日（dpa’ ris）部落护送至卫拉特。益希班觉的《自传》却又说策划者是四世班禅罗桑却吉赞（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70～1662）和索南琼培二人[12]。卫拉特史籍《蒙古溯源史》[13]则与上述记载不同，称班禅和达赖等共同派遣卫拉特人尹咱呼图克图（蒙语：inza qutuγtu ，藏语：dben sa sprul sku )[14]到卫拉特求援。显然，对策划者和使者的记载均有差异。另外，这些记载似乎都表明，在向卫拉特求援的问题上，格鲁派上下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与鄂尔多斯和土默特、永谢布等稍早控制青海的东蒙古势力鼎立支持格鲁派的状况相比，当时的卫拉特并没有显示鲜明的教派立场。在格鲁派当中，卫拉特更倾向于推崇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禅喇嘛，最早入藏学佛，后成为传教高僧的卫拉特土尔扈特部人内济托音（ne‘i chi tho yon，1557～1653）就师事于班禅[15]。尹咱呼图克图第三世在卫拉特转世，其本寺在后藏。其次，索南琼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藏巴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藏巴汗与格鲁派的冲突中，四世班禅一直充当调节者的角色[16]，五世达赖喇嘛也反对推翻藏巴汗。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上下能够取得向卫拉特求援的一致意见。况且，卫拉特能否战胜藏巴汗及其“同谋”，还是个未知数。而上述记载却非常简单地处理了当时卫拉特与西藏的关系，以及西藏政教内部复杂的矛盾背景。
（三）固始汗秘密探访西藏的问题
《如意宝树史》称，固始汗于1636年装扮成香客前往西藏，秘密调查格鲁派受迫害一事[17]。又《青海史》记载，固始汗是在1635年与绰克图台吉之子阿尔斯朗同往西藏。并在途中说服阿尔斯朗打消迫害格鲁派的念头，之后一同离开拉萨，不久固始汗回到卫拉特本土[18]。从达赖喇嘛《自传》可获知，阿尔斯朗于1636年正月到达拉萨后很快率军开往康区[19]。根据这一史实，固始汗应在1636年正月以后离开拉萨返回本土。但《青海史》记载固始汗等人很快便率领卫拉特联军到达青海，于1637年正月在青海湖北岸擒杀了绰克图台吉。就准噶尔至西藏拉萨的行程距离而言，1662年咱雅班底达急速赶往西藏时，从和硕特牧地到青海境内用了四个月多[20]，从青海到拉萨少则也有近两个月的路程[21]。据此推算，固始汗回到本土的时间最早也应在1636年的五、六月份。那么，按《青海史》所言，固始汗自西藏回到卫拉特，向四卫拉特联盟汇报调查结果，然后联盟决定出兵，召集各部人马开到青海这些都是在1636年一年内完成的。即便固始汗的秘密调查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的，但上述整个过程能在同一年内完成，这在时间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俄文档案显示，1636年4月固始汗在塔尔巴哈台接见了俄罗斯使者[22]。这样一来，固始汗在上述阶段前往西藏进行探访的可能性就很小。另外，《青海史》在叙述这一事件时采用的是“据传说”（ngag sgros shig tu）的表述方式，看来此记载中包括了不足置信的传说和附会。更值得注意的是，格鲁派派遣求援使者、固始汗的调查等卫拉特与格鲁派之间进行的这些重要的历史活动在五世达赖1643年撰的《西藏王统记》和1672年开始编撰的《自传》中均无记载[23]。
（四）占据青海的问题
根据上述记载，格鲁派向卫拉特求救是在1635年，其宿敌藏巴汗被固始汗投入雅鲁藏布江是在1642年，军事救援行动前后竟长达7年时间。将此漫长过程统称为呼应紧急求援的行动，恐怕不符合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卫拉特联军在消灭绰克图台吉以后并没有急于打击格鲁派的主要敌人藏巴汗，而是巴图尔珲台吉为首的绰罗斯左翼等部分联军撤回本土[24]。1638年秋巴图尔珲台吉等回到本土的时候，大批部落已经开始向青海地区迁徙了。很显然，卫拉特南进的军事行动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战争，可以说，它一开始就是以向青海地区迁移部落为目的的。
（五）1637年固始汗造访拉萨的问题
1637年固始汗造访拉萨受到最高礼遇，和达赖喇嘛及其格鲁派官员进行了相互册封[25]。尽管这样，此后两年间固始汗曾先后多次邀请达赖喇嘛到青海卫拉特，但始终未予答应[26]。这表明这一时期以索南琼培为首的甘丹政权与固始汗之间的配合并不很默契。作为青海地区的新主，固始汗可能是想通过拜访或者邀请一些教派领袖的方式，试图重新建立青藏高原的政治秩序。例如，吉雪第巴却杰丹津洛桑坚赞受固始汗邀请到达了青海湖畔[27]。固始汗也试图拜访康区白利土司的福田竹巴噶举派康珠活佛噶玛丹培（khams sprul rin po che karma bstan phel，1569～1637）[28]。固始汗自己也宣称“对各个宗派并不偏袒”，与后藏的噶玛巴教主之间也有书信来往[29]。总之，在攻取藏巴汗之前，固始汗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格鲁派支持者，他与格鲁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从这次会面之后逐渐确立的。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在1637年固始汗访问拉萨后出现了“预兆一切政教事业皆趋和祥之相”，“预示藏及大藏悉将归其统御”[30]，也暗示着固始汗与格鲁派之间的政治合作将要开始。
（六）固始汗进入康区和西藏本土的问题
1639年年中固始汗发动康区战争，1641年消灭了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也消灭了盘踞康区的永谢部势力。这一支东蒙古势力虽信奉噶举（达隆噶举）派，但早已与噶举派上层决裂，和格鲁派关系很密切[31]。他们曾被林丹汗打败，也受到绰克图台吉的攻击[32]。固始汗消灭永谢部的举动，显然不能说是为了格鲁派的利益，只能说这是蒙古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结果。在攻下康区后，卫拉特军似乎准备从中部康区返回青海，但索南琼培秘密要求固始汗率兵进军后藏。后藏的噶玛巴也曾赞同固始汗攻取藏巴汗[33]。而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反应强烈，他极力反对消灭藏巴汗，欲阻止固始汗。藏巴汗被捕后达赖喇嘛也曾派人试图保护他[34]。这些都表明，卫拉特消灭绰克图台吉势力，卫拉特部落迁徙青海，固始汗进攻康区，最后深入后藏消灭藏巴汗，这些并不是为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连续行动，其阶段不同，动机和目的也有所不同，应该分别进行探讨。
总之，诸多疑点和问题说明，将卫拉特南迁与格鲁派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后世格鲁派史家的自作附会罢了。所以，南迁的真正原因还需从卫拉特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二、内部矛盾说
内部矛盾说的基本观点认为，十七世纪30年代绰罗斯部巴图尔珲台吉势力增强，欲凌驾于诸卫拉特之上。土尔扈特和和硕特等其他部落首领受到兼并和凌辱，于是不得不寻找机会离开故地。内部矛盾说的实质是政治权力斗争。所谓的准噶尔汗国的形成说便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35]。卫拉特史料所记载固始汗与巴图尔珲台吉的矛盾[36]，俄罗斯档案所记却库尔与拜巴噶斯之间的争斗[37]，《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中的巴图尔珲台吉“恃其强，侮诸卫拉特”[38]，和鄂尔勒克“与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交恶”[39]等记载成为这一观点的依据。
但是，事实上从进军青海打败绰克图台吉再到一部分部落迁徙的整个过程，是四卫拉特联盟成员共同完成的。这在相互争斗或相互排挤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研究表明，十七世纪中叶卫拉特局部冲突的起因都是家族内部兄弟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其焦点是ömči——“家产”争夺，而不是政治权力斗争[40]。
十六世纪后半叶中期，为了对抗来自喀尔喀部的征讨，分散的卫拉特诸部开始结盟，十七世纪初形成军事同盟——即四卫拉特联盟[41]。联盟有共同制定的盟约——yeke čaajiin bičig（大法典），有选举推选的盟主——qan /qaan（汗），这些关系到联盟的事都要通过举行会盟——čuulγan来确定[42]。需要注意的是：四卫拉特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也没有形成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诸部首领仍各自统领其部落，政治、经济上互相没有隶属关系，完全以平等自由的原则参与“四卫拉特”联盟。盟主作为各部遵守盟约的监督者、战争时期的统帅或协调者而起作用，但不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四卫拉特联盟有左翼和右翼，两翼再各分为小的左翼和右翼，各翼长无疑也是共同选举或以认可的方式产生。这一军事联合形式或安全保障体系后来虽然变得较为松散，但仍然持续到了噶尔丹称霸为止。所以，这时期的卫拉特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或为之争斗不休的理由。所谓的巴图尔洪台吉建立准噶尔汗国或固始汗继承拜巴噶斯汗位等等政权争斗或王位继承的观点都不能够成立。
三、草畜矛盾说及“集中与分散”机制
此说侧重于经济矛盾。兹拉特金在《准噶尔汗国史》中有较多的论述。他认为，游牧社会“在大规模的封建经济中，有限的饲料资源开始限制畜牧业的发展，牲口总头数的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43]。兹氏用畜群数量的增长和封地的日渐缩小来解释十六、十七世纪东西蒙古封建主向外迁移的主要原因。作为依据，他例举了蒙古文文献中有关首领们用于布施的畜群数量的记载[44]。当然，大的迁徙在客观上也能带来牧场的改善和扩展，起到缓解牧场紧张的作用。因此，关注草畜矛盾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很难判断十七世纪中叶卫拉特的畜群总头数的增减幅度究竟有多大，或者大规模的封建游牧经济是否已经形成，也很难看出卫拉特当时的经济整体状况比以往有更大的发展。
笔者认为，游牧经济的特殊性在于畜群数量增长的受限性。而这是由有限的草场这一根本的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区域，牧场载畜量的上限是严格受限制的，是不可逾越的。牧场与畜群之间的供需关系必须是供大于需。任何人想要打破它，都会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将导致自取灭亡。所以，游牧经济方式的最好状态是牧场与畜群头数之间能够保持平衡，而不是牲畜的无限增长。同时，牲畜与人口之间的平衡，人与牧场（belčiger）之间的平衡均是不可忽视的相互作用的制约机制。这一基本特性也决定了家庭或者族群发展的有限性。
作为人类社会型态之一，游牧社会有其自然的人口繁衍生息。然而，“人的过度密集”或“人口过多”，这本身就是对游牧社会各种平衡关系的威胁。因为人的集中会带来经济的集中，这必然会导致经济不平衡和其它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游牧社会是怎样保持其平衡呢？笔者认为，其根本方法是不断的“分散”化解，而分散的最基本且最有效的手段就是ömči分配。季节性转场是分散草场压力，保持自然生态平衡的手段。而ömči分配则是化解社会压力，解决由人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比重失衡的基本手段。
ömči是一种“所有权”和“继承权”。原则上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这种权利，它是平等的和其他人无权剥夺的。在蒙古游牧社会里，ömči分配贯穿到了从大的氏族集团到小的群体及每个家庭的整个社会领域，成为一种社会公约或内在机制。在十七世纪的卫拉特，甚至把ömči分配的义务以法律条文形式写进了法典[45]，使之成为人们必须遵行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一社会公约或机制，男子长大成人后将获得一份家产，同时也宣告自立。在大的家族内，属民和相应的牧场（nutuγ）归属权、家业（γolumta家灶）的继承权（甚至是王位）将成为ömči分配对象。如果因征服、掠夺、战争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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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社会的集中与分散，大致可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结盟是最为明显的人为集中，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威胁时，加入或依附于联盟的共同体和人口数量会大大增加。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是结盟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之一。
十六世纪后半叶中期，继土默特势力之后喀尔喀部开始对卫拉特进行征服战争。针对喀尔喀的征讨，形成了以和硕特为中心的四卫拉特军事联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到十七世纪20年代中期最终与喀尔喀部和解[46]。从而四卫拉特联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各部落开始分散。但是，四卫拉特联盟已使诸部落相当集中，家族内部的ömči分配也因长期的联盟与战争而迟缓。所以，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等主要部落内部都出现了围绕家产的内讧，四卫拉特盟主拜巴噶斯也因此被其兄弟杀害[47]，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异常混乱。因此，进行ömči分配和社会分散，便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的了。
因为，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已经被破坏，所以游牧经济受到重创，虽有部分集中，但不允许大的增长，整体上牲畜的数量大大减少，远远达不到草与畜、人与畜、人与牧场的平衡要求。虽然牧场供给大于畜群总数，但出现了畜少人多、人多地少的双重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的一是牲口，二是牧场——即分配资源。这一需求推动着卫拉特实行向外扩张。四卫拉特试图向西方和北方扩展，但效果甚微，遇到了哈萨克和俄罗斯方面的阻力[48]。而同一时期，土默特蒙古统治已经衰微的青海地区轻而易举地被喀尔喀部的绰克图台吉所占领。绰克图台吉势力并不很强大，而且处于孤立境地。四卫拉特清楚地意识到，向南扩展将是最好的选择。这便是十七世纪中叶四卫拉特联盟进军青海、西藏和一部分部落南迁的真正原因。
总之，卫拉特南迁是一次集中后的分散过程，是蒙古游牧社会历史进程中规律性出现的一个现象。另外，从中看到的“集中与分散”及其核心ömči分配问题，应成为审视游牧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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