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邻-贾长宝：徐道邻致卫德明信里的中德家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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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邻致卫德明德文信件的价值
2015年笔者动笔写作博士论文之初，至法兰克福查阅著名汉学家卫德明的档案，无意间见到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庋藏的一批民国法律史家徐道邻致卫德明德文信件。这批信件是该馆 “流亡卷宗”（Exilsammlungen）内“卫德明遗藏”（Nachlass HellmutWilhelm）的一部分，遗藏号0121，档案编号EB 97/284。“流亡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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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名为“德意志流亡档案（1933—1945）”（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德国国图发起该项目，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对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感兴趣的学者提供资料上的便利。
写作过程中，笔者尽力广泛地搜集和参考了相关的中、英、德文材料。中文出版物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徐道邻妹妹徐樱（1910—1993）女士的《寸草悲》。这部书是对徐家的介绍和回忆，其中，徐樱亲撰的《俺娘》、《先兄道邻事略》和《纪念三哥》三文对徐氏的生平讲得很详细；它还收录了三篇由徐氏德籍妻子徐碧君（Barbara B.E.J.Schuchardt）及其长女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所写的英文回忆文章。其他的中文材料比较零碎，包括：（1）徐氏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作的两篇序言（一长一短）里有一些自传性质的内容；（2）在徐氏身后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论集》非正文部分，有三篇传记性质的文字，分别是端木恺的《序二》、程沧波的《徐道邻先生行述》与徐叶妙暎（徐氏第二任妻子）的《痛定思痛忆道邻》；（3）张充和（1910—2003）因书法和昆曲而与徐氏相交颇深，也留有一些追忆后者的文字。此外国内还有几篇介绍徐氏学术成就的文章，但由于其提供的传记信息不多，就不予详列了。美国学界唯一的传记性讣文发表在1974年的《宋代研究通报》（Sung Studies Newsletter）上，里面虽然提及徐氏为《汉学》写稿一事，但却连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都写错了。2017年以来，徐氏次女徐小玉 （Katherine Haas）在The Arundel Patriot网站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英文回忆，转述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往事，有一些涉及徐氏在柏林的生活。德文材料虽然同样零碎，史料价值却要更高一些，主要包括：（1）德国教育部档案以及卫礼贤回忆录中有关CIF的内容；（2）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主楼（Jacob-und-Wilhelm-Grimm-Zentrum）内保存的徐氏、卫德明等人的博士论文，以及该校法学院留存的一些学籍资料；（3）1928—1933年的柏林夏洛腾堡区地址簿，以及1931年出版的《大柏林地区犹太人通讯簿》（Jüdisches Adressbuch für Gross-Berlin）。需要强调，上列所有文献可作为“徐卫交游”直接证据的只有一项，就是徐氏在西雅图给卫德明写的两首中文诗——这更能说明，这批信件有补阙拾遗的珍贵意义。
除此之外，这批信件至少还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价值：
第一，学生时代的信件，为我们生动地还原了一个深度融入德国社会的中国世家子弟在魏玛时代末期的柏林的留学生活；战后的信件更具文学性，写信人细腻的笔触，不仅揭示了读书人处时代夹缝中无以措手足的茫然与尴尬，而且也折射出以徐、卫等人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分子在大战之后体会到的幻灭、恍若隔世、心灰意冷等一系列微妙复杂、难以言说的心态变化。前后对比，则为友谊的“情比金坚”作了注脚。
第二，太虚法师1928—1929年游德期间曾多次造访CIF，并在《寰游记》里记录了在CIF任教的几位中国学者的姓名，如丁文渊、郑松堂（1901—1949）、詹显哲（1898—1946）等，但对于留德中国学者在CIF发挥的具体作用，学界一直不甚明了。这批信件不仅能部分回答该问题，而且，透过信文中提到的卫礼贤之死对卫德明前途的影响等情形，我们也能对CIF和《汉学》的运作模式有直观的了解。
第三，“学术网络”（intellectual networks）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而这批信件形象地揭示了人际网络与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史（特别是交游网络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中国视角。
第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映学人之间的友谊、学术与民族政治立场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绝妙案例。蒋复璁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姚从吾、徐氏等留德同学组织了一个抗日委员会，想要在德国宣传日本的阴谋；徐氏还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了德文，希望引起德人注意。受蒋氏回忆的启发，笔者进行了相关的文献检索，发现：1931年，CIF出版了徐氏编撰的小册子《中日关系编年史：材料汇编》（Chronik der chinesischjapanischen Beziehungen.Eine Materialsammlung）；次 年，徐 氏在《汉学》杂志上发表了《满洲问题 》（“Das mandschurische Problem”），在《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上发表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满洲铁路政策 问 题》（“Die japanische kontinentale Politik und das Problem der Eisenbahnpolitik in der Mandschurei”）。有趣的是，卫德明作为《汉学》主编，不仅亲自撰写学术论文，指出日本对东三省的领土诉求没有任何法律和历史依据，而且，借由刊登徐氏、鲁雅文（Erwin Rousselle）、费舍尔 （Eduard Jakob Otto Fischer）等人的文章，他几乎将同年的《汉学》变成了“声援中国”的特刊。诚然，《汉学》的办刊目的之一就是增进中德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但结合这批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卫德明采取这样的立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挚友的个人影响。
信中所涉主要人物
这批信件中多次出现的人名大约有十位，除徐氏之外全部为德国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徐氏留德期间的“朋友圈”。这个圈子的核心是四名男性，即徐、卫、斯蒂凡·库特纳（Stefan Georg Kuttner，1907—1996）和 康 拉德·沃 尔 夫 （Konrad Wolff，1907—1989）。他们除了年龄相近以外，身上还有着大量的共同点，比如：来自重要的知识家庭；在柏林大学读博士；最开始的专业为法律；因为民族或政治原因进行了跨越大洋的迁移；从小怀着远大的学术抱负，而且后半生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等等。无论是在法兰克福还是柏林，他们都形影不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学问上互相勉励。该圈子的其他成员主要包括伊尔希（Illch）家的三姐妹、曼弗雷德、库特纳家的两姐妹以及徐氏的德籍妻子。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述几个家庭的数代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纵横交错的联结。在对信文进行译释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些家庭中与本文相关的成员进行简单介绍。
（1）徐（Hsü）。徐树铮共有子女十人，长成六人，此处只谈长子徐审义（1901—1968）、三子徐道邻（名审交，以字行）与长女徐樱。他们三兄妹受父亲影响，都喜欢昆曲，其中又以审义水平最高。年轻时审义常参与上海徐凌云家的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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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吹笛，能曲甚多，别号“百曲楼主”，是语言学家李方桂（1902—1987）学唱昆曲的启蒙师，其妹徐樱因此而在1932年与李氏结为连理（胡适是主婚人）。徐樱自幼随父兄习昆曲，1937年起，由于李方桂先后在耶鲁、成都燕大、华大与夏威夷大学等地教书，徐樱也随夫在各地之间流转。李方桂与卫德明都是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系的创建人，道邻能进入华大任教，挚友与妹夫都起了作用。道邻（和审义一样）生于日本东京，4岁回国，此后在北京、徐州两地居住，14岁起进入上海英租界读书。树铮非常重视道邻的教育，而道邻也从小便显出与其父一样的天赋（据《年谱》，树铮7岁能诗，17岁补廩生），不仅打下了良好的古文与书法功底，而且很早就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1924年底随父出洋，次年1月至柏林读书。除了1925年底回国为父奔丧的几个月之外，他先后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地学习，1927年6月通过德国中学毕业考试，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1928年转至柏林大学，1929年11月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仅用一年多便写作完成。1932年回国，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此后又历任数职。1938年赴意大利任使馆代办，1941年回国，在重庆国民政府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战后出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又先后担任过江苏省与台湾省的政府秘书长。1951年抵台湾，在台大、东海大学任教。1962年赴美，在华大、哥大与密歇根等地任教，1973年因突发心脏病在西雅图家中去世。1930年，徐碧君从柏林来到中国，在南京与徐氏结婚，共育有二女一子，小虎1934年生于柏林，小玉1937年生于南京，幼子徐小瑞（1943—2015）生于重庆。1949年，碧君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赴美，1952年离婚。道邻在台湾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叶妙暎又生一子一女。
（2）卫（Wilhelm）。据马维立先生称，卫礼贤共有四子，均出生于青岛。长子西格弗里德（Siegfried，1901—1962）是建筑师，1938年之前主要生活在中国；次子曼弗雷德是机械制造工程师，主要在中国工作、生活，直至1956年才离开，他与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是好友；卫德明是第三子；幼子瓦 尔 特（Walt，1910—1971），1950年代末之前一直在拜耳中国分公司工作，之后进入管理层，常年往返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晚年才回到德国。曼弗雷德只比卫德明年长三岁，两人的关系最亲密：1932年，他从纽伦堡搬到柏林，与卫德明和徐道邻等住在一起；1939年底，他在鼓楼附近买了一处离傅吾康很近的四合院，卫德明夫妇以及卫礼贤的遗孀都搬了进去。徐审义的妻子王荫松是王荫泰之妹，而曼弗雷德又娶了王荫泰的女儿为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徐、卫两家也存在姻亲关系。
（3）库特纳（Kuttner）。斯蒂凡·库特纳生于波恩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格奥尔格（Georg Giora，1877—1916）曾任柏林大学法学教授以及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院长。斯蒂凡从法兰克福搬到柏林的时间仅仅比徐氏晚两个月，而且抵达后立刻住进了徐氏事先为两人找好的双卧室公寓。此后，除了1929年下半年的四个多月之外，他一直是徐氏的室友。1930年4月卫德明搬到柏林后，也跟他们住在一起。1933年纳粹上台后，斯蒂凡流亡至意大利，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宗座拉特朗大学任职。1938年夏天，作为外交人员的徐氏携妻女住进了罗马普拉街（Viale Pola）上的中国使馆官邸，彼处距梵蒂冈城只有5公里远，两位老友应该常有碰面的机会。1940年罗马局势恶化，斯蒂凡又移民至美国，在美国天主教大学、耶鲁和伯克利等地任教。斯蒂凡在美国法学界桃李满天下，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教会法学者之一。他与徐氏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徐小瑞的外文名字George Stephan Hsu就直接来自于他。据徐小虎回忆，1949年6月份，母亲带着他们三姐弟抵达美国后，住在斯蒂凡家里，年轻一代互生情愫，后来两位同窗又因此结为亲家。斯蒂凡的姐姐玛莉安娜（Marianne，1905—？）比徐道邻大一岁，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妹妹蕾娜特（Renate，1915—？）则当了教师。从信文来看，玛莉安娜与徐氏在1929年谈过恋爱。
（4）沃尔夫（Wolff）。康拉德·沃尔夫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马丁（Martin，1872—1953）自1903年起便在柏林大学法学院任教，其母玛格丽特（Marguerite，1883—1964）是生于伦敦的犹太裔法学家，曾在柏林一些学术机构任职。为躲避纳粹迫害，康拉德的父母于1934年移居伦敦，之后又在英国从事研究和写作。1925年起，康拉德先后入读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1930年，他在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兴趣彻底转向音乐，毕生从事音乐方面的演奏、教学和写作，取得了较大成就。他的钢琴老师包括约瑟夫·罗姆巴（Josef Lomba）与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前者是李斯特的得意门生，后者则被认为是“发明了贝多芬的人”。纳粹上台后，康拉德先流亡至巴黎，并在1937年娶德裔前卫摄影师伊尔莎·宾（Ilse Bing）为妻，后又双双移民美国。1998年伊尔莎·宾去世后，夫妻二人的档案、通信、手稿、照片、画稿和音乐作品等遗藏被分成了两部分，分别捐赠给了乔治城大学图书馆（Konrad Wolff-Ilse Bing Collection，编号GTM-160304）和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内的国际钢琴档案库。从信文来看，康拉德的个性非常随和，虽然不与徐氏同屋，却几乎每天形影不离。徐氏为《汉学》提供的稿件及写给卫德明的私人信函，在发出之前都会先拿给康拉德过目，而后者经常用铅笔在打好的信件上作批注，并署名“K”，甚至直接在信末续写一段自己想对卫德明说的内容。康拉德的弟弟维克多（Victor，1911—1944）于1933年在柏林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1935年流亡至伦敦，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二战后期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难。
（5）伊尔希（Illch）。伊尔希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男主人马克斯（Max，1872—1958）的职业不详，生于慕尼黑，后定居在柏林。女主人生于东普鲁士，随夫改姓前的名字为凯特·乌尔曼 （K覿the Ullmann，1885—1967）。纳粹上台后，夫妻二人先是流亡至西班牙，1941年又移民美国。两人的四个孩子都在柏林出生：长女索菲（Sophie或Sophia，1909—1981），后来随夫改姓罗加尔斯基（Ragolski），病逝于耶路撒冷。次女玛莉亚（Maria，1910—2002）1933年 嫁给了卫德明，并随其一起前往北京；1947年与卫德明离婚，前往美国投奔父母，最后在加州去世。独子路德维希（Ludwig，1911—1925）不幸早夭。幼女艾娃（Eva Sussane，1914—2007）1933年嫁给了斯蒂凡，两人终身厮守，共养育了9名子女。因此，斯蒂凡与卫德明既是同窗好友，又是连襟。艾娃年纪虽小，但却扮演了“中间人”角色，比如，她极力将自己的中学同学和闺蜜徐碧君介绍给了徐道邻，并促使两人喜结连理。
此外，以王荫泰为代表的王家虽未在信文中直接出现，但与本文讲述的这段历史、这群人物都有密切关联。德文材料中有大量关于王氏夫妇的记载，国内学界却知之甚少，因此也简单作一介绍。王氏出身名门，其父王士通（1863—1931）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物。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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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留学，他进入柏林大学法学院读书的时间比徐、卫等四人早近20年，称得上是一位“老学长”。1911—1913年间，他还在该校的东方语言系（SOS）担任中文讲师。1913年毕业回国后，他进入国务院任职，还在北大法科兼任讲师。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最高官职为潘复内阁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抗战期间，他先后加入王克敏和汪精卫的伪政府，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最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10年代初，他租住在柏林一位神甫的家里，与其女儿路得·凯特纳（Ruth Kettner）相恋，并将其带回了北京。“王太太”（Frau Wang，凯特纳小姐在婚后随夫改姓王）在民国北京的德国人群体中非常有影响力，傅吾康的回忆录记载，对旅京德国学者而言，王家的“太太客厅”扮演了与林徽因客厅一样的角色：每周日的下午是王家的沙龙日，也是结识同僚、同事的好机会。著名汉学家谢理士（Ernst Schierlitz，1902—1940）租住在王家，也是通过王太太认识了福华德和傅吾康；季羡林笔下多次出现的德文老师艾锷风（Gustav Ecke，1896—1971）是王太太的表弟，很可能是借由王荫泰的帮助，艾锷风才在1923年获得了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机会。王太太也参与了北京德国学校的管理工作，她的6个女儿均在该校接受德式教育，这应当也是王荫泰能与卫礼贤结为亲家的因素之一。徐道邻兄弟的婚姻都与王氏夫妇有关系。徐樱在《俺娘》一文中说，徐审义与王荫松订婚之前，徐家人甚至都没见过新娘子的面，原因就是，徐树铮对留德出身的王荫泰非常欣赏，正如徐州俗语所云“买衣服，看袖子；娶媳妇，看舅子”。徐道邻回国后，打算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徐碧君求婚，但又怕母亲不能接受洋媳妇，十分为难，谁料在他对母亲勇敢表达想法后，却得到热切的支持。原来，王太太经常到徐母面前走动，深得徐母喜欢，认为德国姑娘朴实、勤奋而知礼，比中国的大小姐们还要强些。这些细节都证明了徐、王、卫三家关系的密切。
最后，笔者还想简单谈一下人名翻译的问题。有不少书将卫礼贤的汉姓“卫（衞）”写成“尉”，其实不然。周一良回忆，青岛礼贤书院创办的早期，卫礼贤确实使用过一段时间“尉”字，后来他嫌“尉”字带有军队、战争的色彩，就改成了“卫”。卫礼贤的四个儿子既然长期在中国生活，应该都取过汉名，可惜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有卫德明，剩下三人的姓名只能音译。徐氏在写信时尤其喜用昵称，一般的做法是给人名加上表示“小”的德语名词后缀“-chen”， 如 “小 康 ”（Konradchen）、“小 德 明”（Hellmchen），但他也经常无规则混用名字的缩短版与变体，提高了解读信文的难度。比如，他有时以“小燕”（Jannchen）来指代玛莉安娜（Marianne），变音逻辑为：Jannchen是“燕娜”（Janna或Janne）的爱称，而燕娜又与玛莉安娜的后半部分发音接近。再比如，徐碧君的名字芭芭拉（Barbara）在他笔下一律写作“巴贝尔”（B覿rbel），导致“谁先谁后”的问题难以解决：若B覿rbel在先，则Barbara是她移居美国后“去德国化”而改的英文名；若Barbara就是她的本名，则B覿rbel只是徐氏选用的昵称。姓名是否准确，在检索档案和数据库时关系甚大，因此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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