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的“龙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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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的“龙泉经验”

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而启动的“史界革命”，迄今已逾百年。百年来，学界试图跳出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窠臼，提倡眼光向下，重视对新发现和新资料的运用。由此，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巴县档案、南部档案、清水江文书、孔府档案等一大批地方文献进入人们的视野，蜀学、鲁学、徽学、浙学、桂学、湘学等地域之学，或应运而生，或重焕光彩，俨然成为“预流”之学问，真可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学术。
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的缘故，我一直关注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与出版工作。2007年11月，时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包伟民在龙泉市档案馆“发现”了这批档案。今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版，选编案例343个，涵盖档案1084个卷宗26528件档案。皇皇巨著，为探知浙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晚清至民国的社会实态及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史料。就其对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贡献而言，我认为是足可推而广之的“龙泉经验”。
过去的地方档案整理，依循两种路径或思维。一种是以所谓“现代”的观念重新归类。我们目前看到的清代四川巴县档案、四川冕宁档案、河北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先前的整理者根据此观念，完全打破了原本“六房”保存的规则，而按司法、行政或行政、民事、刑事等标准分类。这样一来，衙署机构“房”的信息被人为破坏。学者缪全吉曾感叹学界“断不肯一一考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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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之制”，此问题之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源即在于此。而另一种是固守“档案来源原则”，认为档案整理首要的是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甚至于即便是发现了归档错误、卷面题名与卷内案件不匹配等问题，也不需要调整，因为那是研究者的工作，无关整理者，也无关出版机构。殊不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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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档案大都经过后来者的多次处理，哪有什么原貌可言！更何况当时的吏役也未必有能力或者有兴趣，去将档案整理得井井有条。龙泉档案的情况似乎更糟。据包伟民介绍，在龙泉档案中，一个案件分散于数个甚至十多个卷宗，而一个卷宗中的档案涉及数个甚至十多个案件的情况，都不鲜见，归档情况极度混乱。
所以，探寻一种不破坏档案保存状况的新型整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包伟民带领的浙江大学团队的做法是：依据新编的索引目录，以一个案件为单位，将散布于不同卷宗中同一案件的文书集中起来，再按时间或逻辑顺序重新编排，同时在索引目录中增加“卷宗号”和“原卷宗编码”事项。这样一来，既保留了档案的原生样态，又按案情逻辑有序排列，方便了研究者。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无疑是对“尊重档案来源”的整理原则的突破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要做好此项工作，绝非易事，它有赖于一个团队的整体水平与耐心。翻阅已出版的档案，“民国元年季锡满控邱礼通等混占强砍案”相关档案从14个卷宗寻找得来，“民国五年叶发开与叶刘氏互控承继等案”相关档案保存于22个卷宗之中，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卷内档案还存在着顺序错乱的情况，如果不经过再整理，“原貌”从何而来？
对地方档案的整理形式，目前有三种：一是点校，如台湾《淡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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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影印，如《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三是点校与影印结合，如《鄱阳湖区文书》。点校出版，所需周期长且易出错，而且因其较难反映纸张与用笔的颜色以及画行、盖印、判日等形制，会丢失大量信息。相对而言，影印出版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不仅能达到保存原貌的目的，更能缩短出版周期。
事实上，即便是影印，也离不开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专业团队，特别是在整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诸如文种确定、日期判断等问题时，需要专门研究方能解决。龙泉档案课题组的做法是：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具体而言，首先将同一案由但散落于各个卷宗的案卷汇集，在此基础上编写档案索引。索引逐件提取每件档案的时间、作者或发文机构、内容、类型、卷宗号和原编码等信息，然后按时间或逻辑顺序重新编排。再次，按索引中的顺序将每件档案的图录重新编排附于其后，并拟订题名。最后，为每一例案件撰写提要，简单说明案件留存文书的基本概况，包括所属卷宗、文书类别、数量和保存情况，并撮要介绍案情内容与诉讼过程。这种整理出版方式，既非单纯影印，又非全部录文。经此整理，纲举目张，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阅读和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南部档案课题组借鉴了龙泉档案的整理模式，它避免了我们课题组在选择整理方式可能遇到的各种折腾，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还锻炼了一批师生，更有不少硕士生因为有整理与研究的经验，在报考博士时受到导师的青睐。
明清及民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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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由于政权更迭、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能幸存到今天的并不是很多。尽管如此，其藏量单位仍在千万件级以上，不可小视。遗憾的是，现已付梓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屈指可数。个中原因，除了管理体制和观念保守外，档案部门的胸襟与胆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无疑是全国地方档案整理的典范之作。各地由明代到民国的地方档案，若能沿“龙泉经验”的路径去整理，我们或有可能重新书写这数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各个区域的历史。（作者：吴佩林，系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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