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沈亚明：事实与观点——陈寅恪读音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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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亚明：事实与观点——陈寅恪读音三问

拙文《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怎么读“恪”？》登载于《文汇报》2019年5月31日“文汇学人”，主要内容是寅恪先生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举证说明：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是既成事实，不争的事实。6月10日微信版增“续补”，溯古q读上至宋代。
启笔拙文意在为寅恪先生的女儿们发个声。我满怀希望，实证披露后，原本没有必要却久久未解的“恪”音纠结便可涣然而释。如此，年事已高的陈氏三女也可不再忧虑。《中华读书报》9月新刊一文，再争陈寅恪的“恪”字读音。我这才意识到，种种“恪”疑远非一日之寒，若不花些工夫解答，恐永无宁日。由是急就本篇，试析三惑。
三部分的焦点在于：陈寅恪的“恪”读kè还是读què，哪是观点哪是事实？
第一问：陈寅恪若不去北平，名字“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吗？
长年流行一种猜测，陈寅恪末字què读起于他在北平清华期间。近有新发展，干脆断定“恪”读què“根子在北平方言旧音”。认为“清末民初以后，北平流行‘恪’字正读音kè之外的又读音què”。甚至设想，“如果陈寅恪不在北平工作十年，其名字就有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
问题是有无实证，陈寅恪到了北平后，名字读音才从kè变成què的呢？
多种记载一致，寅恪先生1926年7月初到清华，1937年11月3日逃离日占北平，为期11年4个月。很巧，父亲沈仲章也是1926—1937年在北平。约1927年，父亲在钢和泰家进修梵文，与陈寅恪打过照面。1928年，陈寅恪在北京大学兼课两学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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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一堂不缺。
我自小听父亲谈论寅恪先生，都读què。名从主人，总该是陈寅恪自我介绍时怎么读，沈仲章也照着他读的。此外，我未闻父亲言及，也未见上代其他人留下能够证明陈寅恪在北平11年间，名字读音由kè变què的实证，无论前期中期后期，渐变突变都没听说。
欲证根子，得看寅恪先生到北平前，已与他相熟者怎么读“恪”。
陈寅恪到北平前，多有往来的近友怎么读“恪”？
今年6月7日，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读到拙文，打电话给寅恪先生的长女陈流求，特别补充道，她母亲到差不多一百岁，还常提寅恪先生，一直说què音。
吴夫人怎么称呼寅恪先生，应源自丈夫。我问陈氏女儿，吴宓先生何时与寅恪先生相识？答曰大概1919年在哈佛大学。彼时同在美国的，还有陈的旧友竺可桢和梅光迪。
竺与梅是寅恪先生在上海复旦公学的同学，结交于1906-1909年间，时间上更早。一般来说，新友会随老友称呼寅恪先生。假如新老朋友叫法不一致，史料中该有丝丝痕迹？然而，至今尚未见到。
陈到北平前结识之友如胡适等，都称他寅què，应早成通识。
陈寅恪到北平前，一起生活的至亲怎么读“恪”？
7月3日，寅恪先生胞弟陈登恪的公子陈星照向陈流求追加证明：其父陈登恪在武汉大学任教数十年，生前武大师生一律称他登què，没有其他读音。
陈登恪生于1897年，自幼入父办私塾和小学。陈父在课堂里，要当着其他学生面呼喊儿子学名。登恪先生以记忆力强著称，想必不会忘了自己父亲怎么点名“登恪”。登恪为幼子，兄长大多入家塾受教，弟名读法与兄若有差异，史料应存痕迹，但没有。
再往上，寅恪先生父亲陈三立去世前，流求、小彭已懂事，开始读书认字。小彭多次证实，祖父念“恪”为què。陈三立是光绪殿试进士，在清朝度过大半辈子，年届八十定居北平。总不至于到了人生末段才始改读五

中国历史文化故事第一集

个儿子之名为què的吧？
据陈寅恪弟子蒋天枢整理的资料，寅恪之名为祖母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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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名行”。兄弟五人（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幼时，陈三立或携家小随侍父亲陈宝箴赴任，或留眷属于湘奉侍母亲。陈宝箴不时回长沙省亲，住数月数年皆有。据陈寅恪侄女陈小从所记家族简史，定“恪”名之祖陈宝箴去世那年，嫡孙都已出生，长孙衡恪已娶妻生子。如果诸“恪”的父亲、祖母和祖父，称呼每个人的“恪”字用不同读音，这于情于理恐怕是讲不通的吧？
9月12日，陈美延又回忆：“我听父辈聊天用的应是长沙官话，读衡恪隆恪等为que，土话未听过。”
关于陈氏几易家居方言变迁，拟另题细溯。增摘美延新证，只为说明“恪”名què读源流颇长，地不限北平一带，时当逾清末民初。
“恪”“客”组字的q读k读，“正读音”“又读音”依据何在？
“恪”“客”“愙”“愘”通假，口语常用“客”，取之与“恪”并列为代表。若论音韵，该组字不限于此，但本处仅叙提要，求简明择通假字，暂不列其余。
先察该组字q读时长，取点北京。拙文“补记”摘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客”读qiè是“一般北京人都说”。该书出版于1990年，距清末民初已久。
再看q读地区，也大大超出北京。拙文刊发后陆续接读者报告：在东北和山西多地，普遍读“客”为qiè，仍为鲜活的日常口语字音。查问提供信息者语言背景，大多成年离家，后常回乡，熟悉历时与共时情况。
苏州学者告知：“吴大澂号愙斋，愙即恪，我们苏州话都读如确斋，不读客斋。”另闻多例“愙斋”读“确斋”，南方北方都有。
再说口语“客”音，方言普查留存实证。友人替我检索官方文献，太原和北京都有q读。概观我所遇多音字，漏记方言口语常用读音不稀罕，但不同于书面音的白读倘有记录，若及时复核，必能找到实据。
太原话是晋语，按传统分区属北方方言，但较新研究已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级方言，与另七大汉语方言（北方、吴、粤、闽、湘、赣、客家）并列。对此，我略具直接知识。三十多年前我曾致力一个科研课题，解析晋语区内某次方言的连读变调。第一步是对比中古调类和采样字调，显著之点是该晋语方言保存入声。数年前我去实地抽样核证入声，顺带测听成段语料，当地中老年人说话与北方方言差别很大。
上段意在说明，北京和太原不是简单的两个地点，而是代表两个方言区。暂不议方言分级，晋语较近古音乃公认——这对梳理音韵承继更有意义。
综上所述，“恪”“客”组字q读不是个别地点的短期现象。跨多方言，口语生命力仍强，使用地域覆盖多省，从东北、华北到山西，或许不止。往古寻根，上篇“续补”已见q源存录千年。至于历史截面分布连线等况，则待专攻者详究。
近读一文，典例之一恰为“客”变。据作者，《中原音韵》“客”字两读，北京话白读qiè承其一。普通话kè并不直接来自早期官话两读，似乎是“例外”。又据作者同名讲座摘要，另有明代《合并字学集韵》记载，“客”在《中原音韵》两读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文读形式”——这第三读才是现今kè音可联之宗。（赵彤《从汉语史看音变过程的几种模式》微信版与讲座摘要，承石汝杰见示；同名论文载《中国语文》2019年第1期）
《中原音韵》所录音系基于元代“天下通语”，是探究近代音的主要依据。溯史据实，所谓“正读”之外“又读”，不知该怎么讲？
再者，对印欧及别种语系的历时研究不乏例证，某些现代音貌似古音未变，实则几经推挤，绕圈重合。“客”字原两读和第三读的弱势强势转换历程，仍可探之思之，举一反三，由表及里。寅恪先生每钻一小题，含意往往深远，吾辈何不随其志向之余稍？
稍早，我已与友人研讨“恪”字异读，扩至腭化系列及更广。更早为另一组字，我试将视线移到音韵学之外，颇有些意思。然我“于考古审音”（《四声三问》，下同）等事“致力”甚微，在续作察勘前，亦效寅恪先生“不敢妄说”。仅记以备忘，表过不提。
第一问可小结如下：
陈寅恪不去北平则名字只读kè，这个观点尚未有实例可证。相反，多有亲友举证，早已念què，一直念què。此外，也未见实据可证“恪”“客”组字q的读仅限清末民初北平。相反，韵书q系宗古直承，k音才是另出；各地q脉迄今未绝，绵延仍续。
第二问：“只读kè”是陈寅恪本人意愿吗？
有个孤证广为流传，毕树棠说陈寅恪说“恪”读kè。几转几传，变成了陈“说què是误读”“本人读k蔓只读kè”……也许因“恪”争参与者大多未闻教于直接接触陈寅恪的人，而毕见过陈，该孤证似有力压群证之趋势。
溯源该证至黄延复，下文“孤证”凡标引号专指摘黄，以别于再传。
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 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黄延复《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2006年11月21日“人民网”转载）
如今，曾与陈寅恪朝夕相处的流求、小彭和美延发话，父亲自称寅què。可是，仍有坚持只读kè观点者再抬毕树棠的孤证，作为对陈寅恪三位嫡嗣多条证言的公开回应，并强调毕有底气教诫别人“只读kè”。莫非，毕之底气足以教诫陈氏三女？
陈寅恪逝于1969年，毕树棠逝于1983年，黄文刊于2006年。算来，毕传证于黄时，陈已去世十年以上。黄再传时，毕已去世二十年以上。黄先生也已去世，难能可贵的是他公布“孤证”时，写明非专题采访。可溯信息到此为止。
据黄，毕与陈“过从甚密”。我问陈氏女儿，答“没印象”（同时问到学生石泉，答言相当具体）。
看毕树棠所忆“孤证”，对话短到不能再短，答语简到不能再简，不太像我从父亲嘴里听到的寅恪先生的风格。据父亲，寅恪先生知识广博超常，解答引证“天南海北”，“跳”数域多语种，边讲边写，一般同行“连抄都抄不下来”（引号内父亲原词语）。
“恪”字异读取名择音，涉文史涉习俗涉通假涉音韵涉多方言，绝非数语能讲透。当时通用què称，陈若主张改用kè，依其习性，至少会择“旧籍之有关者，略加诠释”（《四声三问》）。据赵元任，陈寅恪与他同在清华时，一贯强调要先“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否则所得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若以为寅恪先生会轻易断言“读kè”而不说所以然，怕是不知陈。
陈在1934年《四声三问》申明：“牵涉音韵学专门性质者，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概不阑入”。参照1949年《从史实论切韵》，陈不言“概不阑入”，而是“则少涉及”。据陈留余地“不敢妄说”之作风估测，他在清华时对音韵所知，不见得少于毕。然被俞大维称作“一代大儒”的寅恪先生，人不知又何愠焉？
毕树棠的“孤证”，我也请陈氏女儿看了个网上相关言说。答曰：所述内容“未听过”。虽然，为父者无须向女儿转述每次在外谈话，但假如寅恪先生真的提倡自己名字应该读kè，则为何他自己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不知道，胡适、吴宓等学者好友不知道，而竟然只有毕树棠一人知道？依此而思，这个“孤证”又能证明什么呢？
“孤证”结尾，陈以反问表明意愿：维持读què现状，何必“纠”来“正”去？
我真想以“何必纠来正去”作结，可偏偏又来了个旁证，说是能支持毕传孤证。
“旁证”未注引自何处，照录举证转述如此：“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在图书馆亲见毕树棠教诫念què的学生‘陈先生的名字只有一个读音kè’。”
卞僧慧自录亲见亲闻，留证直观简单。卞证明的是，毕说陈寅恪名字只读kè，他可没有证明，陈寅恪本人说念kè。
上篇拙文代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公布实证，简而言之：陈氏三女亲闻父亲自言寅què，祖父散原老人说què，母亲唐筼念què，她们“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陈寅què”，父母生前亲朋友邻“从来没有人读kè！”
毕树棠为一度同事，流求、小彭和美延是亲生女儿。毕树棠问过陈寅恪一次，陈氏女儿听给父亲叔伯起名的祖辈读què至少四五年，听父亲本人自称、家人和交往者呼寅què三四十年。
前辈所言至少互证两点事实：一是至亲和众人皆读“恪”为què，二是本人维护què读。事实就是如此，只是后来有些人纠缠于“观点”，对会对“恪”的读音争论不已。
按常理，直系亲属实证既出，同事“孤证”当可退场。笔者向来不轻易排斥孤证，尤重视不太出名者所遗、未入经传之资料。可毕传孤证“应读kè”，演化到后来，成了“què是误读”“只读kè”，则离事实越来越远。
第三问：陈寅恪外文签名含k而中文自称寅què，“有待修正”吗？
上篇拙文引陈美延：“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但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修正”的说法（观点），并质疑寅恪先生的态度。其实，引号内陈述的是一种情形，早已存在于现实，故陈女之言虽刚发表，而相应之惑并非新起，乃历来“恪”音纷争拉锯处。不妨趁此思索一番，以冀释疑。
口语和书面语的第一性问题，常易使人困扰。不同文化语种转换，更添层层迷茫。须说明，自称寅què是陈氏女儿亲闻，外文署名是寅恪先生亲笔，都是第一手资料（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修正数据乃研究大忌？可是，若遇现象难以解释，产生疑问也并不奇怪。关键还是在于区别观点与事实，且分几步思考。
生活在海外较久者对美延所述情况，不太会感到奇怪。哪怕一时迷糊，静心应可想通。有些汉字发音外语没有，若用外文字母“硬”写姓名，外国人读不出，勉强读出也大大走样。我见过多次这样的场景：某一名字被“读”了多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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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者没想到是在叫自己。出国较早华侨常会迁就所在国语言习惯，拼写名字各出奇招。而在华裔相聚时，在场者都按中文发音称呼。上篇拙文带及此况但未细谈，限于篇幅再次从略。
倘若信奉无声外文纸片比三个女儿亲闻汉语语音记忆更可靠，且看陈美延提供的一条实据：牛津大学意欲聘请寅恪先生，所发电报姓名是Chen Yinchieh。
我记忆中，过去送电报若送到多户聚居处，邮递员在外面呼唤某某出来接电报，邻居在里面催促某某出去接电报。发报多为急事，邮递员忙碌，力避打岔，需直呼其名。这个Chen Yinchieh当为书面符号直录口语发音，应是寅恪先生听得惯的称呼。牛津大学诚意聘请陈先生，校方事先做了功课，用一个大家都不会弄错的名字。
至于不那么急、以看为主、无须每个音节都念出声的论文署名和信函抬头等，回旋余地较大。首先，国际学界一般称姓氏。其次，寅恪先生掌握多种语言，用思绵密。可能他预料，读者群内有的外国学者通中文，而未曾深入了解汉语者不一定知道“恪”有两读，“恪”字q音对老外很难，名字自选拼法先例可援……替换一个带k又音，见了能读，读了能懂，两不为难，何伤大雅？
关注点是寅恪先生怎么用汉语说（而非用外文写）自己名字。
返回本问之首引陈美延之语。在我读来，她既确证其父“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这一事实，也承认“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那一事实。换一个表述法，我们面对如此情形：一方面，陈寅恪英文署名常含k，录于纸面；另一方面，汉语自称寅què从未改变，留在女儿们和众多亲友耳中，1919年在美国结识的吴宓留下què呼即一例证。
寅恪先生的女儿如实陈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不藏不掩。学者们的志趣应正视数据（而非修正或忽略），探求合理解释，挑战性越大越有意义，不知愚见可有一得？
马前小卒自告奋勇探路，试析两个相联历史小疑案，皆发生在清华。
疑案一，清华多例档案陈寅恪外文名含k，但清华师生口头皆呼“恪”为què。试解：一方面，清华原是留学预备学校，外文文件沿袭陈海外署名即成惯例；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的清华师生尊重陈本人意愿和历来传统，普遍用汉语称陈寅què。
疑案二，梅贻琦提醒学生写英文信用Yinko Chen。试解：梅针对英文拼写，而非汉语读音。这正表明，陈寅恪汉语名读què乃常例，英文名拼法含k乃特例，故需特别提醒。假若梅校长认为陈的汉语名内“恪”应读k音，何不公开倡导？校长平日当众树楷模，全校随之早成习俗，何须特意提醒拼法？梅先生了解这一事实：陈寅恪外文名拼写与汉语读音不同。相似情况如杭立武提醒致陈外文函宜用k，亦可类推。
对过去存在事实，谈何“有待修正”？而笔者对第三问的初步解释，则亟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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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瞥目前所见实证，家内家外国内国外，在本人面前说汉语皆用 “寅què”。对该事实，持不同观点者均无反证。鉴于此，何不求大同而免争？这是我原本愿望。
新近得悉，陈氏宗族有六个“寅恪”。我问陈小彭，答曰姐妹们都不记得上代说过曾祖直系之外族亲，她们“父亲在生时根本不知道有六个陈寅恪，有关其他事更谈不上了”。查陈小从所记家族史，未列旁支，直线如此：义宁竹塅陈氏始迁祖陈公元生于1711年，经克绳（1760生）伟琳（1798生），到1831年她曾祖宝箴降世，已是第四代。
陈宝箴制定后代排行用字，长子三立长随左右。祖父乃一家之长，嫡孙名字读法理应口耳授受，承祖依韵。即便家属自选，至少不逆家长之耳。至于族内另五个寅恪，各自曾否拜会右铭公，相见多勤交谈多久，有否论及“恪”音等，均未见记载。q读k读哪个循古继宗，哪个居乡随俗，尚待考证。
即便不言承祖，也得问问六个“寅恪”本人和至亲，是否都有愿望被统一名字读音。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不曾听说，她们的父亲有此愿望。她们还一再表示：“如今听到被念成‘陈寅kè’，很难接受。”而若凡事必依人数多寡统一观点，只怕不会有本篇主题人物陈寅què。据傅斯年，三百年出一个。
我认为，无论出名或不出名，每个人自己及家人对呼名之意愿，都应尊重。可我对另五个的至亲三代怎么读“恪”，无力无途取证辨析，不能妄议。唯有一个陈寅què，他的名字我自幼耳熟能详，知情者又不断向我提供实证。拙文守拙本题界域，聚力聚焦这一位——我习惯称他“寅恪（què）先生”。
这位寅恪先生冥寿将一百三，本人不能再对这个世界发声，而独立自由之名言则传世长诵。名字读音应在出生时已定，奈何身后五十年仍被争议，入土难安。初夏拙文欲助尽早盖棺，请与他息息相关的直系亲属举证叙实。刊后果见评论：“此篇一出，此事该定论了吧。”然而，秋风吹又生，“恪”争复蔓缠。
我曾愤愤，再思不然。观点有异乃现实存在，须正视但无须每点必争。而有机治史核查事实，弄清一点是一点，则为求识之步步进阶，寅恪先生之精神所导。
寅恪先生在世时曾表态，沿续què读，没有必要讨论——这是本人观点。在彼时彼境，绝大多数人尊重其意愿读què，实录难改；而自呼或当面被唤kè，尚未闻实例——这是既成事实。
人名的主人辞世以后，才兴起“恪”争，轮复一轮，不问至亲实情。对此时此状，寅恪先生又将如何？目瞽心明、由微达深的寅恪先生应会意识到，现在释“恪”之涵义、疑义及相联种种，不再只是一个字和一个人名的问题，当有必要“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消舛讹层叠，以免纷争循环。
故而，我虽自愧学浅识薄，仍勉力试解边缘小题。先此抛砖，呈览不章本篇可商三问，求教于大方。祈望有志者各献良玉，各展专长，“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从史实论切韵》），协力告慰寅恪先生在天之灵。
俯首“基本”——皆知寅恪先生看重“基本”。自“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以来，“三代回溯”乃史学基本方法之一。代有时限，时不我待。回到祖孙同堂欢聚和双亲三女同乐同愁的历史现场，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复对我表明，她们最基本的愿望是说清楚不争的事实——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
谨秉笔留录，证而不争。
补记：师生相承“三代回溯”试点
寅恪先生晚年将编辑自己著作的重任托付给弟子蒋天枢，可见信任程度。我向复旦大学古籍所询问蒋天枢直承弟子章培恒怎么读“陈寅恪”。获答：章先生常讲陈寅恪，都称què，“我们听惯了”，还传来视频为证，内有章培恒说“陈寅què”。
今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召开了“‘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陈美延等家属代表参加。问陈家与会代表，获悉会上发言者都说“陈寅què”——包括北大教授邓小南、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等。刘桂生是寅恪先生1949年岭南大学首批学生，邓小南的父亲邓广铭先生与寅恪先生有直接交往。亦秉笔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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