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侯毅 项琦：中国海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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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侯毅 项琦：中国海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

海疆史研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主权和权益、反对“台独”、“港独”分裂势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热点问题对海疆史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20年来，我国海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大量学术成果问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方法不断创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领土主权问题依然是学术研究热点

领土主权归属、海洋权益维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海疆问题开始凸显。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海洋维权形势更加复杂，海洋主权和管辖权面临重大挑战，成为困扰我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平崛起的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成为海疆史研究最受人关注的领域，学术研究更为活跃，一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学术著作先后面世。
（一）南海诸岛史地研究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方面，学术界在继承和弘扬优良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基础上，不断深化研究，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理论方法更加丰富。学术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李国强的《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两书以确凿的史实依据、缜密的论证结构向世人完整地呈现出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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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经营、最早并持续不断对南海诸岛实施管辖的历史，已成为学习和研究南海历史的必读书籍。两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南海历史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中国南海主权历史证据链框架体系构建基本完成，为南海史地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之后，随着南海周边形势变化和国际环境影响，我国在南海维权形势趋紧，助推了南海史地研究的发展，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展露头角，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不断拓展。有学者开始利用美、英、法、日等国外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如张明亮《超越航线：美国在南海的追求》和《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档案，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介入南海的背景、历程与影响，提出美国以航行自由名义公开介入南海，实质上是借由南海议题牵制中国。谭玉华《二战前法国南中国海政策的演变》[1]和《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2]郭渊《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3]等利用了英、法等国档案，对法国侵占我南沙群岛的历史和法国在南海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开始探索跨学科研究方式，积极借鉴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南海历史，如韩永利、谭卫元《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4]李金明《南海断续线:产生背景及其法律地位》、[5]王军敏《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6]借鉴了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王颖等《论证南海海疆国界线》、[7]唐盟等《1947年中国南海断续线精准划定的地形依据》[8]则采用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关于“南海断续线”是国界线性的主张。有学者开始从环南海区域整体史的角度研究南海历史，如袁澍《中国与南海周边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利兵《作为网络的南海——南海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考》[9]和李欣《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10]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思考我国南海疆域历史演变的话语体系构建，如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11]任念文《“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12]刘延华《南海断续线的历史疆域基础》[13]等，从长时段历史出发来探讨我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实际上，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线意识，受到“天下观”、“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历代中央王朝视周边国家及政权为藩属，而周边国家或政权出于自身正统性的需要，通过接受中国册封，向中国朝贡等方式，承认中国的高等级地位，从而建立起了独有的藩属体系，这也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政权之间疆域的外缘经常处于不清晰的状态，中外之间只有“边”，而没有“界”。英国学者吉登斯称，“传统国家有边陲( 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14]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我国才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条约划界的方式，开始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形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向世界讲清楚中国在南海主权的形成历史，让外国人全面了解南海争端无疑是历史学界应当肩负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受到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域外大国干扰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制约，南海疆域历史话语体系构建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过程。
近年来，《更路簿》成为南海史地研究的显学，是南海史地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之一。李国强《〈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15]在全面总结《更路簿》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更路簿学的重要意义、研究范畴和基本内容，对于深化《更路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逄文昱、李文化等人围绕着“更”的含义进行了讨论，逄文昱在《试说〈更路簿〉的“更”》[16]一文中提出“更”是时间单位，而李文化等则认为“更”是距离单位，并结合现代测量技术对“更”的里程距离进行了估算。[17]更多学者是以《更路簿》原始版本为研究对象，对《更路簿》中所涉及的南海诸岛地名、渔业生产活动、生活习俗等开展深入研究，论证《更路薄》对我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重要意义，尤其以《更路薄》涉及的地名问题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王晓鹏《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18]周伟民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夏代云的《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刘南威等《〈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等。
此外，反映晚清及民国时期维护南海海疆权益情况的著述也有不少，如郭渊《晚清时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张良福《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谭卫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设治管辖的历史考察》[19]等，这些论著利用了很多新的档案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我国维护南海主权也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史地研究
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一项专题研究，20年来有诸多研究成果问世，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的形成历史研究；二是关于对日本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史的研究；三是对于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史的研究；四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旧琉球王朝领土的探讨。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该书增订本2014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和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鞠德源在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及现状做了全面、深入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基本理论，提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属于我国。郑海麟的著作重于史料考证，综合运用了语言学、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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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等研究方法来论证钓鱼岛主权的归属，内容涉及中日史籍中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等，学术价值很大。刘江永的著述着力于揭批日本所谓享有“尖阁列岛”主权依据的史实错误，提出日本所谓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钓鱼岛及根据1896年敕令第13号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县管辖等诸多关键性“历史证据”严重失实，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2012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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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购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十余篇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理论文章，其中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兼及琉球问题》一文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文章不仅回顾了日本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而且提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20]该文刊出后，引起日方的高度关注，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对文章内容用意做了诸多猜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公开对《人民日报》刊登该文表示不满，称该文“完全是缺乏见识的见解。(冲绳)毫无疑问是我国领土”，“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国家法上讲，(冲绳以及所属岛屿)是我国领土这一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中国方面对于这样的事实有评论的话，那是完全歪曲事实”。[21]
除专题研究外，钓鱼岛问题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使用的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资料集是由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浦野起央和北京大学刘苏朝、张植荣共同整理编著的《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日本刀水书房和香港励志出版社2001年合作出版），该书搜集整理了中日（包括台湾）两国所藏涉钓鱼岛古籍文献、档案公报、新闻报道等文献资料，并附有大事记。
2015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出版了《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广泛搜集整理了包括明清使琉球录、琉球有关著述、中外外交文书、中外舆图等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南京大学张生、董为民等编著的10卷本《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017年版）是目前为止，内容最为全面、梳理最为详尽的钓鱼岛文献资料集，其搜集整理的民国时期报刊资料、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外交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内容有很多是以往学术界未曾发掘和关注的文献，为深化钓鱼岛问题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海疆通史及专题史研究稳步发展

（一）海疆通史
我国史学著作浩如烟海，但海疆通史著作较为鲜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组织策划下，出版了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和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这两部著作共同的特点是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中国海疆通史研究独特体系结构，为日后中国海疆通史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中国海疆通史》一书对“海疆”的概念、内涵、研究范畴等进行了界定和阐释，这对于海疆史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专题史研究
海防史、海疆开发史等海疆专题史研究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随着人们海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海疆史的研究，传统学术领域稳步推进，专题研究不断延伸、深化，成为海疆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1）海防史
海防史研究一直是海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发展比较成熟的领域。20年来，在海防通史、海防制度史、海防建设史、海防思想史、海防战争史、海防历史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海防通史方面有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秦天等主编《中华海权史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在海防思想史研究方面，有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22]等。在海防建设方面，有贾熟村《北洋舰队的筹建》、[23]宋烜《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24]等。在海防人物方面，关注点主要有明代抗击倭寇的著名将领及重要人物，如戚继光、俞大猷、朱纨；晚清时期对我国海防建设起到重要历史影响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王韬、马建忠、郑观应、刘铭传、丁宝桢等。代表性论文有苏小东《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25]、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26]、成赛军《曾国藩海防思想简论》[27]等。
（2）海上贸易管理史
建立管理机构、制定管理章程、实施管理措施，对海上贸易管理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维护主权的具体体现，因此历代海上贸易管理属于海疆史研究的范畴。过去20年，有关历代海上贸易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古代海禁政策。海禁政策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过研究热潮，主要集中在对清代海禁政策的讨论。进入21世纪后，有关明代海禁政策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如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淼《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28]薛国中《论明王朝海禁之害》[29]等。也有学者对元代海禁政策进行了研究，如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30]、刘幸《元朝海禁政策研究》，[31]洪富忠、汪丽媛《元朝海禁初探》[32]等。
二是海上贸易管理制度。主要内容涉及市舶司、海关史、贸易法规等。在市舶司制度研究方面，代表作品有：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版）、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33]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和《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34]等。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如张晓辉《清代十三行时期的原型买办研究》、[35]赵立人《再论明清之际的十三行与澳门贸易》、[36]张忠民《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37]赵春晨与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38]、杨国桢《洋商与澳门：广东十三行文书续探》[39]等文章均从不同角度探析了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的职能作用、重要地位及对现代海外贸易拓展的借鉴意义。
三是海关史研究。20年来，海关史研究领域日趋拓宽，涵盖了关税、制度、立法、贸易、对外关系、区域经济、海关文化等方面内容，代表性著作有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任智勇《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核心》（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连心豪《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岳麓书社2004年版）、詹庆华《全球化的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的传播（1854-1950）》（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版）、米建平《粤海关在中国沿海开放中的主要举措和历史作用述论》[40]等。有学者开始关注明清时期海上外贸管理法律问题，如洪佳期《试论明代海外贸易立法活动及其特点》[41]、杨晓波《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42]等，这是以往海关史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
（3）海疆开发史
我国海疆辽阔，开发经营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海疆开发史应包括海洋渔业史、海水制盐业史、造船史、航行史等多方面内容。在海洋渔业史方面，有夏章英《南沙群岛渔业史》（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等；在岛礁开发方面，有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维缜《民国时期东沙群岛海产纠纷刍议——以中国海产商人内争为中心》[43]等。海水制盐业史方面有吉成名的《唐代海盐产地研究》、[44]纪丽真《明代山东海盐生产方法考》[45]等；造船和航海史方面有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等。20年来，我国航海史资料汇编取得了显著成绩，如《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等，不仅对推进航海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海疆史、中国海洋史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4）海盗史
海盗是伴随着古代航海业的产生而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于海盗问题研究逐渐深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宏观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海盗发展过程。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和王日根的《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则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海盗的活动及历史影响。
与西方国家的海盗问题相比，中国的海盗问题更加复杂。学者们对于海盗性质，特别是明清时期有些海盗活动的历史影响有着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海盗从事的是盗匪活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给沿海人民带来了灾难，如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46]刘佐泉《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47]有的学者则认为，将海盗完全定性为“一无是处的盗匪”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明清时期海盗性质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有些海盗的活动具有反抗清朝统治与压迫的性质，有些海盗的活动甚至起到过建设性作用，如陈启汉等人认为，朱濆、蔡迁等人的海上斗争活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尤其对沿海贪官污吏、剥削暴政的恶势力予以重创，迫使清朝统治者整顿其沿海官僚机构，相对地改善了广大沿海贫民的苦况，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

三、区域史研究方兴未艾

海疆区域史的研究内容既是海疆开发史、海防史等专题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其内容广泛，又有着浓厚的区域特色，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沿海各省市对于历史文化工作越来越重视，学者们积极挖掘史料，海洋区域史研究呈现出勃兴状态，已成为海疆史的学科增长点，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领域有：
（一）港口史
港口是海上对外联系的节点和纽带，国家的海上门户，近代以来我国的海疆危机都是由港口被入侵开始的，因此港口史研究向来是海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20年来，港口史的研究较以往有了明显进步，最主要的港口有广州、登州、泉州、明州、宁波、上海等。近年来，港口史的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不断丰富，除港口发展历程、商品贸易、对外关系等问题外，有学者将商帮宗族、华侨移民等问题引入港口史研究范畴，如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49]等；有学者开始关注港口城市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如樊如森《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50]吴松弟和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51]等。在港口史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港口通史类研究较为缺乏，对不同港口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
长期以来，反映我国沿海地区地方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发展变化状况的研究未受到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对我国海洋文明、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研究，20年来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贾庆军《浙江古代海洋文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陈君静等《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三卷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着数千年开发海洋、经营海洋的历史，各地遗留有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遗存，值得探究的问题还有很多，现有的有关沿海地区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能反映我国人民开发海疆、经营海疆的全貌，因此该领域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三）海疆文化史
近20年来，随着对海洋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国民海洋意识提升，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了一批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或海洋文化研究所，有力地推进了区域性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海洋文化》丛书（2016年）、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曲金良的《山东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的地位》[52]、苏文菁的《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53]等均是代表性著作。海洋文化研究的深入还推动海洋文化产业问题的研究，使海洋文化研究成为海疆史中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结合最为紧密的研究领域之一。
（四）港、澳、台史研究
（1）香港史


学术界对香港历史的研究早期主要侧重于香港割让历史和我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研究，特别是香港回归前夕，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余绳武、刘存款、刘永蜀等老一代学者先后编撰出版了多部有关香港史的经典著作。香港回归后，香港问题研究趋于稳定，近20年来，香港史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不断深化，研究范围更加多元。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研究香港历史，如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54]有学者从经济史角度探讨香港社会的发展变化，如张丽《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55]等；有学者开始考察香港的文化发展史，如郭少棠《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56]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内地与香港交往联系的加强，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史成为香港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粤港澳关系史、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与内地关系、二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经贸关系等。
（2）澳门史
与香港史研究发展情况相似，澳门回归前后，澳门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通史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著作是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的六卷本《澳门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使用了中、葡、英、法、日等多国档案文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澳门史研究集大成者，为后继研究树立了研究范式。一批档案资料集也相继问世，比较重要的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年版）、《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澳门问题史料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等。
在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葡萄牙占领澳门性质问题。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葡萄牙占领澳门经历了一个进入、租住和逐步占领的过程。[57]二是澳门经贸问题研究。学术界逐渐改变了以往对于澳门对外贸易性质的一些偏见，对澳门在国际贸易中，特别是东亚地区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了重视。代表性论著有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社会科学文献2004年版）、陈衍德《论明清时期澳门商贸经济的发展》、[58]万明《明代青花瓷西传的历程:以澳门贸易为中心》[59]等。三是澳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人口、族群、文化发展等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朱亚非和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论16—18世纪澳门的历史地位》、[60]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61]刘正刚《明清澳门女性研究》[62]等。
（3）台湾史
台湾地处我国海疆前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台湾宜兰县管辖，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由台湾当局实际控制，加之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台湾史研究备受关注。特别是近20年来，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专著、学术论文等研究成果数量均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
对于台湾史学术研究的情况，已有学者专门进行过研究，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15年大陆学界有关台湾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李天星《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对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63]一文对台湾学术界有关台湾史研究学术成果和学术研究群体进行了分析考察。
随着各专题史研究的持续推进，有多部台湾通史类和断代史类著作问世，成为近20年来台湾史研究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如张海鹏、陶文钊《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对台湾古代、近代、当代历史做了细致的考察、研究，该书资料详实、架构严谨，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研究台湾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张崇根《台湾四百年前史》（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和《台湾史前史与早期史》（九州出版社2017年）对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前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专门研究了郑成功收复台湾、近代台湾海防、台湾光复、台湾保钓运动等问题。此外，陈世昌的《台湾战后七十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版）、杨益茂和宋桂芝编著的《台湾：历史与现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董世明《台湾六十年史纲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也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四、海疆史研究前瞻

我国近代屈辱历史昭示我们，向海则兴，背海则危。当前，我国海疆形势依然严峻，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必须要重视海洋，研究海洋，开发海洋。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后，我国海洋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涉海理论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为海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6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65]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66]因此海疆史研究应是一切海疆问题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海疆史研究在丰富自身学科体系建设同时，也应为其他涉海理论研究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持。
如何发挥海疆史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我国海疆形势而言，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
一是全面展现我国璀璨的海洋文明。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经略海疆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沿海各地遗留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但由于受到“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影响，世人对我国人民创造的海洋文明知之甚少。广泛搜集、整理史料，进行研究分析，系统、客观、准确地反映我国人民探索海洋、开发海洋、经略海疆、保卫海疆的历史是海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二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历史依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与周边国家在岛礁主权争端、海域划界等问题上矛盾日益突出，干扰我发展大局。我国在南海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主权权益是基于长期的历史实践，因此历史研究理应成为我国维护主权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海疆史研究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
三是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资政建议。我国有着辉煌的海洋文明史，我国古代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度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创造过郑和下西洋等世界奇迹，但近代以后，我国饱受列强欺凌，海疆危机频现。梳理分析我国历代海疆治理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汲取西方海洋强国成功经验，为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国提供资政参考意见应成为海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
四是为维护祖国统一提供理论支撑。“台独”和“港独”势力煽动舆情、制造分裂的一个共同着力点就是从历史入手，强调族群特性，制造分歧，割裂香港、台湾与祖国的联系。加强港台历史研究，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香港、台湾发展的历史脉络，找准历史方位，把握发展大势，释除不必要的社会纷争，这也是香港史、台湾史研究的立足点和着力点。
五是传承弘扬中国海洋文化优良传统。海洋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我国海洋文化中有着很多优良文化基因，如“四海一家”、“互通有无”、“耕海养海”等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深入挖掘中国海洋文明的宝贵基因片段，构筑中国海洋文明体系是海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应当看到，现阶段我国海疆史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发展还是理论成果转化服务现实功能方面，与现实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要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必须要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完善学术研究体制机制。
首先，要明确海疆史研究发展的定位与方向，加强学术研究引导力。学科的定位是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的定位和鲜明的学术导向是学科保持旺盛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海疆史研究发展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站位、高起点出发，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本着服务国家重大利益关切，服务社会现实需求的原则，深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通过制定科学的学科建设规划，优化研究结构，扶持重点研究方向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其次，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后备人才培养。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要加强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改善科研环境，加强成果导向，不断改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对于一些敏感领域、特殊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给予特殊评价政策，避免科研工作者因不能公开发表论著，在职称评定、奖项评审等方面处于劣势，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通过将海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等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引导，引导青少年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研究海洋，支持开展青少年海洋活动，科学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激发他们保护海洋、探索海洋、维护海洋权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壮大后备人才队伍。
再次，要打破学术壁垒，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要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凝聚和团结科研骨干力量，深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另一方面，要重视跨学科研究，树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理念，建立相关研究领域联动机制，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跨学科融合，多学科嫁接，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
总之，时代需要海疆史研究，因应时代发展需求是海疆史研究发展动力保障和根本遵循。随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进步，海疆史研究必然会迎来新的更大发展。
(作者侯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汉大学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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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项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注释：
[1]谭玉华：《二战前法国南中国海政策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
[2]谭玉华：《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3]郭渊：《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4]韩永利、谭卫元：《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5]李金明：《南海断续线:产生背景及其法律地位》，《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
[6]王军敏：《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7]王颖等：《论证南海海疆国界线》，《海洋学报》2014年第10期。
[8]唐盟等：《1947年中国南海断续线精准划定的地形依据》，《地理学报》2016年第6期。
[9]王利兵：《作为网络的南海——南海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0]李欣：《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中国边疆学》第8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1]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12]任念文：《“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2期。
[13]刘延华:《南海断续线的历史疆域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4]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15]李国强：《〈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
[16]参见逄文昱：《海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再说〈更路簿〉的“更”———兼与李文化等先生商榷》，《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
[17]参见李文化等：《“更路”数字化及其应用》，《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第10期；《基于数字“更路”的“更”义诊释》，《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
[18]王晓鹏：《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齐鲁学刊》2015第6期。
[19]谭卫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设治管辖的历史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20]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兼及琉球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
[21]《日对〈人民日报〉冲绳主权文章表不满 欲提抗议》,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5/3915561.html?agt=15438,2019年3月13日访问。
[22]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3]贾熟村：《北洋舰队的筹建》，《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
[24]宋烜：《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25]苏小东：《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安徽史学》2007第1期。
[26]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7]成赛军：《曾国藩海防思想简论》，《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8]刘淼：《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考古》2012年第4期。
[29]薛国中：《论明王朝海禁之害》，《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0]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1]刘幸：《元朝海禁政策研究》，《鸡西大学学报》2013第8期。
[32]洪富忠、汪丽媛：《元朝海禁初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33]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李庆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5]张晓辉：《清代十三行时期的原型买办研究》，《史林》2014年第4期。
[36]赵立人：《再论明清之际的十三行与澳门贸易》，《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7]张忠民：《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海交史研究》2017第2期。
[38]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9]杨国桢：《洋商与澳门:广东十三行文书续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0]米建平：《粤海关在中国沿海开放中的主要举措和历史作用述论》，《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1]洪佳期：《试论明代海外贸易立法活动及其特点》，《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
[42]杨晓波.：《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43]张维缜：《民国时期东沙群岛海产纠纷刍议——以中国海产商人内争为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44]吉成名：《唐代海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5]纪丽真：《明代山东海盐生产方法考》，《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6]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7]刘佐泉：《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48]陈启汉：《清代乾嘉时期朱濆海上起事考辩》，《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9]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50]樊如森：《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51]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52]曲金良：《山东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的地位》，《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3]苏文菁：《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54]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55]张丽：《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9 第1期。
[56]郭少棠：《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7]如邓开颂的《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费成康的《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等。
[58]陈衍德：《论明清时期澳门商贸经济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
[59]万明：《明代青花瓷西传的历程:以澳门贸易为中心》，《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0]朱亚非、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论16—18世纪澳门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61]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62]刘正刚：《明清澳门女性研究》，《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63]李天星：《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对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台湾历史研究》第四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64]《习近平信贺：欢迎真知灼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08月24日第 01 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1901/t20190104_4806733.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5日。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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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08/20/676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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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南海-侯毅 项琦：中国海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60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