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专访】张生：为培养人才而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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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专访】张生：为培养人才而做学问

张生，男，1969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
2015年，张生老师通过《〈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这一研究课题，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此，我们对张生老师进行了专访，希望通过与张生老师的对话，同学们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Q：张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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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A：谢谢！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钓鱼岛问题的?
A：2011年，我给陈骏校长打了一个报告，要求研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是指，中日之间由于战争引起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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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战争中和战后安排中解决的问题)，陈校长建议从钓鱼岛问题做起。中日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多，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讲，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最早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当时规划做一个五卷本的集子，并多次去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搜集资料，如马英九的博士论文《多油水域的麻烦：东海海床边界和外国投资的法律问题》等。随着资料的日益丰沛，我们计划出版《钓鱼岛问题文献集》第一辑，包括十二本约四百万字，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以期对钓鱼岛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
Q：钓鱼岛问题自2012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个热点话题，期间也有大量相关的研究，您为什么还会选择把钓鱼岛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呢？
A：我们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自2012年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立了很多项目，全国社科基金加上教育部的基金项目约有三四十项，发表的文章有两万多篇。在这么多研究项目与文章的情况下，是否还有立项的必要？
实际上，现有的钓鱼岛问题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偏重于“自古以来”的论述路线。当然，“自古以来”是我们讨论钓鱼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起点，但在国际现实政治中，“自古以来”并非唯一重要的依据。二是，现有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白皮书——《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扩大版，这种“加注释”的研究价值是有限的。三是，没有认清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实际上，钓鱼岛问题主要是战后的国际关系秩序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占据霸主地位之后，为了拉拢日本保持在西方世界的阵营，围绕着日本战后安排形成的一个问题。四是，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涉及到政治学、国际法、海洋地理学、海洋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现有的研究在这些方面非常欠缺。五是，在资料选取方面，过多依赖中国与琉球的一些古籍，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关节，对日本、英、美等国的资料知之甚少。
我们的课题在大量立项与文章存在的情况下，能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说明专家评审组认可了我们的论证思路。
Q：您计划如何开展钓鱼岛问题研究？
A：第一步是编辑《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全面收集中文、日文、英文三种语言文字资料，使得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能够建立在资料全面、详实的基础上。通过对《钓鱼岛问题文献集》的编纂，梳理钓鱼岛问题。
第二步是在资料的基础上设定问题。在古代，钓鱼岛是中琉两国重要的节点，是航标，是明代防倭寇的镇山。通过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古代东方世界贸易、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界定钓鱼岛问题，这是课题计划探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梳理近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如何一步步窃取钓鱼岛，深刻剖析中日关系的变化与钓鱼岛问题发生的勾连。第三个问题是研究战后钓鱼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正是当今钓鱼岛问题的症结所在。
Q：日本是如何“窃取”钓鱼岛的？
A：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会战，奠定了中国在东亚海域周边国际关系中千余年的主导权，在此期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中国首先发现、命名、使用，并被中、日、琉各种古籍确认为中国属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意识迸发，利用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并改变琉球长期向中日同时朝贡、但独立运行的事实，吞并琉球。1873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发给琉球藩国旗，要求“高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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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米、宫古、石垣、入表、与那国五岛官署”，以防“外国卒取之虞”，其中明确了琉球与外国的界线。在中日关于琉球的交涉中，日本驻清国公使馆向中方提交了关于冲绳西南边界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的所有岛屿名称，其中并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任何一个岛屿。1874年日本通过《北京专条》把琉球国民强行变成其属民。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强并琉球的过程中，按日本的官方见解或地理书，仍然是把琉球与钓鱼岛之间海域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边界。换言之，到甲午战争之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1885年10月30日，冲绳县官员石泽兵吾等登上钓鱼岛进行考察。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致函内务卿山县有朋等，提出在钓鱼岛设立国家标志“未必与清国全无关系”。12月5日，山县有朋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内部报告，决定“目前勿要设置国家标志”。这一官方认识，到1894年4月14日，日本内务省县治局回复冲绳知事关于在久场岛、鱼钓岛设置管辖标桩的请示报告时，仍在坚持。1894年12月27，内务大臣野村靖鉴于“今昔情况不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丧失了东亚海域的控制权），乃向外务卿陆奥宗光提出重新审议冲绳县关于在久场岛、鱼钓岛设置管辖标桩的请示。随后，钓鱼岛群岛被裹挟在台湾“附属各岛屿”中，通过《马关条约》被日本“窃取”。
Q：战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从地理上讲，彭佳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确实是台湾延伸过去的大陆架的凸起部分，钓鱼岛与琉球之间有一个非常深的冲绳海槽，是一个天然的地理与海洋界限，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这些岛屿应归还给中国。本来，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询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想要琉球，但蒋介石提议“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考量，于1950年10月4日，批准了由美国政府负责北纬29度以南琉球群岛的“民政”管理，“该地区的美国政府称作‘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根据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开宣言不予承认），美国琉球民政府于1953年12月25日擅自发布了题为《琉球群岛地理边界》的“民政府第27号令”，毫无依据地把钓鱼岛划进了琉球群岛的范围。钓鱼岛被裹挟到“琉球”这个概念中，被美日私相授受，是美国“制造”出钓鱼岛问题的真相。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愈演愈烈，美国眼中的日本角色迅速发生转变，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美国确立扶持日本重新成为亚洲大国、并使其与“自由世界”大体结盟的国策，扶持日本作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归还”琉球，既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自然发展，也是其对日本长期追随“自由世界”的犒赏。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美国承认日本对于琉球有所谓“剩余主权”。但美国在琉球的所谓“民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权，剥除了行政、立法、司法权的“剩余主权”实际上只是言辞上的温慰，美国事实上获得了琉球群岛的主权。美国宣称对中国固有领土拥有“主权”自属无稽，但这也说明日本在20多年中对琉球的“主权”并不是“毫无争议”的。等到1972年“归还”时，美方又用了“管辖权”“行政权”等不同的名词，而不是“主权”，说明美国注意到了琉球问题的复杂性。
Q：如何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
A：钓鱼岛问题早已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研究这个问题应该有新的思路，要考虑到台湾与美国的因素。一个小小的钓鱼岛，实际上涉及到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日美三国四方（加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此外，英国与前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心，在“保钓运动”高潮的时候，苏联想利用这个问题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所以说钓鱼岛问题，既是一个主权归属问题，也是大国博弈的一个产物。在研究中揭示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能在学术研究方面加深对钓鱼岛问题的认识，也能为国家的相关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意识。
Q：钓鱼岛问题是如何在战后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A：战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于中日两国都没有成为问题。日本曾说其明治时期的天皇13号敕令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编入八重山郡，但是文件中列举了八重山郡所有地名，并没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因此日本根本没有实现对钓鱼岛国际法上意义上的领有。1969年10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布《埃默里报告》，声称钓鱼岛附近海域有很多石油，储量不下于波斯湾，之后，有关国家与地区才开始提出主权声索。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日本还没有从美国手中拿回琉球群岛的行政权，这一地区当时还在美国的非法管理之下，因此琉球当局和一些右翼青年所谓的主权声索行为根本就是无效的。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索并不比日本晚，中国台湾地区对这个地区的声索行为也比较早。邓小平先生就钓鱼岛争议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创新国际法的友善之举，曾获得日本当局的默认，但这些年它们“暴走”到了极端，导致东亚局势日益复杂化。
Q：钓鱼岛问题是国人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有写作相关通俗著作的打算吗？
A：战略导向的学术研究都有面向大众的问题，过去有一些深入浅出的著作做的非常好，如《时间简史》，既有精深的学术理论，又有通俗易懂的语言，类似于这样的著作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这种面向大众的通俗写法，是建立在你对研究的某个问题足够深的认识基础上的，就我们课题而言，首先要把钓鱼岛问题吃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可以尝试着写一下。
Q：目前在研究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A：困难有很多，大部分都比较具体，比如一些日文古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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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琢磨很久才能精准；缺乏跨学科研究人才，如国际法、海洋地理的相关研究专家等。不过现在研究条件好多了，也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放宽眼界，肯花时间与精力看文章，读书，请教专家，补习某一方面的知识，这些可以在研究中慢慢解决。
人在研究过程中很容易被自己的环境与视野束缚住，一旦被束缚就很难全面认识某个问题。总体思路没有打开，即使花费很大的精力，效果也不会理想。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视野跟思路一定要开阔。学术研究分为两个层次，最基本的是要完成这个课题；再者是学术方法与学术理论的创新，通过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能够提出新的关于海洋、岛屿权益问题的理论和学术方法，这样会更有意义。
Q：资料搜集方面呢，有什么困难吗？
A：给你举一个的例子：请一个工程师来修一台机器，工程师用粉笔在机器上打了一个叉，要价一万美金，主人说，一个叉一万美金？工程师说，打一个叉一美金，知道在哪里打这一个叉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金。所以说搜集资料这个技术本身并不难，重点是你要能够想到去哪里搜集哪些方面的资料，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需要经验的积累，这个经验也是我之前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学到的。
Q：从事研究多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A：过去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因为条件、资料、眼光、方法的限制，只触及到问题的某一个方面。现在研究条件的改善，使得歼灭性地研究某个问题成为了可能，如杨奎松对于中共早期历史的研究，沈志华对冷战史的研究等。这种歼灭性的研究，其优点一是积累很多资料，提出很多新的看法，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问题和研究圈子，持续推动对某个问题的深化认识；二是能够全面的看待某个问题，如张宪文老师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歼灭性研究，不仅研究成果突出，而且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这是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双赢。这种歼灭性的研究是我们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一直希望去做的事情，不仅为做学问而来，也为培养人才而做学问。
深化阅读：
《“东亚地中海”视野中的钓鱼岛问题》，刊登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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