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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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再解

《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自古学者多以为是使者赞蘧伯玉，孔子赞使者。如何晏《集解》引陈群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皇侃《义疏》曰：“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为得其人也。”朱熹《集注》曰：“言其但欲寡过而犹未能，则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见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约，而其主之贤益彰，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作：
蘧伯玉派一位使者访问孔子。孔子给他座位，而后问道：“他老人家干些什么？”使者答道：“他老人家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使者辞了出来。孔子道：“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钱穆《论语新解》译作：
蘧伯玉使者来到孔子家，孔子和使者坐下，问道：“近来先生做些什么呀？”使者对道：“我们先生只想要少些过失，但总觉还未能呀。”使者辞出，先生说：“好极了！那使者呀！那使者呀！”
凡此等等，亦皆以为是孔

中国历史故事二十字

子赞使者。唯有东汉王充《论衡》载：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曰：“夫子何为乎？”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说《论语》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谦也。”
不仅于《论语》原文多“非之也”三字，而且明确指出是“非其代人谦”。
笔者曾于《论语新校释》译作：
蘧伯玉派使者到孔子那里。孔子让他坐下，然后向他打问：“老先生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老先生最近想减少自己的过错，却没能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这是）使者吗？（这是）使者吗？”
并于“章旨”中明确指出：“此章批评蘧伯玉之使。言‘欲寡其过而未能’，一则见其过多，一则见其无能。可见是揭主人之短，非议主人。孔子非之甚，故重言‘使乎’。使不能扬主之长反揭其短，何得为使？旧以为赞其使，谬。”
为什么说赞其使者者谬？因为原文“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却没能做到）”，明显不是夸赞之辞。子曰“使乎？使乎？”，更是明显不赞同使者所言，而是认为其言有违使者的本分。既如此，那么又焉得谓“善之”？焉得以为“得其人”（皇侃《集解》引陈群说）？又焉得为“美使者之为美”（皇侃《义疏》）？明明“言其但欲寡过而犹未能”，又如何见得“则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使者之言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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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视为“自卑约”？又怎见得其“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那么夫子再言“使乎”，又怎见得其为“重美之”（朱熹《集注》）？可见各家所言皆非。
杨伯峻所译，既然“他老人家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孔子所言“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又怎能是夸赞之言？钱穆所译“我们先生只想要少些过失，但总觉还未能呀”，其中“但总觉”三字明显是增出之辞，“好极了”三字也是原文所不具。且既然想要少些过失而总觉还未能，又怎么能说“好极了”？可见所译也有问题。
那么究竟当以何说为是？考《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孔子认为蘧伯玉是君子，原因是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退隐）。《孔子家语·困誓》载：“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可见蘧伯玉确有贤名。但这些，似均与“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无关。那么，蘧伯玉为什么会派使者到孔子那里，孔子又为什么会对其使者有所不满，有似偏袒于他？
《孔子家语·正论》载：“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诱其初妻之娣，为之立宫，与文子女如二妻之礼。文子怒，将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访焉。”原来孔子在卫期间曾住过蘧伯玉家，无怪乎他向使者打问“夫子何为”，又无怪乎他对使者之言有所不满。而前人多以为是使者赞蘧伯玉、孔子赞使者，看来也当与此有关。但毕竟与“欲寡其过而未能”无关，所以不能因彼而曲解于此。
另外，《淮南子·原道训》言“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恰好证明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不然，怎么会有“四十九年”之非？总之，“欲寡其过而未能”是说蘧伯玉想减少自己的过错，但未能做到。也就是说他经常犯错误，尽管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并想改正，但老毛病始终改不了。
《庄子·则阳》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可见蘧伯玉没有固定的是非标准。既如此，那么也就更不值得肯定了。所以我们认为，此章为孔子非议蘧伯玉使者之辞，而非夸赞之辞。
近友人廖名春教授撰文提出：“《论语·宪问》篇使者所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既非谦辞，说蘧伯玉‘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也非其对蘧伯玉的非议，言其过多而无能。而是说蘧伯玉‘喜欢舍弃他的过错’，在喜欢改过、勇于改过上，无人能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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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赶得上。”并且谓“欲”不训“想”而“当训为喜好、喜欢，是对遽伯玉做事行为倾向的归纳”；谓“寡”不当训“少”或“减少”，“当训为舍弃”；谓“未能”之“能”“当读为‘耐’”，而“‘耐’与‘忍’‘堪’‘任’互训”。又谓“‘未’犹‘不’”，“又相当于‘尚未’‘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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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谓“这里的‘未能’与帛书《五行》篇的‘不能’意义相同，也就是‘不耐’‘无奈’，即没有赶得上，没有比得过”。并引《淮南子》和《庄子》之文以为证。（参见廖名春：《〈论语〉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说辨证——兼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的释读》载《“新见材料与传统文化研究展望”学术研讨会暨泰山学者论坛论文集》，2019年）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不符合训诂学的一般原则。训诂学讲究文从字顺，凡是本字、本义能解通者，一般不能反用通假字或引申义。比如“寡”先应当训“减少”而不应当训“舍弃”；“未能”当如字读而不能读为“未耐”（“耐”字实借为“能”）；“未”就是犹未、尚未，不能反释为“不”，等等。而且既然喜欢舍弃他的过错，在喜欢改过、勇于改过上无人能及，怎么会五十年而有四十九年之非？再说，如果孔子是赞同蘧伯玉，那么其辞应该作“使也使也”，而不应该作“使乎使乎”。《淮南子》和《庄子》之文纵有赞许蘧伯玉的意思，也非赞其勇于改过。
所以，所谓“孔子是高度肯定了使者对蘧伯玉勇于改过的评价，表扬他不负使命”的结论，应该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可取的。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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