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麻赛萍: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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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麻赛萍: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考

摘要：汉代灯具是中国古代灯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种类丰富，造型美观。与此同时，灯具燃料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从性质上看，汉代灯具燃料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类。使用时，固态燃料可用硬质灯芯制成烛，插于灯盘中心的烛钎上；液态燃料则常用于不带烛钎的灯具，通过软质灯芯点燃、照明。
关键词：汉代灯具，燃料，形制
汉代灯具是中国古代灯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实用性灯具种类更趋丰富，数量激增，而且造型更趋精美，具有更高的艺术鉴赏性。孙机、叶小燕、张磊等学者在灯具通史等相关著作或文章中对灯具燃料进行了尝试性地探索[1]，从燃料角度看，中国古代灯具大体可分为烛灯与油灯两大类，两类灯具并存及交替式演进的核心动力是多种燃料的使用与不断更新[2]。近些年，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为探索汉代灯具燃料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本文以考古出土汉代灯具、燃料为研究对象，借助画像材料、古代文献，梳理汉代灯具的燃料，并从灯具造型中与燃料密切相关的细部结构入手，探讨汉代灯具燃料与灯具形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汉代灯具燃料
汉代灯具的燃料，从考古出土实物与文献可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考古出土的部分汉代灯具，其灯盘内有残留物，或在共同埋藏环境中出土的燃料，通过科技分析、鉴定，了解其成分，从而判别汉代灯具燃料的种类。
国内关于灯具燃料的检测，最早见于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卮灯中的灰绿色块状物。报告作者采用有机溶剂、红外光谱鉴定、灼烧试验等步骤，鉴定该块状物为牛油[3]。查证文献可知，以动物脂肪作为燃料并非汉代首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陵中“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4]。《三秦记》也指出始皇墓中燃鲸鱼膏为烛[5]。桓谭《新论》则记有“伯师夜熬脂火坐语，灯中脂索，而炷燋秃，将熄灭……”[6]贵州清镇平坝M15出土的一件三足铜灯，其前盘底成浅槽，中有一空心圆管，发掘者称“盘内有油脂余迹”[7]。牛油、人鱼膏、脂均属于动物油脂。
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江都王陵，为汉代灯具燃料提供了新的线索。一号墓江都王陵墓出土的一块固体材料，与铜鹿座灯、豆形灯、多枝灯等一批铜灯共出，经笔者与南京博物院、伦敦大学学院专家合作，采用有机溶剂、红外光谱、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方法，结合文献推定该固体材料为蜂蜡[8]。关于蜡用作灯具燃料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遏利篇》：“知脂蜡之可明镫也。”[9]即蜡、脂均可作为灯具的燃料。《西京杂记》卷四中记载了南越王向汉高祖刘邦进献“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10]，进一步揭示了蜂蜡不仅可作为灯具的燃料，并且还被做成了烛的外形。关于烛的制作过程，贾公彦疏《急就篇》“膏火烛”曰：“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11]。如此可以看出，汉代的蜜烛与现代蜡烛不同，是用蜂蜡制成的[12]。到魏晋时期，《魏史》、《晋史》等多处记载了皇帝将“蜡百斤”[13]赐予刚过世的功臣，这些蜡极有可能用作长明灯的燃料。晋《蜡灯赋》赞美蜜蜡的能效“列华，铄凝脂。浮炷颖其始燃，秘闱于是乃阖。”[14]可见当时在上层社会，使用蜜蜡或蜜烛已比较普遍。
牛油与蜂蜡是经过实证的汉代灯具燃料，它们代表了动物油脂或动物有机物合成类燃料，是固态燃料。然从古代文献可看出，汉代灯具燃料的材料远不止这些，兰膏、漆、麻油等均在汉代灯具燃料之列。
“兰膏”至迟始用于战国时期，《楚辞》中有“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15]的说法，表明先秦时期以兰膏为燃料。从燃料使用的延续性上讲，先秦时期使用的燃料，极有可能延续到秦汉时期。兰膏是什么呢？《楚辞·招魂》注释道：“兰膏，以兰香炼膏也。”[16]兰香提炼出来的膏应是一种植物油。
汉代帝王陵墓中用“漆”为燃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讲到秦始皇陵以人鱼膏为灯时，下按：“今帝王用漆灯冢中，则火不灭。”[17]关于漆究竟是何种物质，笔者认为，应指《史记·货值列传》中提到的“千亩漆”[18]，1954年四川彭山出土东汉桐园画像砖描绘了成片的桐园景象，极有可能这里所谓的漆是由桐树的桐子榨取而来的，即桐油。
“麻油”在汉代已用作灯具燃料。据晋《拾遗录》记载：“董偃……列麻油灯于户外”[19]。董偃是汉武帝时期人物，深受汉武帝和馆陶公主的喜爱。因此，麻油在西汉早期应已被使用。
兰膏、漆、麻油等在常温下呈现为液态，不便于保存，因此考古出土此类燃料实物极少，只在少数灯具的灯盘中留下了油渍的痕迹。如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医疗设备厂M58，该墓在墓道东北角挖一小龛，内放一陶灯碗，碗内油渍尚存[20]。该报告没有对这些油渍作过成分测定，从而无法判定究竟是上述诸多植物油中的何种油渍。
概括而言，汉代所用灯具燃料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包括鲸油、牛油等动物脂肪油脂和像蜂蜡这样的有机混合物，由于成分中含饱和脂肪酸，常温下呈固态，从而可制作成烛等特定形状。液态燃料则是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由于含不饱和脂肪酸，常温下呈液态。
此外，西汉晚期著名农学著作《氾胜之书·种瓠篇》讲到种瓠的方法与收益。并提及“（瓠）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21]瓠瓣可以作烛，用于点火照明，非常明亮，且其利润是相当可靠的。但汉代人们是如何将瓠瓣做成烛的，这其中留有广阔的讨论空间。
二、灯具燃料与形制的关系
器物功能的细化往往通过附件的增加或完善来实现。汉代灯具燃料中的固态和液态性状，也可以在灯具的附件或小结构中找到相对应的影子——烛钎、流口或马鞍形支撑。
烛钎，部分报告称之为“支钉”。烛钎有一定的高度，其形制类似于延用至近现代的烛台，因此用法可能也比较相似，即用于支撑如前文提及的蜜烛之类有固定形状的固态燃料，而灯盘所起的作用则承接融化下来的、未及焚烧的燃料，以便回收再利用。（表一）统计了汉代陶、铜、铁灯中带烛钎灯具的数量及其在灯具总量中的占比。从总量上看，汉代带烛钎灯具占灯具总量的18.5%左右。在上述三种质地灯具中，铜灯带烛钎的比例最高，占总量一半以上，约54.3%。铜灯中不同造型的带烛钎灯具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耳杯形灯、浅盘形灯、多枝灯、豆形灯、釭灯、卮形灯和动物形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耳杯形灯均带烛钎。青铜灯具中的豆形灯、盘形灯、多枝灯均起源于战国时期，灯盘中带烛钎的造型也传承自战国时期的灯具。陶质与铁质灯具中带烛钎灯具的比率较青铜灯具低得多，分别占5.1%和18.1%左右。因此，战国秦汉时期用于上层社会的铜灯较普遍地采用了动物油脂、蜂蜡、脂烛之类的固态燃料，上文提及满城汉墓和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灯具燃料的分析检测结果是最直接的证明。

流口是灯盘中可见到的第二种小的结构。带流口的灯具主要见于两湖地区的陶灯和动物形铜灯。湖北蕲春罗州城附近付家山、茅草山、草林山墓地出土的陶灯，在灯盘口一侧均撇出一个流口[22]。翻盖的动物形铜灯，在灯盘的一端留有流口，带烛钎的比例较低。使用时将器盖翻转180度作为灯盘，使用后若需将灯盘收起，灯盘中残留的或熔化下来的灯油便可顺着流口倒入动物腹腔内，从而达到回收灯油的目的。可见，带流口的灯具所用的燃料应大多为液态燃料。
个别案例中见有灯盘中心带马鞍形支撑，即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的陶豆形灯，灯盘中央有一个鞍形的凸起，面积小，从形状和高度判断应该就是搭灯芯用的[23]。换言之，这种马鞍形结构不便于插烛，因此用液态燃料的可能性较大。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剩余其他灯具均不带
任何微结构，仅有灯盘的基本形态，这类灯具占灯具总量的80%左右，用于盛装液态燃料的可能性较大。与此类灯具共出的一些附属物件，可辅助判断此类灯具中使用的为液态燃料。如满城汉墓M1:5084，灯具与承盘、小勺共出，小勺置于灯盖内，承盘覆盖其下[24]。山东诸城太平葛阜口村发现的汉代铜人擎双灯，与它一同出土的也有一件铜勺[25]，这些铜勺应是专门用于舀液态灯油的，是这些灯具使用液态材料的直接证据。浙江海宁东汉墓画像石位于隔墙通道四壁的画像石，编号北7，高117、宽41厘米。该画像石“上组一人头戴高冠，着宽袖长服，左手提勺添加灯油。”[26]（图一）正描绘了用勺子来添加灯油的情景。

图一 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
要之，汉代灯具燃料在普及程度上以液态燃料为主，占80%以上。固态燃料的使用主要依据灯具上是否带有烛钎来区分，而带烛钎的灯具以铜灯占大多数，铁灯次之，制作比较考究的陶灯也有所见，这些灯具的使用者通常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或具有一定财力的地方绅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固态燃料的珍贵。
三、灯芯——燃料与灯具的媒介
燃料与灯具形制之间相互配套、密切相关。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燃料并非直接置于灯具内，而是需要媒介才能保证燃烧地持久而稳定，这种媒介即为灯芯。由于灯芯通常为有机物，由于炭化等反映，考古出土的实物保存情况较差，无法对其质地作出准确的判断。如襄阳王坡汉墓M35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设灯龛6个，其内置的陶灯“灯盘内可见已炭化的黑色灯芯”[27]。所幸的是仍有少数灯具中还保留了可辨认的灯芯，辅以古文献的记载，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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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灯芯的梳理提供依据。
云南昭通桂家院子M1:44铜行灯，出土时灯盘内有一小段燃过的烛心和一些渣滓。烛心即本文所知的灯芯，用八、九根细竹条做成，外面缠上一层约3毫米厚的细纤维物，尖端略为收细，圆径约为1.4厘米，长度不明。该灯具盘心有一烛钎，推测当时的用法，是把烛插在烛钎之上[28]。从这一考古出土实物可见，烛钎上所用的一种灯芯是细竹条和细纤维制成的，其制作方法与前文提及的《急就篇》“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的火烛做法相似。《急就篇》还提供了另一个信息：芦苇之类的植物茎在汉代是用在烛钎上的第二种灯芯。
另据《山海经》记载，先秦时期，“烛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纯之。”郝懿行云：“此盖古人用烛之始，经云‘百草未灰’，是知上世为烛，亦用麻蒸苇苣为之。”[29]《墨子·城守》“具藁，枲，财自足，以烛穴中。”下文注曰：“藁，禾桿。枲当是麻骨。”[30]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烛是用麻、芦苇、苣、藁等植物的茎部制作而成的。从上文的细竹条、芦苇等类比来看，汉代的灯芯，极有可能借鉴之，那么麻、芦苇、苣、藁等均可能在汉代仍作灯芯之用。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祛蔽篇》中论述灯烛的关系：“余尝夜坐饮内中，然麻烛……又为言前煎麻烛事，伯师曰：‘灯烛尽，当易其脂，易其烛。”[31]文中多次提到的“麻烛”就是指麻杆所作的灯柱，也即孙机所指之麻秸[32]。此类灯芯的共同之处在于质硬，中空，便于插置于灯盘中心的烛钎上。
考古出土实物中还出土一种软质灯芯，即广西合浦风门岭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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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11-2的灯芯，其材料或为灯芯草。“支钉上残存有灯芯，灯芯为三股绞缠而成，下部开叉搭在灯盘中吸油之用。灯盘内还有油料的残余。”[33]（图二）广西合浦母猪岭M1:7，出土时盘内尚有未燃尽的灯草[34]。灯芯草是一种多年生沼生草本植物，草茎直立，高达1米，内充满乳白色髓，这种茎髓俗称“灯草”，在晾干后疏松柔软，可作灯芯[35]。

图二 铜行灯（合浦风门岭M23B:11）
灯芯草的使用方式应是搭于灯盘的一侧，或是搭于灯盘一侧的流口，或是搭于灯盘中心的小台子上，抑或是像广西合浦的那样，将三股拧成一股，置于灯盘中心。如满城汉墓M1:5181羊尊灯，灯盘一端便有一个宽1.35-1.9厘米的小流嘴。报告编写者也认为是“置灯捻用的”[36]。另，上文提及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陶豆形灯中的马鞍形凸起，可能也是置灯芯用的。灯芯通过其较强的吸收性，吸收了液态灯油后即可点燃，从而达到长时间、稳定照明的效果。
为使灯具在使用过程中照明效果更佳，通常需要将燃尽灯芯剪掉或将没于燃料中的灯芯挑出。汉代已发现有此类功能的专门工具——烛铗和拨灯棍。汉代人剪割灯炷余烬的工具是烛铗[37]，据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对烛赋》：“铁鋏染浮烟”，诗中描述了烛铗剪除烧残的灯芯时，灯火的烟烬常沾染于铗上。拨灯棍目前已有实物出土。湖南莱阳出土的一件提梁铁灯，在灯盘上附有圆形的拨灯棍，棍长8.2厘米[38]。这种拨灯棍的用途是在灯芯越烧越短，灯火快要熄灭之时，将软质的灯芯轻轻拨弄，以使灯光更亮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汉代灯具所用燃料种类已相当丰富，包括牛油、蜂蜡、鲸油、兰膏、漆、麻油等，从性质上看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类。在使用过程中，两类燃料配以两种灯芯，一种是硬质灯芯，包括用纤维物包裹的细竹条、麻秸杆、芦苇杆等，固态的油脂或蜂蜡附着于硬质灯芯之上，制成烛，插于烛钎之上。另一种是软质的灯芯草，将灯盘中装盛液态的植物性灯油，软质的灯芯浸入灯油中，露出部分灯芯头部，灯油便可通过软质灯芯被吸到顶端，点火即可照明，用软质灯芯的灯盘通常不带烛钎。燃料、灯具形制与灯芯三者之间关系可用（图三）表示。

图三 燃料、灯芯与灯具形制关系图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所知的汉代灯具燃料中，无论是考古出土实物的牛油和蜂蜡，还是文献记载的鲸油、兰膏、漆、麻油，都明确地出自贵族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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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映的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它们与百姓的生活有多大联系难以判断。前述灯具燃料中，只有瓠瓣出自汉代农书记载，可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至于瓠瓣如何制成烛、如何使用，均有待于发现新的考古或文献依据加以支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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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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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葛洪.西京杂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25.
[11]史游.急就篇[M]，长沙：岳麓书社，1989：27.
[12]现代的蜡烛是将蜡树上的白膜刮下做成蜡油。
[13]魏时1斤相当于515.5克或593克，晋时1斤相当于347克。据吴慧.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度量衡[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7-18，60.
[14]范坚.蜡灯赋[Z]//.艺文类聚(第80卷引).上海：中华书局，1959.
[15]林家骊.楚辞：招魂[M]，北京：中华书局，2010：211，216.
[16]同[15].
[17]同[4].
[18]司马迁撰，韩兆琦注.史记：货值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4：1772.
[19]王嘉.拾遗录[G]//李昉.太平御览(第710卷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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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86.
[21]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种瓠篇[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2]黄冈市博物馆，等.罗州城与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31.
[24]同[3]：69.
[25]既陶.山东省普查文物展览介绍[J]，文物，1959(11)：29-33.
[26]嘉兴地区文管会，等.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5)：7.
[2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41.
[28]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J]，考古，1962(8)：395-399.
[29]方滔.山海经：西山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34.
[30]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巳）备穴[M]，北京：中华书局，2004：73.
[31]同[6]：32，34.
[32]孙机.中国圣火[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5.
[3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9.
[34]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J]，考古，1998(5)：36-44.
[3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343.
[36]同[3]：66.
[3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00.
[38]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C]//考古学集刊(第13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00-16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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