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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子亮、杨 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木质髹漆彩绘“孔子衣镜”的镜框上部绘有两个正坐的人物形象[1],面向观者席地而坐,头向内侧倾斜,略呈对视状,两者之间有一只朱色的衔珠凤鸟(图一、二)。根据《衣镜赋》文字可知两者的身份为西王母和东王公[2]。
画像石-刘子亮、杨 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
图一“孔子衣镜”镜框
画像石-刘子亮、杨 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
图二镜框上部彩绘图案
学界普遍认为,西王母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东王公的形象是在东汉时期为了和西王母对应而创造出来的[3]。孔子衣镜从文字和图像两方面将东王公的出现由1世纪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前叶,以刘贺去世的神爵三年(前59年)为下限,并且证明了东王公作为男性的“阳仙”与女性的“阴仙”西王母相对应的传说及其图像组合模式在西汉宣帝时期已经成型。
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图像位于孔子衣镜镜框上部的左右两侧。虽然图像损毁严重,人物形象细节已不可辨,但右侧人物面部可以看出胡须的痕迹,且该人物头戴冠,应为男性[4]。右侧人物的衣服为浅青色,左侧人物为白色(图三、四)。这两种颜色或有意对应五行系统中东方的青色和西方的白色。镜框四周绘有对应方位的四神图像。右侧人物位于“青龙”图像上方,对应方位为东方;左侧人物位于“白虎”图像上方,对应方位为西方。因此, 我们判断镜框上部右侧人物为东王公,左侧人物为西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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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东王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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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西王母像
早期东王公的文献与图像十分稀缺。现存较早的关于东王公的记录见于东汉成书的《吴越春秋》以及汉人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海内十洲记》等志怪著作中[5]。《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6],“东皇公”即东王公。这条记载说明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代分别代表了东、西两个方向,并且是主司阳和阴的男性“阳仙”和女性“阴仙”,两者已存在明确的对应平衡关系。
《神异经》以西王母在《山海经》中的记载为模本,将东王公塑造成了一位“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的半神半兽形象,说明东王公形象的生成和西王母有紧密的联系[7]。而在《海内十洲记》中,东王公的形象则被宫廷化, 成为东方治理众仙官的王公,“扶桑在东海之东岸……上有太帝宫, 太真东王父所治处……真仙灵官,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8]。同书中记载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也呈对应关系[9]。通过文献可以看到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代不仅是宇宙观中东西方阴阳两种力量对应平衡的象征,同时也是仙界宫廷官僚体系的男女主仙。
文献中描述的东王公形象及其与西王母的对应关系在目前已发现的汉代图像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山东嘉祥武氏祠堂中,东王公的图像刻在东壁上部。图中东王公正坐于宝榻之上,背生羽翼,头戴通天冠, 周围围绕着众多羽人侍者与神兽,反映出其在仙界中所处高位。同时,东壁东王公的图像和西壁上部的西王母图像在空间上形成了两者各居东西、相互呼应的关系[10]。此外,在建初八年(83年)“朱师”铜镜中,东王公和西王母相对而坐,两旁站立侍女,在两神之间饰青龙和白虎,其阴阳属性和对应关系明确[11]。由此可见,东王公作为仙界统帅的形象及其与西王母对应平衡的图像组合模式在东汉已经定型并且普遍分布。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为研究二仙的图像谱系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神异经·中荒经》记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12]。用这段文献比照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可以发现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画在东王公和西王母之间的凤鸟图像。虽然《衣镜赋》将其称为“凤凰”,但在此图中该凤鸟似乎还应可视作大鸟希有。凤鸟立于东王公和西王母之间,张开的双翼指向二仙。与《神异经》中对希有“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的描写相似。画像石中也有希有与东王公、西王母同时出现的例子, 例如出土于南阳的东王公西王母画像石,描绘了二仙共同坐在“周圆如削”的倒锥形的昆仑山上,而其上立希有神鸟[13]。尽管汉代凤凰和大鸟希有之间的联系现在仍无法确定,但这些例子至少证明了《神异经》中所记载的汉代神仙传说与存世图像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其次,孔子衣镜“东王公西王母图”中,两者非完全正面面对观者,而是头部略向内侧倾斜,呈现出“隔凤相望”的姿态,应表现了《神异经》中所记载的“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即东王公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14]。这个传说在汉代阴阳二元论的宇宙观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东王公与西王母每年的相会和牛郎织女的一年一会一样,象征着来自东方的“阳”与西方的“阴”两种宇宙能量的相会和调和, 而这种阴阳的结合对宇宙产生新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15]。从现世利益的角度看, 汉代人认为阴阳两气的和谐与顺畅是恩福和长寿的根源, 正如孔子衣镜《衣镜赋》中所说“西王母兮东王公,福憙所归兮淳恩臧, 左右尚之兮日益昌……□气和平兮顺阴阳,□觞[万]岁兮乐未央”[16]。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为解读其他汉代图像提供了新的提示。如陕西米脂官庄汉墓墓室西壁上刻画的阁楼二人并坐图,图中右边一女子戴胜侧坐, 左边一男子凭几而坐,头向右,两者呈对视状[17]。此类图像常被认为是墓主人的肖像[18],然而结合孔子衣镜“东王公西王母图”,我们或可将其视为二仙“相会并坐”的场景。陕西绥德刘家沟东汉墓门额的画像石表现的是墓主升仙或是“东王公赴会西王母”,亦可再探讨[19]。
孔子衣镜的镜框上部,在二仙的身边各绘有一个着黄衫的人物。西王母旁的人物面向西王母跪坐,左手把臼,右手持杵,作捣药状,或与捣药玉兔相关(图五)。东王公旁的人物面向东王公跪坐,面前摆放一盘状物。双手举于胸前,呈跪拜或献物状(图六)。这样便形成了东王公和西王母两位主仙带着各自的侍从,在衣镜镜框上部各据一方“左右尚之”的图像结构。相似的构图在汉画像石中常见, 如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墓门楣的东王公西王母图, 便刻画有东王公西王母和相随的人物仙兽各据门楣两端的场景。画像石中还可以看到东王公正在接受一个人物的跪拜, 西王母旁也有正在用杵臼捣药的玉兔[20]。六朝《真诰·甄命授卷一》中记载东王公和西王母的传说,“昔汉初有四五小儿, 路上画地戏,一儿歌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到复是隐言也。时人莫知之,唯张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21],或与孔子衣镜及画像石图像相关。这不但旁证了《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笔记小说所载东王公西王母相关传说至晚在西汉已经成型的推测,同时还为研究东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东王公西王母图”提供了西汉时期的图像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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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西王母旁人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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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东王公旁人物像
如前所述,在孔子衣镜发现以前,学界普遍认为东王公出现在东汉时期,是东汉中期群众性造仙运动时为了与西王母对应而创造出来的。目前已知最早的东王公图像为建初八年铜镜,属于东汉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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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中最早的“东王父”题记和图像则刻于滕州西户口一号祠堂的东壁上,该石造于东汉明帝至章帝时期(57~88年)[22]。而西王母图像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建于西汉昭帝至宣帝间(前87~前49年)的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和建于西汉宣帝至元帝间(前74~前33年)的山东邹城卧虎山M2墓石椁南椁板内侧的画像石[23]。然而,虽然这些图像的创作时间与孔子衣镜的制造时间相近,其中却不见东王公。再看文献,成书于东汉初的《汉书》中虽然对西汉末年兴盛的西王母信仰运动多有记载[24],但对东王公却只字未提。至少在海昏侯刘贺下葬的西汉神爵三年到“朱师”铜镜铸成的东汉建初八年的140余年间,东王公似乎完全消失了。在东王公消失期间,图像资料中与西王母对应的男性“阳仙”的位置却一直没有空缺。姜生指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画像石中常见的“风伯与西王母”以及“子路与西王母”的图像对应模式是在东王公出现的东汉以前与西王母形成阴阳对应平衡的“过渡型”组合[25]。然而孔子衣镜的发现,可以证明东王公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与西王母对应的阳仙。如此看来,汉画像石中的“风伯与西王母”“子路与西王母”的图像组合设计或许并非是“过渡产品”,而是有意为之。但东王公消失及重新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和《衣镜赋》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东王公图像和文字资料,将东王公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早期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前叶,并证明以东王公作为男性的“阳仙”与女性的“阴仙”西王母相对应的图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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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式在西汉宣帝时期已经成型。“东王公西王母图”的图像与《神异经》等文献的契合验证了“东王公会西王母”等传说在汉代便已存在,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线索。
注释:
[1]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文物》本期。
[2]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3]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第24~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程憬著、顾颉刚整理、陈泳超编订《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第2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袁珂《中国神话史》,第110~115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 第439、44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巫鸿著、孙妮译《“阴阳理论”与汉代西王母东王公形象的塑造——山东武梁祠山墙画像研究》,《西北美术》1997年第3期;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56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李凇《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72~8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萧登福《先秦两汉史料中的日神神话与东王公信仰探述》,《世界宗教学刊》第十期,2007年。
[4]关于汉代的冠冕,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229~232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5]袁珂《中国神话史》,第110~115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6](汉)赵晔撰、(元)徐天祜音注、苗麓校点、辛正审订《吴越春秋》,第13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7](汉)东方朔《神异经》,《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山海经·西山经》载西王母“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袁珂译注《山海经全释》,第3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9]同[8]。
[10]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山东汉画像石》,第29、30页,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11] [日]冈村秀典《后汉镜铭の研究》,《东方学报》第86期,2011年。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带有“东王公”题记和图像的铜镜。
[12](汉)东方朔《神异经》,《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萧登福《先秦两汉史料中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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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话与东王公信仰探述》,《世界宗教学刊》第十期,2007年。
[14]该传说也见于(汉)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5] [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第91~93页,中华书局,2006年。
[16]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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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第3期。原文已残缺,从前后文判断,此处应为“奉觞万岁”或“称觞万岁”。
[1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五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26、2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18]吴兰、学勇《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7年第11期。
[19]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提出此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是“墓主升仙图”,认为日轮旁乘车的人像是墓主。“日轮左边,墓主乘坐的云车由三只形似燕子的神鸟牵驾, 正风驰电掣般自动向西飞行……月轮右边, 端坐着头戴玉胜的西王母……目前,在陕北、晋西地区的汉画像石墓中, 这是唯一一幅配置在门额石上的墓主升仙图, 其他墓门额石的画像几乎全都是与祭祀墓主有关的内容, 墓主升仙图一般都配置在门柱上”,第26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则将这个图像解释为“东王公会西王母图”,并对图像中东王公往访西王母的现象(而非传说中西王母往访东王公)做出了解释,认为“大概画像石中所建东王公访问西王母的情节, 是东王公身上作为太阳神的性格被强调的结果。太阳从东方升到空中向西方运行, 晚上在所抵达的西方的女神处获得再生能力, 第二天再从东方出发做新的天上运动”,同[15],第94、95页。
[20]榆林地区文管会等《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21](南朝)陶弘景《真诰校注》,第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2]燕燕燕《滕州西户口一号、二号祠堂画像石中榜题图像考》,《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23]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2000年第10期。
[24]《汉书》中《哀帝纪》《天文志》《五行志》都记载了与西王母信仰相关的运动。如《汉书·五行志》记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第1476页,中华书局,1962年。
[25]姜生、种法义《汉画像石所见的子路与西王母组合模式》,《考古》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06/25/662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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