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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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经过近5年的努力, 2015年,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墓主确认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总计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套) ,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许多诸侯王墓。2016年3月2日,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召开,考古专家称海昏侯墓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以汉代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系列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完整的大遗址单元。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意义,得到了不同领域特别是历史和考古学界的高度认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它将极大推动汉代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如王子今《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和徐长青《海昏侯国考古的核心价值》(《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2016年3月, 441组件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为配合展出,《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出版,以大量高清图片全面介绍了海昏侯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权威参考资料。2016年第7期《考古》杂志发表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报告;2016年10月, 922组件出土文物在江西省博物馆正式展出。2016年4月和2017年10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联合多家单位在南昌市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集中探讨了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历史文化;“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研究”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专家学者对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意义的高度肯定以及考古成果的及时公布,是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式涌现的强大驱动力。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

一、出土文物研究。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数量巨大,现有研究均为根据已公布的有限考古成果展开,而考古成果的公布又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存在研究不够集中和系统的问题。本文据目力所及,对部分重要出土文物的研究略作回顾如下。
1. 印章。海昏侯墓出土了4枚古印:“大刘记印”“刘贺印”“‘海’字铜印”和“无字玉印”, 它们是墓主身份的直接证物。
4枚印章中, “大刘记印”最先出土,其用字和款式在汉印中均属罕见。在该印的考古信息首次公布时,篆刻史学者孙慰祖即指出“大刘记印”的印风和印钮都是标准的西汉晚期风格,不是官印,可能是殉葬的明器(“澎湃新闻”2015年12月15日)。不久,王恩田撰文《“大刘记印”与海昏侯墓墓主蠡测》(《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5日)认为它是“大刘家的私印”,不是海昏侯刘贺的私名印,并预测墓主只能是始封侯刘贺,今后墓中还可能会有印文是“海昏侯贺”“刘贺”“臣贺”之类的印章出土,这一推测后来基本得到了验证。熊长云、郑志刚等认为是刘贺的私印,但与王恩田认为是大刘家的私印不同。他们都注意到“大刘记印”中“大刘”用字特殊,熊长云《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认为“大”字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但印文却回避了印主的个人信息,可能反映了印主的特殊身份和境遇以及制作印章时的心态;郑志刚《海昏侯墓出土汉印四题》(《中国美术》2016年第4期)认为“大刘”是指相对于“支宗刘氏”的“大宗刘氏”。该文是较早对4枚印章的形制、质材、印文、字体、篆刻风格及工艺特征进行全面阐述的文章。王刚《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大”主要与年辈相关。以上论证均离不开对“大”的字源学分析和对刘贺心理的揣测,都将印章文字和结构的特殊性部分归因于印主特有的身份、经历及心态。
4枚印章中的“刘贺”印出土于墓主遗骸腰部位置,是判断墓主身份最重要的物证。该印字迹清晰,用玉讲究,学界基本认同它是一枚私印,引起广泛讨论的是其印钮及其奇特造型。该造型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给名称判断带来了挑战。考古学者最初怀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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螭钮”或“蟾钮”。经初步清理后,信立祥、杨军等主持考古发掘的一线专家认为可能是“凤钮”。随后,王仁湘提出应该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动物形象“枭”。练春海提出汉代鸱鸮(枭)是不祥鸟,制成印钮的可能性极低,应该是“鹰钮”。不过这一推论主要是基于刘贺的身份和处境,并无实证。之后,欧佳《瑞鸟为钮:刘贺玉印印钮小议》(《大众考古》2017年第9期)提出新佐证,支持凤鸟(瑞禽)说,反对鹰钮说。该文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无任何直接资料证明此印的具体制作时间的前提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刘贺一定会通过印钮来表达其复杂心理。而这正是目前有关海昏侯的一些文章普遍存在的问题。
另一枚“海”字铜印,出土于西仓椁的杂物间,尺寸远大于一般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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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后晓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三则》(《地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结合印史和刘贺墓出土了大型真车马坑的事实,首先提出该印是刘贺实施马政管理所用的烙马官印。郑志刚《海昏侯墓出土汉印四题》则进一步对比了“海”字的印文风格与已知汉代烙马印的区别。在上述研究之外,也有一些文章着眼于印章的艺术欣赏,对无字玉印的研究也是如此,此处从略。总之, 4枚印章的出土,不仅起到了确定墓主身份的重要作用,也多方面推动了汉印研究的深入。
2. 简牍。
在已知的材料中,价值最高、最受学界关注的无疑是墓中随葬的简牍和附带题记等文字的器物。除印章外,墓中还出土了约5000枚竹简和约200版木牍。专家通过对1000余枚竹简的初步辨识,发现其中有《易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以及一些医书和赋等文学作品。由于清理和保护难度大,目前仅有少量公布。
有关奏牍的初步研究,以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为代表,该文详细介绍了出土简牍中58版奏牍的内容和性质,指出它们是刘贺及其夫人向皇帝及太后的上书,涉及朝献、酎金、秋请等内容。奏牍弥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有助于了解刘贺被废黜后的生活。
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语》简。刘贺生活的西汉中期, “三论”并行,传世本《论语》尚未形成,因此此简的发现,意义重大。但截至目前,仅公布了一支正反两面均有文字的《论语》简。杨军等最先撰文,认为该《论语》可能是已经失传的《齐论语》,这支竹简是《知道》篇的首章,传承自《齐论语》的重要传人昌邑中尉王吉(《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年第12期)。此论在学术界造成不小震动,也激发了学界对公布完整竹简文献的热切期盼。正如王刚《从定州简本避讳问题看汉代〈论语〉的文本状况———兼谈海昏侯墓〈论语〉简的价值》(《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所言,未来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简如能完整公布,将为齐、鲁《论语》异同,避讳及文本形态的流变研究带来新认识。在目前简文尚未全部整理和公布的情况下,很多问题还是未知数。这些试探性的研究到底是否正确,也还有待检验。
3. 孔子衣镜。
除《论语》外,海昏侯墓主椁室还出土了与孔子有关的重要文物———一面嵌于漆木匣内的大型长方形青铜镜,镜匣上有彩绘漆书约600字的孔子及其弟子画传,附近出土了黑漆书写的《衣镜赋》屏板。出土之初,考古人员怀疑它是一面屏风。王仁湘首先推测它可能是一面铜镜。之后,经过清理和对文字进行释读后,考古人员正式确认是衣镜,并命名为“孔子衣镜”;由于该衣镜也有屏风的作用,也可称为“孔子屏风”;同时研究者也从图像上辨识出孔子、颜回的形象以及孔子和子夏的传记文字图(王意乐《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形象释读》,《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这些工作为学术界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已有研究讨论的焦点是孔子的出生和姓氏问题。衣镜上的孔子传记文字与记载孔子生平最重要的文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有3处明显不同。一是孔子的出生,传记说“根(纥)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史记》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二是孔子的姓氏,传记说“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史记》说“字仲尼,姓孔氏”。前者有“野居”与“野合”之别,后者有“姓孔,子氏”与“姓孔氏”之异。三是传记中有“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和“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不符。对于这些差异,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认为屏风文字是《史记》“姓孔氏”和“野合而生”之误, “鲁昭公六年”之“六”可能是“廿”字之误,且屏风文字极有可能利用了《史记·孔子世家》。唐百成、张鹏波《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认为“屏风”文字无误, “孔姓”可能受到汉代产生的“新姓”的影响, “子氏”可能是刘贺有意为之。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部分论证完全基于主观推测,故而结论也大相径庭。如邵文认定屏风文字有错误,错误的根源在于刘贺是将其作为不得不如此示人的自保的道具;唐文认定屏风文字无错误,正好体现了刘贺对儒学的异常推崇。
4. 黄金类文物。
刘贺墓出土了478件黄金制品,包括发掘简报中称为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多个种类,是历次考古发掘之最。这些金器均已作为考古成果公布。现有研究主要涉及金器的命名、功能、内涵、特点、来源,以及金器上的文字等。
被称为马蹄金、麟趾金的金器过去也曾出土过,如何定名,一直存在争议。后晓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三则》提出这批出土黄金称为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不准确,应当分别称为饼金、麟趾金、褭蹏金。全面探讨这批黄金制品的代表性成果有刘慧中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意义探析》(《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和黄今言《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刘文详尽描述了金器的出土状况、数量和形态等,并从黄金与黄金货币、汉匈关系视野下的马蹄金(褭蹄)和麟趾金,以及马蹄金和麟趾金与汉代国家祭祀、刘贺墓黄金的来源等角度讨论了这批出土黄金文物的内涵和价值。黄文探讨了各类金器的功能,并对刘贺黄金财富的来源作了推测。
与目前大多数有关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一样,有关这批黄金文物,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争议,除了命名争议外,其他如部分麟趾金和褭蹏金上的“上”“中”“下”铭文究竟内涵是什么?这批黄金来源于何处?其属性是什么?等等。对于前者,学界或认为与“白金三品”有关,或认为与上林苑有关,或认为是黄金成色或纯度、质量的标记。那么西汉是否有大量黄金?它们到哪里去了?刘瑞《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的原因探析》(《唐都学刊》2016年第3期)利用多种墓葬考古材料,论证刘贺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来源于原昌邑王府,多金是特例,不能因此认定西汉黄金多被埋入地下。张准《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与西汉黄金问题再探讨———兼与刘瑞先生商榷》(《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不同意刘瑞的看法,认为西汉确实存在大量黄金,窖藏是其消失的主因。
5. 其他文物。
除了上述印章、简牍等出土文物外,音乐类文物、车马具、漆木器、玉器等也有一些研究。
首先是音乐类文物。海昏侯墓共出土了包括钟、磬、琴、瑟等在内的六七十件音乐文物。王清雷、徐长青《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人民音乐》2017年第8期)对已经清理完毕的部分音乐类文物的物理性质、音乐性能及其反映的乐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和初步研究,是了解此类文物的重要成果。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构成要素,成套出土的钟磬是最受关注的乐器。最早对海昏侯墓出土钟磬的性质发表看法的是音乐史专家王子初,王之初、郭晶《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第3期)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钟磬构成了完整的汉代“礼仪乐悬”,同时推论西汉存在规范的乐悬制度。张闻捷《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对王文观点有所修正,提出汉代编钟的使用并无统一的制度规范,汉世用乐存在不同的礼制渊源,应谨慎使用乐悬之说来建构西汉的用乐等级。
其次是车马具。刘贺墓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该车马坑占地约80平方米,坑内共出土3000余件各类车马饰件,是了解西汉高等级贵族的车舆制度的宝贵考古材料。其中较早得到清理保护的是部分当卢,这里主要谈谈当卢研究。杨小林、王浩天《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外藏椁出土部分当卢制作工艺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对移交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修复实验室的部分当卢中已完成修复的21件当卢的材质、成型工艺、纹样和表面装饰工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了一些基础问题。章义和、陈俏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新出土当卢初探》(《地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则是以这些当卢为切入点,重在从整体上阐述历史上当卢的形制和功能。此外,当卢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初步研究,如袁恩培、刘坤《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错金当卢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3期)和戴沂君、涂少荣《汉海昏侯墓当卢文化构建研究》(《美术文献》2017年第1期)都是利用青铜错金当卢的錾刻纹饰,对汉代早期四神观念进行的具体考察。
再次是漆木器。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近3000件,数量惊人。由于保存难度大,目前仅公布了少数。在已公布的漆木器中,有一部分有题记文字,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汉代漆木器的制作工艺和澄清刘贺的家族史。目前有价值的研究还不多,恩子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瑟禁”历日年代考》(《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4日)根据几件漆木器上书写的有纪年的文字,订正了史籍记载中有关昌邑王纪年的错误,这对于建立完整的昌邑王和海昏侯国纪年具有一定意义。
最后是玉器。海昏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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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各类精美玉器500余件,除了前面提到的玉印外,相关研究主要是艺术角度的。比如权敏、罗晓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玉剑饰》(《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28日)详尽分析了墓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玉具剑上的剑首、剑格、剑璏和剑珌的艺术美。

二、海昏侯墓葬制研究。

西汉所封列侯过千,但经过考古发掘并能确定身份的列侯墓葬仅20个左右,且大部分被盗一空。刘贺墓保存完好,完全可以作为西汉列侯葬制研究的典型标本。
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海昏侯墓园和刘贺墓的具体考古信息的描述、以刘贺墓和汉代已知列侯墓为参照对西汉列侯墓葬制度的研究等方面。张仲立、刘慧中《海昏侯刘贺墓逾制几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参照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汉简《葬律》,从刘贺死葬时的身份所对应的礼制,对比考古发掘实况,同时与已知汉代列侯墓葬比较,证明刘贺墓逾制。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通过多方对比,证明刘贺墓部分逾制,但白文认为刘贺墓总体上仍是一座要素完备的列侯墓。高崇文《西汉海昏侯陵墓建制琐谈》(《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也是以《葬律》为准,从刘贺墓的陵园建制及墓中没有使用黄肠题凑、玉衣等物,证明刘贺墓遵守了列侯葬制,没有逾制。同样是以汉简《葬律》为参照,刘瑞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的《海昏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对比了刘贺墓与2013年发掘的与刘贺同时代的富平侯张安世墓,认为刘贺墓园规格与其身份严重不符,他推测西汉中后期有关列侯墓园大小的法律规定即《葬律》已有较大变化。这显然与前述研究不同,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葬律》。专门比较张安世墓与刘贺墓异同的还有丁岩《富平侯张安世与海昏侯刘贺》(《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此外,刘尊志《浅析西汉列侯墓葬墓外设施———兼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外设施的价值和意义》(《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关注的是刘贺墓在内的西汉列侯墓葬的墓外设施。至于刘贺墓为何出现与其身份不符的逾制倾向,目前的研究多是基于心理推测,将其归结为刘贺复杂的身世和废帝心结等方面。
在海昏侯墓葬制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使用的方法相同,都充分利用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主要以出土汉简《葬律》为准,根据墓主的身份,对照考古发掘和已知汉代列侯墓葬,多方探讨刘贺墓的特点及其与汉代葬律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认识作为主要参照标准的汉简《葬律》。有学者认为《葬律》制定于汉初,西汉前期需要遵守;有学者认为《葬律》并非固定不变的。如果不能准确判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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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葬律》的性质,这样的争议不可能停止。

三、海昏侯刘贺和海昏县历史地理研究。

海昏侯墓发掘以来,有关刘贺的人生经历、传奇命运、家族谱系、封国王邑以及后世海昏侯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热点。刘贺墓出土的丰富文物和惊人财富,不仅激发了其财富从何而来的种种推测,也引发了刘贺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再评价的热烈探讨。
廖伯源早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昌邑王废黜考》(《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3年)中,认为《汉书》记载有“不尽不实”之处,刘贺被废的原因并非《汉书》所说“行淫乱”,而是与霍光权力斗争的结果。于全介《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与廖文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霍光废黜刘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专权,但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正确的。黄今言、温乐平《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分析了废立刘贺的复杂政治环境,认为被废与其政治素养不够、霍光专权、朝野存在一股暗中支持宣帝的政治势力有关。
刘贺只做了27天皇帝,他本人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有限,但霍光主导的废黜刘贺事件,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政治事件。吕宗力《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将此事件置于整个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了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的内容及其与刘贺被废事件的内在关联、对后世的影响。与大多数学者将眼光局限于刘贺被废具体原因上的探讨上不同,此文较为宏观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卜宪群《政制、政事与政治:也谈刘贺的立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提出要从历史大势和实际历史结果出发看待刘贺立废问题。
刘贺墓的发掘,能否改变文献记载中的刘贺形象,这是学术界和公众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海昏侯刘贺评价”笔谈,徐卫民《汉废帝刘贺新论》、孙筱《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刘贺的立与废》和臧知非《刘贺立、废的历史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刘贺在西汉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刘贺的评价问题,认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均不足以为刘贺翻案。辛德勇等学者持相同观点(《海昏侯刘贺》,三联书店, 2016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近3年来也刊发了围绕刘贺身世、立废、评价以及刘贺与西汉中后期政治和社会相关问题等方面的系列笔谈,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刘贺于汉宣帝时期徙封豫章郡海昏县,居住在“昌邑城”,最后终老于此。刘贺墓发掘后,学术界对海昏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挖掘,尤其是对“海昏”地名由来的讨论,十分热烈,形成多种意见。
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不久,王子今先后发表了《“海昏”名义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和《“海昏”名义续考》(《南都学坛》2016年第4期) ,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文章推论“海昏”名号有特别的政治象征意象,即对刘贺道德水准、行为风格和执政表现的否定。辛德勇《羹颉侯、东昏家与海昏侯爵号》(《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明确反对“海昏”是恶名的观点,认为海昏更有可能是一个固有地名,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刘新光《说“海昏”》(《光明日报》2016年5月14日)也不赞同恶名说,认为“海昏”是表示彭蠡泽的“父母”———诸水之源的意思。王泽文《试说“海昏”》(《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另辟蹊径,将“海昏”地名与西周青铜器柞伯鼎铭文中的地名“昏”联系起来,认为“海昏”有可能是指地小(称邑)、僻远的意思。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周运中《从古代文学中的“海气昏”看“海昏”含义》(《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5日)则注意到古代典籍中多有使用“海气昏”表达卑湿之意, “昏”即“昏冥”, “海昏”有卑湿昏冥和昏庸双重内涵,所以海昏侯名号很有可能含有贬义。王绵厚《从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题字看“海昏”的寓意》(《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8日)认为刘贺墓中出土的金饼墨书中的“南海”,应是海昏侯“海”字的真正寓意来源;“昏”乃“昏冥”之义, “南海昏冥”应为“海昏侯”命名的本义。
在古代汉语中, “海”“昏”二字和大多数汉字一样,都有多重含义,因此“海昏”地名之争,至今没有定论。但是这些深入讨论丰富了我们对海昏侯国历史的认识。这方面的概况,还可参考蒋波、周世霞《西汉“海昏侯”名义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4日)一文。
据统计,自海昏侯墓发掘成果公布以来,有关刘贺的专著已出版数种,辛德勇的《海昏侯刘贺》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江西晨报编著的《发现海昏侯》(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年)是第一部全面解读海昏侯墓的著作;季隆武《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6年)、胡迎建《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刘胜兰《刘贺证史———海昏出土的西汉记忆》(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年)、马永嬴与李云河《海昏侯的生前身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和江西美术出版社策划《图说海昏侯》(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6年)等均是雅俗共赏的读物。这些著述的共同特点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全方位展示刘贺的人生经历。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不仅激发了学术界对墓葬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也重新引发了学术界对西汉中期政治史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理的深入讨论。但是,由于考古成果的科学整理和系统公布尚需时日,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存在主题分散、资料不足、主观推测等缺憾。相信随着考古成果的渐次公布,汉代历史的研究将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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