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开拓创新 永葆青春 （20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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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 永葆青春
——庆贺吴、汪二老九十华诞，兼谈经济所经济史学科的学术传统
李根蟠
刚才各位先生作了很好的发言，我深有同感。现在，我换一个角度，从经济所经济史学科的学术传统切入谈谈我的感受。
经济所是中国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科的源头和重镇之一。经济所前身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华北社会调查所是中国最早组织经济史研究的单位，1932年华北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批风华正茂的经济学者在严中平先生领导下成立了经济所的经济史组（经济史研究室的前身），1958年以后，又有吴承明先生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组加盟，经济所的经济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延续至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经济所的。由于参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编辑，与各地的学者有所接触。不少人对经济所老一辈学者的卓越成绩和严谨学风赞赏有加，认为经济所的老先生了不起。我作为一位后来人也受到尊敬，感到光荣。有人说，在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中，经济所的队伍最为整齐，总体水平最高。我作为经济所的一员还不敢这样自许。不过，经济所的经济史学科在其发展中，的确不是涌现一个两个，而是涌现了一批有造诣、有成就的大家，如梁方仲、汤象龙、严中平、彭泽益、李文治、章有义、张国辉等；吴承明和汪敬虞先生就是其中仍然健在的杰出代表。现在我们庆贺二老的九十华诞，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包括他们开创的道路、铸造的学风以及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常常思考，经济所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是什么？
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志提出，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先后出现两大主流学派：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者长于资料的搜集和考证，后者长于通贯的研究，也重视基础的资料工作。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认为，经济所老一辈经济史研究者在这两者的结合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既继承了梁方仲、汤象龙重视资料工作的实证主义传统，又接受马列主义的指导，坚持了正确的学术方向。他们的研究从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材料开始，然后进入专题研究，最后写出专著。把微观的个案考察和宏观的总体把握结合起来，把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科学的成功的治学道路。这种治学特点在二老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汪敬虞先生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甫始，就在巫宝三先生领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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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所得》的课题中负责收集有关工业方面的资料。解放后，他汇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第二辑）。包括这本书在内的经济所编辑的近代经济史系列资料汇编，使中外几代学者受惠至今。汪敬虞先生学风的严谨是有口皆碑的。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汪敬虞先生也十分重视宏观把握和理论探讨，他发起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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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就是显例。正是因为有这样扎实的资料基础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所以汪敬虞先生写出的学术著作总是“掷地有声”的。汪敬虞先生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学术方向。早在1949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就通过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得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的结论，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解放后，他更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式的，而是从实际出发的，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与自己的研究血肉相连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吴承明先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也是从收集整理工商业史资料开始的。加之视野开阔，取精用宏，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创新，他主持编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吴、汪二老都是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的大家。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下，他们的这种特长得到了发挥，能把本土的学术传统和外来的新理论新方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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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开阔其视野。例如吴老对经济史理论方法的研究，中国从孔夫子、太史公到明清启蒙学者，外国从新经济史到后现代主义，把林林总总的学说和学派熔于一炉，又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基础地位。他的这一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国内经济史界应该说“无出其右”，在近期内恐怕也难以有超越者。
二老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开拓创新、永葆青春的精神。文革结束以后，二老已经步入老年，但在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焕发了学术青春，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不断呈现在人们面前，令后辈羡慕，也令我们汗颜。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吴老在继续完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作的同时，以其特有的敏锐首先开始了市场史的系统研究，从市场史的理论到明清以来各时期的市场实况，从量化分析到宏观考察，趟出了一条路子。人们指出，他不但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树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经济史理论方法的探索，也是吴老开创性研究的一例。吴老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用“开创风气、引领潮流”八个字来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也是汪老创新和丰收的时期，他为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费尽心力，是人所共知的，这本书当之无愧地获得郭沬若史学一等奖。这一时期，汪老又出版了多部自己的专著和文集，同样为近代经济史树立了样板和高标。
二老虽然年届九秩，但身体尚好，生理年龄比自然年龄年青，而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更为年青，他们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创新的思想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永葆青春的。
吴老写过《论创新》，文章很精悍，而他自己的实践赋予它更为生动而丰富的内涵。我在九十年代以后搞“中国经济史论坛”过程中和吴老接触较多。“中国经济史论坛”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欢迎，被公认为学术含量较高研讨活动，重要原因之一是吴老的积极倡导和参与。吴老差不多每会必到，而且每次都发言。他的发言不但条理清晰，而且总有新的东西，总有令人深受启发的原创的思想，这些思想出自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能不令人惊叹。吴老在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一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铁。我接触到不少学术界的同志，他们之所以积极参加论坛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冲吴老来的，是想听吴老的发言。
吴、汪二老之所以能够永葆学术青春，除了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积累以外，还与他们对学术的执着分不开。二老在个人生活上并非一帆风顺，有过不少曲折和坎坷，但他们都能用豁达的态度对待，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放弃学术研究和对新知的追求。举一个例子。吴老在其《自述》中曾经写道：“我进入七十岁以后，因老伴瘫痪，卧床不起，需要照料，我们暂住女儿家。斗室间写作困难，病榻旁尚可读书，我便读了不少当代经济学和史学理论的书，大开眼界。觉得过去所学，太狭隘了。活到老，学到老。每种学问都是日新月异的。最怕一叶障目，要博而后专，专后还要博。”无独有偶，前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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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的老伴也多年昏迷卧床不起，汪老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写出来的。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精神啊！在前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前言中汪老写道：“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汪老不但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人们说，学术是学者的第二生命。这样说，恐怕还不够。对吴、汪二老来说，研究、求知已经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生命的主要内容。
作为经济所老一辈学者优良学术传统的杰出代表，吴、汪二老的学术成就和业绩，已经铭刻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史的史册中，而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和指引着后继者们探索前进。
古语有云：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就让我用这句话向二老表达由衷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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