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芮先生对我的教诲（200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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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芮先生对我的教诲（20070915）

（转自学术批评网）
９月８日是我的恩师，芮沐教授９９周岁、虚岁１００岁的华诞。

先生百年的学术经历和经验，是一种独特人生难得的深厚学问。先生将他一生的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智慧，教给我这个愚钝的学生时，比传授给学生知识本身更难得；他教给学生怎样做事，如何做人，这比教给我这个学生学问更珍贵。

一、跟先生读硕士和博士

１９７８年，我考入北大法律系读本科。１９８２年，本科毕业后，考上硕士研究生。我跟随芮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硕士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答辩时，先生请来了一些有名的教授。那些教授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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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但是，他们都是先生的老学生，他们在先生面前，都称先生为“先生”。这是学生称呼自己指导老师的敬语。我清楚地记得，参加答辩的老师中有法学家同时又是著名书法家的李志敏教授。

１９８５年我又考上博士研究生，继续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博士学习期间，除了在北大学习外，还到香港一年，在当地收集银行的法律资料。１９８８年回校后，我写了关于香港银行法制度历史的博士论文。这次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是先生亲自请来的，其中有中国银行的老专家李嘉华先生等。

我跟随先生先后读了两个学位，共６年时间。毕业留校任教，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做讲师，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我跟先生学到的做学问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有用的方法。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亲身体会，而不是从其他地方可以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先生当年讲授给学生的这些经验，并不要求学生接受，而是谦逊地说让学生参考。因为，先生年轻时在外国留学。回国以后，先生带有明显的尊重学生和学术民主的作风。

那时，先生年事已高，我还不到３０岁，面对先生谈话，有敬畏之感。在先生的若干学生中，我被先生认为是属于“不聪明，但却用功”的那种。先生家先住在蔚秀园一层楼的单元房，后搬回到校内燕南园现在的公寓，距离学生住的２５楼不远。先生年纪很高时，依然约学生到教研室谈话。后来在学生读博士的时候，先生年龄更高了，才约学生到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读博士时，学生住在３１楼三层对着水房的宿舍，先生不知道如何打听到学生住在这里，有时先生一大早，就拄着手杖，登上楼梯，找到学生的宿舍来。见到学生房间比较零乱，到处都是书，先生虽然一句话也不说，从脸上可以看得出不太满意。学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面对先生突然“查房”，学生站立在房间，等着先生训话，都忘记给先生让座和倒水了。

现在我也做了老师，也带了硕士和博士，可我还没有去过自己学生的宿舍，比起我的先生来，学生做得很惭愧啊。

毕业后学生留校教书，在教书和作研究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了当年先生对学生说过的一些话的含义。当时做学生时，对先生说过的话，还没有后来当老师之后，理解得这样深刻。下面学生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二、“不要与人商榷”

在芮先生对学生的教诲中，让学生体会较深的一条，就是：“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自己做学问。”在学生的记忆中，先生对于商榷一类的文章，不太感兴趣，而且，他不赞成学生写与别人商榷的文章。学生如果要做学问，就自己做，不要同人家商榷。

为什么不与别人商榷呢？先生没有更多的解释。先生的教诲，学生听了就是。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深刻意义。

论文的观点对与错，学问的好与差，都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时间历史来评判的。如果我们有时间，不如多读些书，多看资料，而不要去同别人争论人家的观点的对与错。因为与别人争论，或指出别人论文的错误，这并不等于我们有什么创造，也不会被历史认为我们有什么贡献，只是参与了争论而已。时间是评判者，如果我们能看得到，时间一定会告诉我们对与错的，只怕我看不到而已。先生最相信时间的评判，先生是百岁老人，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特别是现在，一些发表的论文，方法论上就有问题，资料也有缺陷，时间长了，就看出没有花功夫。这种论文不值得去争论，对与错都不值得花时间了。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话，那就是讨论一下：为什么这样差的论文却能发表呢？

三、“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

先生提倡研究问题时，一定要看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释性的文章。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而不是看原著的话，就容易受到别人解释的影响，反而限制了自己的看法。先生的外国语条件非常好，精通英文就不用说了，德语和法语也很好，此外，先生还能看俄语。如果是英文资料，先生就建议学生不要去看中文翻译过来的资料。翻译的文本，总与原文有些不同。中文资料翻译成为英文时，也会遇到不同文化差异的难以翻译的问题。先生坚持“语言能够翻译，但文化不容易翻译”的观点。精通外语的学者，多持这种观念。对先生的这一教诲，学生的执行是毫无保留的。

看原著，不但是看书和论文，还包括看法律原文。那时，学生学习国际经济法，先生要求学生看有关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有中译本，但是，先生还是提倡看英文版的国际公约。后来，学生在看中国有关法律时，先生谈到某些问题，就问学生，看过法律原文吗？原文是怎么规定的？有时，学生还没有看原文，只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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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大概的意思不会错。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词？上下文是怎么写？差别是很大的。这也是先生要求学生看原文的目的。

看原文还包括看中文的文献，也是如此。后来学生在教书和作研究时，将先生的这个教诲延伸到中国文献方面了。例如，中国的古典文献，是文言文，许多字《新华字典》中都查不到。但是，学生一直牢记先生的教诲，还是要找古典文献原文看。

四、“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

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先生的这个观点，被当时的一位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中心领导同志所接受，领导们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表述：“重要的是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认为，先生说的是对的，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

先生的这一教诲，对学生影响比较大。学生后来在教书和作研究时，也主要是按照先生的教诲，研究真实的法律问题，研究真实的金融问题，而不是研究“金融法的定义”等问题，法律的“定义”是先生所说的“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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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科学的定义。为社会科学事物做定义，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事物的变化，比自然界都更加复杂，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做定义的人本身，也会受到各种利益、立场的影响，所以，给社会科学中的事物，做出一个科学的定义，应该是比自然科学领域的事物的定义更加复杂。

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就要求他的学生们，在研究问题时，要注意结合实际，而不提倡研究概念。他对学生说：“要结合实际，研究实际问题。”而且，先生在晚年见到学生时，经常重复说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听起来，道理似乎很简单，但是，要真正体会，并身体力行，却不容易。因为，我在做学生时，对各种知识非常感兴趣，甚至超过对问题的兴趣。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并不一定熟悉。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书面语言，与实际生活中的生活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问题”在社会生活里。要结合实际，就要深入生活。身在实际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眼睛，亲眼观察；用自己的耳朵，亲耳听情况；用自己的嘴巴，与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亲自面对面谈话。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就会不同。

我做老师后，将先生的这个观点，继续传给了现在的学生，使后来的学生们也同样受益。

五、“如有时间，可多学一门外国语”

先生不太多说话，在许多时候，都是保持沉默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先生在用他的一生百年生活经历，对学生用无言无字的方式表达“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先生写的东西很少，惜墨如金。但是，每当学生遇到外文问题，向先生去请教时，先生或者直接回答，或者先记录在纸张上，过了几天，先生就会来电话告诉学生答案，或者叫学生到他家去，他要给学生当面讲一讲这个问题。先生懂得多门外语，家里外文工具书资源丰富，先生能花上几天时间，“考证”学生提出来的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查到“知识渊源”的问题。这不就是一种学术态度吗？这不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吗？这不就是一种教育家对待学生的教诲吗？这不就是耐心而细致的治学精神吗？

作为学生的我很惭愧，没有继续坚持学习在硕士阶段已经学习了的“第二外语”日语，也没有毅力，继续我在博士阶段开始了的法语。更没有敢去“碰”德语或其他诸如俄语等其他外国语。

今天书店里，从英语国家翻译过来的书也太多了，因为看英文原著没有耐心。从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书不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精通这些外国语。就是懂得这些外国语的人能够找到，但是，这些外语人才是否也懂得其他专业知识呢？如果没有这些学科的知识，就是翻译过来了，专业读者能读懂书中所云吗？

学生要回忆的先生治学的故事有很多，先生是一本大书，学生读学位时只跟随６年，只能阅读数页。这本大书还有更多的精彩篇章，等待学生深入学习和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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