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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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

毛泽东喜爱读史，对历史饶有兴趣。无论在中流击水的学生时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头、规划建设的和平年间，他都广读史书，思索往事，认真探索，从中吸取营养，用于指导革命和建设。为着更好地理解现时的中国，他深入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其成果，不仅有大量读史笔记，还间或见于论著、报告、批示、书信、发言和谈话。学习与总结这份遗产，对于理解中

中国历史故事书的梗概

国封建社会、理解以往的革命和建设、理解延安时期以来的中国新史学、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性格与行为，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毛泽东在长期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
首先，毛泽东指出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是从原始社会开端，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封建社会只是其中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因发展迟缓而历时长久，延续了3000年左右。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1〕这个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3000年左右。”〔2〕自1840 年上溯3000年，为公元前12世纪，正当殷周之际。他在30年代以西周为封建社会起始的观点，到1973年发生了变化：“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3〕也就是以战国起始的公元前475年，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从这一年到鸦片战争的1840年，经历了2300余年，较之其他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时间长度上是世界第一，以发展形态来说也最为典型。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农民在地主阶段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过着极端穷困和落后的生活，这使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以后的“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4〕
其次，毛泽东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重在解剖各方面的基本制度。所谓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还有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与上层建筑领域各方面。他论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下列五种制度：（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毛泽东研究文献资料，又结合实地考察所得到的材料，他深刻地认识中国封建时代的生产是一种自然经济。封建时代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5〕这就是说， 在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毛泽东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6〕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土地的农民向地主租佃土地，“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王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7〕拥有生产工具并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的性质， 在史学界有所争论，一般认为他们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而毛泽东在根据地主对农民有任意打骂，甚至处死的权利，断定“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8〕（三）、封建贡税与劳役制度。 捐税是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表现，贡品和劳役则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表现。封建政权为着维持其存在，必然要征收贡税、征发劳役。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即“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9 〕贡税被用于养活统治与镇压农民的官吏和军队，劳役主要被使用于建造作为国家存在的物质附属物：城郭、宫廷、官衙、监狱和享受的园苑。（四）、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剖析中国封建政权，认为它是地主阶级用来保护压迫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工具。他说：“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10〕进而又从国体与政体两方面来加以阐述。在他看来，所谓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中国封建国家中，“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11〕，而农民被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任意打骂甚至处死的权力，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12〕因此，中国的封建权力权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13〕他又认为政体问题，那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一定的社会阶级，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组织政权：“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14〕总之，综合国体与政体，自秦至清的政权是这样一种国家制度：“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15〕（五）、宗法制度。中国的宗法制度由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到西周初完备。它原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在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以后，宗法制度仍被采用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它不仅使中国的家庭家族关系具有浓厚的宗法特征，而且在政治制度上长期残存着西周的宗法性质，还对那虚构出来的鬼神系统有所影响。其功能，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6〕
再次，揭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其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出租给农民并收取田租。农民与地主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这就决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7〕农民因忍受不了封建剥削与压迫，多次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8〕中国封建社会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而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又使封建政治与封建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在作出上述结论的四年之后，他曾将农民战争与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其他力量相互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实则我国自周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20〕这表明，他认为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有多种，只是与农民战争相比，其他的动力都居于次要的地位。他还认为农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与手工业者一起成为“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
最后，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作为二者表现的阶级矛盾的发展，推动社会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毛泽东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变化，认为中国社会必然要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种正常的发展，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所中断。结果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起迄、制度、主要矛盾、动力和前途的论述，对于中国人民认识西周至鸦片战争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
二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着重分析其阶级关系与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社会上的人群分为阶级，社会由既矛盾又统一的各阶级组成。中国封建社会有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阶级。这些阶级虽同居于一个社会，有其同一的一面，但其主要关系是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自周秦至明清的封建政权，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地主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他们凭藉所掌握的政权，任命官吏组织军队，强迫人民交纳贡税从事劳役，当人民起而反抗时，则以军队镇压并绳之以法。中国封建统治者又使政权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来控制人民。毛泽东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1〕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政权家族化、家族政权化，家族与政权具有相同的构建。政治上的从属奴投关系，被歪曲为温情脉脉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同时，家族也被赋予部分的政治功能，祠堂具有行施“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与死刑的权力。家族政治化，更由于在农村“多是一姓一个村，或一姓几个村子。”〔22〕所导致的地域划分家族分布的一致，使得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23〕而强化，并在意识上形成浓重的家族观念。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中国封建社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洋溢着统一之爱、人类之爱，毛泽东说：古代的“许多圣人贤人也爱提倡这个，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他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24〕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与对立，主要存在于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之间。地主与农民两个主要阶级自始至终并存于封建社会，它们相互斗争着，但需要待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双方才能从内部斗争的形式发展成为革命战争。对于农民革命或农民起义，毛泽东不仅论述其共性、一般性、普遍性，还具体地分析了各次起义的个别特殊的方面。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25〕这一基本原理体现在他对各次农民起义发生的具体论述中。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原因时，他曾说过，秦始皇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仁义不施，用强权暴力来对待人民。农民对封建剥削与压迫忍无可忍，举行起义，以革命战争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26〕总之，“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27〕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意义作用：其一，“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28〕其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对各次农民起义的意义作用，他作过更为详细的分析。如对于秦末农民起义，他强调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农民革命的失败，除指出其共同的原因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新的阶级的力量，没有新的先进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29〕他还分析了各次起义失败的特殊原因。如陈胜、吴广的失败在于二误：其一，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的群众；其二，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30〕又如论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他曾谈到二点，即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攻占北京后的骄傲。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一再提醒党的干部要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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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农民革命的失败原因为借鉴，不要重犯这些错误。为此，他在革命胜利前，看重李鼎铭的《永昌演义》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且决定将后者印成单行本，以此教育干部和人民；在他的晚年，又保护姚雪垠，鼓励和支持姚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除却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存在着几个政权之间的战争。对于这些战争，毛泽东以军事家与战略家的眼光来加以审视，着重剖析一些有名的战役。对这些战役的分析中，他十分重视将帅们在战争中的作用：“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他依据史实，清晰地说明即使是力量对比的弱者也可战胜强者，兵力少者可战胜兵力多者。
军事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与激化，毛泽东在评述战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论说历代政治家的政治活动。如战国时，赵太后接受触詟的建议，将其子长安君送往齐国当人质，为国立功，以保证长安君日后的地位与富贵。毛泽东认为，这件事“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31〕在他看来，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统治者采取的治平措施，也对社会发展有所作用。如“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约，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32〕对统治阶级杰出人物的肯定，他留下了如下的名句：“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33〕与此同时，也抨击他们的过错，如批评梁武帝萧衍在他统治的后期，“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予智自离，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34〕毛泽东还留意地方官的治民活动，他肯定西汉朱博在冀州刺史任上，不杀尚方禁等人，得以“使人改过自效。”〔35〕
总之，毛泽东在学习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军事，其成就不仅是对历史作出新的评价，还有助于作为治国用兵的借鉴。
三
毛泽东在学习研究中国封建时代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扬弃传统文化，留下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时代“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36〕对于这种文化的性质，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人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37〕这就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38〕他主张区分封建的东西与反封建的东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容并蓄。”〔39〕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对文史哲的研究，便体现着这样的精神。
毛泽东研究了上起先秦下至清代的古典文学。他用矛盾学说分析古代神话。他以《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变化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为例，说明“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他又说：“这种神话中（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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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而是幻想的同一性。”〔40〕这些论述，为理解先秦神话提供了钥匙。在产生时期晚于神话的先秦辞赋中，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是一篇名作。毛泽东阅读此赋后，提出一个两千多年来研究者所没有注意的问题。他这样认为：“从本质上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个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他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41〕所以，“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42〕对先秦以后的两汉散文，他很喜爱。毛泽东尤其赞赏贾谊的《治安策》，认为“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过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43〕
秦汉魏晋时期的诗人，最受毛泽东关注的是曹操。毛泽东曾考证出曹操在“建安12年5月出兵征乌垣，9月班师经南碣石山写有《观沧海》。”〔44〕根据这一考证，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中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45〕以自己的诗作肯定曹操《观沧海》一诗。于唐代诗人，他欣赏李白、李贺、李商隐，不同于有些学者颂扬杜甫、白居易。唐代骈文是毛泽东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他在读《新唐书·王勃传》的笔记中，详论传主生平及其成就。毛泽东就作品探索王勃的踪迹说：“《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在南方作的祇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祇数首， 交趾一首也无。”〔46〕关于王勃有否到过现在的越南北方， 他认为“并未到达交趾（安南），就翻船死在海里了。”〔47〕集子中《秋日白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写作时地，毛泽东认为是王勃在“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应有二十三、四了。”〔48〕他又说写《滕王阁序》时，王勃“应是二十四、五、六”，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十三岁或十四岁。”〔49〕他对王勃总的评价是：“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到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50〕这些卓有见地的议论，发人深思，无疑会促进对王勃与唐初骈文的研究，也会促进对骈文发展变化的研究。唐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古典小说，毛泽东也十分喜爱。他将小说作为历史来读，通过小说来理解历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他看来便是足以反映当时现实社会的作品。他说：“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样一群小说人物之背景。”〔51〕这部小说有助于毛泽东理解封建末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总之，毛泽东在古典文学领域，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生平、作家写作时地、作品与时代关系、作品思想内容、作品写作技巧等。所提出的见解，较之前人与时人，有新的贡献。
关于史学，他对《二十四史》及其注释的成就作过比较。他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52〕“《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53〕对同书内的不同篇章，他也作过比较。如“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祇有光武可以读。”他在《新唐书》的《严郢传》与《吴通玄传》上分别作了如下的眉批：“此篇写得不错”、“这篇写得好。”〔54〕这样的比较还见之于评论史注类著述，如“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55〕正史以外的史书，他最重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评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56〕他还继承恩格斯把小说作为历史来读的传统，不仅从《三国演义》看战争、看外交、看组织，而且指出《红楼梦》写的是很精致的社会历史。
毛泽东批判封建文人的正统史观。他曾这样说，罗贯中的历史观，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司马迁的传统是“究其成败兴亡之理”，朱熹的传统是提倡正统。朱熹鉴于南宋的处境，以蜀汉为正统，这是可以理解的。罗贯中也以蜀汉为正统，其结果是在人民中形成曹操为奸臣的观念。毛泽东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的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是要翻的。”这个案终于翻了过来。
对于包含哲学思想在内的思想学说发展史，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7〕到1957年，他强调批判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老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58〕他认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59〕但是对于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辩证法的某些原理，古人还是能有所理解。他肯定《庄子·天下》篇在辩证法上的成就，引用“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命题，说明“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60〕又如对立统一学说，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相反相成思想基本上符合这一学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相互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的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61〕“相反相成”一语见于《汉书·艺文志》。该书系删节刘歆《七略》而成。这一思想的提出者，很有可能是活动于公元前后的刘歆。毛泽东还注意哲学家间的思想渊源关系。他认为韩愈反佛学说源于姚崇。毛泽东还强调对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作阶级分析。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62〕显然，他是从阶级集团的分野，来理解中国封建时代形形色色的主义。
上述毛泽东有关文学、史学、哲学的论述，都是颇有价值的精当见解，也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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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仅是他对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世界历史认识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的论述大多没有发表，仅从其公布的一小部分来看，博大精深，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贺圣迪，男，1940年4月生， 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联系地址：上海市三门路661 号　　邮政编码：2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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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6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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