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历史，在求真与致用之间——访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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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在求真与致用之间——访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教授

历史是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塑造的

记者：您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史学理论，那么在您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
王教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我个人来看，“历史”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实在的历史，即客观的历史，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作为一个实体曾经产生又已经过去的事件、人物，政权等；另一种则是描述的历史。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换作另外两个概念来表述：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和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永远消失了。比如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秦王朝，就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史记》、《汉书》，还有兵马俑。因此历史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很大的麻烦：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永远是前人眼中的历史，而史家对历史本身则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借助文献资料，而文献和历史本身必然有一大段距离，首先存在一个前人记什么与否的问题，其次还会受记录者价值观与取舍标准的影响。比如有西方学者就说我们的二十四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历史”，写的是国家的历史、上层精英的历史、统治阶级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基本不触及。这样我们要研究古代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就很难，这主要是受记录者价值观的制约。所以“历史是什么”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大体上划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与“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所接触到的只能是后者。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尽可能地向历史真相逼近，往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逼近，但是永远难以重合。
记者：您在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沦》一书的序言中曾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话，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你如何理解这几句话?
王教授：我基本赞同他的观点，历史是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塑造的。换句话说，史学形态怎样演变有时是史学学术活动自身的一种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变迁导致它的变化。比方说二十四史，为什么清末以后二十四史这种体例不能再继续，因为二十四史所反映的王朝体系不存在了。在二十四史中皇帝处于核心地位，帝王本纪是编年线索，世家与列传穿插其中用以说明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这种历史编撰模式正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帝王体系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社会体制的体现和反映。但是到清末以后，它所反映的王朝体系不存在了，这种纪传体体例当然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说历史学家反映的历史既不能超越时间也不能超越地点。
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文学描述应该发生的事情
记者：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还原历史真相，是“求真”，但历史的真实性与自然科学的真实性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吧?
王教授：这二者当然是很不同的。自然科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其客观性是不容怀疑的。在自然科学意义上其客观性具有绝对的意义，是可以检验、证实或证伪的。而历史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只是在一种“次要”的意义上、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消失，就认为历史的真实性也消失了，我们还有大量文献在。比如司马迁的生卒年月问题，可以根据《史记》《汉书》的大量记载、同时代人的记述包括他自己的书信，得出一个大致合理的说法，在没有强烈反证的情况下，就必须接受这个结论，承认它是真实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依据的所有证据本身可能都有问题，都不可信。所以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月我们只能大概推知而不能确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否认历史真实性、客观陆的存在，否则就会导致学术上的无政府主义。如果连历史都不确定了，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在一种弱化了的、次要的意义上认可这种真实性。历史学的客观性带有某种量的属性，是一个“程度”概念。
记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具有普遍性，因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要表现的是普遍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王教授：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有价值。历史和文学的差别就在这里。历史发展到一个关口，是向所有的方向开放的，比如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是走向社会主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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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还是第三条道路，这都是可能的。而历史学家面对的只能是那种最后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就不能再假设如果走向资本主义或第三条道路会怎样。而如果一个小说家来写这段历史，他完全可以考虑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能会出现什么．然后展开想象。虽然某种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但他可以通过想象来填补这一空白。所以说历史描述既定的事情，文学描述可能的事情，由此也导致了一个结果：文学是靠想象的，历史是靠实证的。不过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历史学家一方面要面对既定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应该关注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只有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才能更好地说明那种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往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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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所以枯燥，就在于完全拒绝了想象，缺乏“对实在的想象力”，完全拒绝想象就会把自己完全束缚在既定的东西里。当然，这种想象是有严格尺度的，必须受到证据的限制。
记者：作为一门学科，人们一般都会关心它的“致用性”，历史作为人文学科，它的“真实性”与自然学科有别，那它的“致用性”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王教授：“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究竟有怎样的用处。历史学的作用长期以来不好界定，因为它的作用不在直观的层面，这也就引出了如何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寓于求真之中”。历史研究的主要属性还是真实，历史学家的职业尊严也在于能提供真实的历史。至于历史学的作用，我想体现在两点：一是历史学家自己有没有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的关怀，有无这种关怀是至关重要的，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躲在象牙塔中考辨古史自然没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历史学家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应该有一种关怀，应该通过历史来反映人类的希望；历史学的另外一个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那就是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提供文化身份和血缘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我隶附于一种伟大的传统，那么谁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传统?是历史，而且也只有历史。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化、西方化，这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就尤其重要。如果忘记了我们背后的历史，会迷失很多东西。
真正的“良史”必须具备民间的身份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史学家扮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王教授：那应该是两种角色。一种是科学家的角色，这是历史学家所有角色的基础，即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部真实的历史。另外一种就是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的角色，而不是旁观者的角色。历史学家一方面在研究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所研究的历史来创造新的历史，他应该既仿历史的研究者又充当未来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应该将这两种角色统一起来。
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在课堂上将其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是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学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这也是“求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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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这个矛盾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被动的，而历史学家作为个人是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是积极的主动的因素，所以西方人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一篇文章中也曾说过“一代人本身有什么样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怎样来研究历史”。这样看来，历史学的作用问题应该是历史学的内在属性。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都是有背景和预设的，这种背景和预没影响了历史学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选择。历史永远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记者：您在《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一文中提到，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是根源于“史家”与“史官”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是不是就与您所说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有关?请您具体淡一下“史官”与“史家”的区别。
王教授：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是史官。从隋唐以来直至清代，朝廷都设有专门的修史机构。修史机构里的那些史家，一方面是研究历史的，另一方面又是朝廷命官。二十四史中的某些部分甚至是皇帝直接主编，唐太宗就亲自写过某些历史人物。所以在我看来，以往的修史者主要身份是一个史官，真正的史学家其实应该是体制之外的人，换句话讲应具有民间身份，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立场。史官则是体制内的人物，写的是体制内的历史。我前面已经说过，二十四史都是从属于当时的皇朝体系的，要让史官超越这个体制是不可能的。西方的史学家，包括二十世纪的史学家，则大都是自由职业者，这种身份使他们写出的历史不会受制于体制。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与前面提到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相关的一个问题，即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家正经历着一个从漫长的史官制度中逐渐游离出来的过程，正在游离又没有完全游离出来。目前很多史学家本身还没有完全回到民间。这部分史学家的著述中经常使用“我们认为”，这一口吻意味着著者本身已经认同了某种东西，这样，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自己修史的客观性就成了一个问题。我在谈到翦伯赞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翦伯赞的痛苦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吧。我在文章中给翦伯赞做了一个定位：一方面他一只脚想迈向理论的新大陆、希望探索新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他重心所在的另一只脚又踏在体制之内，受到主流观点的束缚，无法突破。他处于体制之内，却又想当一名良史，而真正的良史必须具备民间的身份，正是这种矛盾将他撕裂了，所以我说翦伯赞是中国最后一位良史。
记者：在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中您比较欣赏的是谁?
王教授：中国大陆有一个学者陈旭麓是我比较欣赏的。他写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很富有深度，真正做到了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而且掌握了充分的实证材料，极有实证功力。在海外，我比较欣赏的是《万历十五年》的著者黄仁宇。他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有所不同，读他的作品就像在读小说，但他其实步步都有文献根据。这大概是因为真实的历史本身会远远超出杰出文学家的想象力。有些历史著作之所以干瘪，那是因为著者对历史本身了解太少。历史学家掌握的东西越具体、越深入，写出的作品才越有魅力，完全可以超越文学的魅力。
记者：从1994年《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96年《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到2000年《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您近年来似乎对个案研究产生了偏爱，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教授：我的治学方向近年来确实有些微调，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兴趣的因素，也有机缘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来自微观层面上的信息可能比理论阐述更有价值。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概括，概括越远离具体越好，概括力越强越好。而概括性越强，舍去的具体性就越多。这种抽象出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但由于丧失了很多具体性，它令人信服的能力也在削弱。所以我想当理论研究达到一定限度后，是否可以亲手研究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亲手做一点具体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理论研究的一个反省与补充吧。我们的目标是将“国学”发扬光大
记者：文史哲研究院成立的时间不长，它与文学院、历史学院、哲社学院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教授：文史哲研究院的前身是文史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民俗研究所，现在是一个直属于学校的独立的科研实体，与文、史、哲三个兄弟单位有交叉，我们当然得需要这三个兄弟单位和更多单位的支持。
记者：那么您对文史哲研究院将来的发展有何想法与打算?王教授：我们的研究布局和目标要受到原有力量和基础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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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语言学，尤其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以及《杜甫全集》的校注等。古籍整理方面则有版本目录学，研究重点是先秦两汉的文史文献。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相当于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通常所说的“国学研究”，即传统学术的研究。我们所从事的学科大都是比较冷僻也比较边缘的长线学科，但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部分，也是山东大学的传统优势所在，我们争取把这一优势与遗产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我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文史哲研究院能够成为国内外比较知名的“国学”研究基地之一，这是我的期待，也是我们研究院的目标所在。
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求真与致用之间，一路追寻求索，走过的历程可谓漫长；而致力于发扬“国学研究”的文史哲研究院，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是否也会经历一段艰辛与迷茫?但是，从王教授忙碌的身影和坚毅的眼神里，我们能够想见其明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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