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念-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

历史的观念-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的观念-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

三、使据事直书与价值取向统一的努力
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时总要从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去选择他们所要研究的主题及与此有关的史料。从古至今，历史学家的选择大体上不外乎从实证的观点出发，选择那些适合于作出因果解释的

中国历史故事的书推荐

事实；或者从价值观点出发，选择那些包含了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等等观点的事实。前一种选择重视消灭假事实，努力探寻历史事件的原因，希望从中吸取对当前形势有实际效益的东西；后一种选择，重视发挥历史的劝善惩恶的职能，因而建立了一种供道德借鉴的实用主义史学。在西方古典古代和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这两种选择或表现为明显的冲突，或表现为于冲突之中存在谋求协调的趋势。就以《春秋》来说，它在叙事中寓褒贬，寓论断时，有为牵就实用而牺牲事实之处。但是，孔子治史的基本态度是“述而不作”，他是反对不以史料为依据而随意编纂的。因而《春秋》的选择标准实际上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他的历史叙述不致完全受时代的价值观念和实用的目的所支配。它的选择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书”、“不书”和“如何书”三种。一旦确定要书的事，在“书”时要做到两点：首先，它必须是确实的，其次就是通过谨慎地用字来表达作者的立场观点。《左传》成公十四年评论《春秋》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所谓的“微”、“晦”、“婉”，都是说作者以曲折的笔法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这同歪曲事实、随意编纂是有本质区别的，曲此可以看出一种想要把据事直书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的努力。至于在实践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但可以肯定这种努力是可以带来积极的效果的：它至少可以限制和约束随意的历史编纂。经后代史学家的考证，《春秋》的记载大部分还是准确无误的，是可信的。尽管有少量“不实”与“虚美”之处，毕竟是瑕不掩瑜。《春秋》中也记载了一些价值哲学上“中立”的史事，如自然界的变化和水旱灾异等。“如其中关于日蚀的３６次记载，有人用现代天文学知识推算过，竟然有３３次是可靠的。……庄公七年的‘星陨如雨’是人类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记事；又如所记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则是世界上对哈雷慧星出现的最早记录，都很准确。”［29］当然这方面的记载是孔子因袭了鲁史旧文，是对古代史官的修史体例的继承，即由于重视“君举必书”与“天人关系”，就要记载“君”与“人”活动的自然场景，并无什么自觉意识，但在客观上却起了拓宽历史视野，积累各方面知识的作用。这对后代的历史学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们不仅关心政治、军事大事也关注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环境。
希罗多德也注重历史的实用目的，也并未将其局限于道德的或政治的借鉴方面，他的历史选择还是比较广泛的。而修昔底德则重视选择重大的政治事件，重在用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教育。其后的希腊、罗马历史家则更重视历史的道德借鉴的作用。他们的选择过分屈从于价值观点的影响，有时为了实用甚至不惜歪曲史实。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人们从塔西佗的编纂“技巧”中不难“发现他选材的动机是使他的撰述符合他自己承认的对早期帝政的成见”。因此“他的史料来源，几乎都是在每个朝代秘密流传的那些谤文”。［30］柯林武德也指出：“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绘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

中国历史故事和本质

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31］塔西佗将历史人物的行为、性格同其社会历史背景割裂开来，因此他所描绘的人物仅仅是善或恶的表象，只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这种态度使塔西佗往往不从全面着眼，过分偏重于进行人格的或心理的分析，即进行一种“心理说教式（Psychological—didactic）的探索”。“但这并不是历史方法的一种丰富而实际上是一种贫困并且标志着历史诚实性标准的衰落。后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家们并没有克服难倒了李维和塔西佗的那些障碍……随着帝国在继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使自己满足于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以一种毫无批判的精神来积累他们从早期著作中所找到的材料并且毫无目的地加以排比，充其量不过是着眼于启发或其他某种宣传而已”。［32］当然，历史家的选择不可能一点不受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完全从实证的观点出发进行选择，但是完全听凭价值体系操纵，使求实存真的史学职能屈从于实用的目的，就会严重地歪曲历史的真实，就会造成历史学的倒退和衰落，罗马帝国后期的情况大抵就是如此。罗马帝国后期史学的衰微既与帝国的经济、文化的颓衰密切相关，又与史学领域内的单纯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取向和“在写作方法上占优势的浮夸华丽的文风”［33］的误导密切相关。它使历史学丧失了其客观性、科学性，它断送了历史学的前程，遂使浸透着基督教神学精神的历史学应运而生。
从孔子的“多闻阙疑”，“述而不作”与“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命题所产生的二律背反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孔子在《春秋》中奠定了一种将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中（即所谓寓论断于叙事）的撰史模式，这就使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因为历史家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研究的主题，并对于史料中的确凿事实进行评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历史家所依据的知识的性质（“史识”及历史家的“心述”）的不同，其史学著述的客观效果也就不同：有“直笔”的“良史”和“曲笔”的“秽史”的分野。这说明要使得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和谐一致，并非易事。但是，对于孔子以来的中国古代历史家而言，对于“直笔”的称颂和对于“曲笔”的否定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因此，他们也就能够自觉地朝着为使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的目标努力。
司马迁向来反对为功利的目的而歪曲事实，他赞赏直笔实录的精神，并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实行之。扬雄《法言·重黎》称：“太史迁曰实录”。班固也认为《史记》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4］然而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并不是以记录纯客观的事实为限，他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重视客观过程的描述，又重视历史的解释与评价，从而使历史的研究能为社会提供多种服务。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肯定司马迁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35］梁启超指出：“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36］翦伯赞也称颂道：“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敏锐的眼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又生动的语言，纵横古今，褒贬百代。”［37］尤其可贵的是，司马迁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认识论思想，懂得了人们的历史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他在《李斯列传》中曾引人言：“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这种史识使司马迁重视对历史过程本身进行反思，他主张“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就是强调在考察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中了解过去，认识当前，瞻望未来。这样便不至于将历史割裂为一些彼此孤立的“善事”和“恶事”，历史所提供给人们的便不仅仅限于政治和道德的借鉴，还可以赋予人们一种“承敝通变”的能力和智慧，使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懂得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
总之，由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秦汉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与罗马史学不同，中国的史学没有沿着完全屈从价值体系的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而是在一种逐步形成的求实（实证）和博学精神的引导下不断发展着。
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至今仍困扰着历史学家的大课题。由于对此问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家也就因此分裂为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都将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或者要求历史学家在价值哲学上严守中立，只是“如实地叙述”实证的事实；或者只强调历史研究中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存在，因而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前者将历史研究归结为趣闻轶事的收集和史实的编纂；后者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家的“创造”，从而怀疑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的可能性。最终，他们的一偏之见都削弱了历史学为

中国历史故事的四则

现实提供多层次、多角度服务的功能。我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即把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之中，以做到“不没其实”则善恶自明。我国传统史学的这一优秀遗产仍有其现代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
[1]参见〔英〕普拉姆：《过去的死亡》（J·H·Plumh,The Death of the past,1969,pp.18—19）．
[2]〔德〕威廉·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４页。
[3]《哲学史教程》第１１３页。
[4]波里比阿：《历史》，转引自〔美〕Ｊ·Ｗ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１分册第７９—８０页。
[5]〔英〕Ｒ．Ｇ．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９页，第４０页。
[6]参见〔美〕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６页。
[7]《论语·述而篇》。
[8]《墨子·非命篇》。
[9]《孟子·滕文公下》。
[10]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８页。
[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2]《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５８页。
[13]《孟子·滕文公下》。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史记·太史公自序》。
[18]《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第１７８、６７页。
[19]《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20]《史通·惑经》。
[21]《论语·八佾》。
[22]《史记·匈奴列传》。
[23]《史通·

中国历史上的洪水故事

惑经》。
[24]《历史的观念》第４２页。
[25]斯韦托尼阿（Suetonius，公元７５—１６０年），古罗马历史家。
[26]《历史著作史》上卷第１分册，第１２６页。
[27]《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１７页。
[28]《历史的观念》第３４—３５页。
[29]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６页。
[30]《历史著作史》第１分册，第１２６，第１２５页。
[31]《历史的观念》，第４４页。
[32]《历史的观念》第４６页。
[33]《历史著作史》第１分册，第１３３页。
[34]《汉书·司马迁传》。
[35]《日知录》卷２６。
[36]《中国历史研究法》。
[37]《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５页。
转自史学评论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5599.html

以上是关于历史的观念-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历史的观念-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下）（20040707）；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79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