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路线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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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甘英出使大秦路线新探

“丝绸之路”从张骞“凿空”以来，一直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开辟这一通道的过程中，两汉、大秦（罗马）等国的使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甘英就是这些使者中颇具代表性和开拓精神的一位。
　　甘英出使大秦一事，在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同书还有二处提到了甘英出使大秦之事，第一处是在《西域传》的序中，第二处是在《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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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尾。这些材料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甘英曾经受西域都护班超的委派到过条支。但非常遗憾的是，范晔在这里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甘英前往条支的具体路线。学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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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甘英前往条支的具体路线是“自龟兹它乾城奉命出发，经疏勒、莎车，西入葱岭，过蒲犁、无雷至大月氏，再西出木鹿（MargianaAntiochia）、和椟（Hekatompylos）、阿蛮国（Acbatana）、斯宾国（Ktesiphon），抵条支的于罗（Hira），面临波斯湾”而还（《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第15页）。其主要理由是这条路线与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记载一致。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甘英前往条支的具体路线恰恰与人们原先的说法相反，他走的是一条艰难无比的南道。证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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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托勒密在其名著《地理学》中确实提到了从Hierapolis经Acbatana、Hekatompylos到Bactria的路线，但它是为了计算经度的需要，为了计算有人居住的世界的长度。因为这条路线能够比较正确地计算出这段路的距离，更何况托勒密并没有说这是由西方通往中国的唯一路线。
　　第二，袁宏的《后汉纪》中保存有甘英出使大秦的具体路线。据《后汉纪》记载：“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汉（海）广大，水盐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第三，范晔的叙述也恰好证明了上述史料的正确性。据范晔记载：“自皮山西南经乌，涉悬度，历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
　　范晔在这里提供的路线不仅与《后汉纪》上所载的完全吻合，而且还大大地丰富了《后汉纪》的内容。这里既有非常具体的行程日期，也有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若非亲身经历过这些地区，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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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信息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这个亲身经历者也只能是甘英，因为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序中说：“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这就是说，《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事情主要依据班勇所记。
　　众所周知，班勇系班超之子，自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至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任西域长史。在他任期内，东汉的西域经营再次出现了较为兴旺的局面。但是，班勇在西域前后不过五年，且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
“班勇所记”不可能全部是班勇任长史时期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葱岭以西的部分，无疑含有其父班超时代积累的资料，而甘英西使所得的材料在其中很可能占有重要的位置。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甘英出使大秦的具体路线。他走的并不是人们一直认为的北道，而是南道。甘英出使路线的考证，对于我们确定条支的具体位置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南道提供了更加可靠、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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