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移民-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 ——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下）（200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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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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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 ——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下）（20070302）

三、与古典城邦的异同
周代的封国与希腊的城邦毫无疑问是有相似之处的。
首先，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按希腊文的ΠΟΛΙΣ(πολιs)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城堡(the fortress of a city)，或曰卫城(citadel)，雅典人用“πολιs”指卫城，而用“αστυ”指城市的其他部分；雅典卫城(Acropolis)就叫做Αкρο—πολιs，αστυ意思是最高的地方，πολιs即卫城，系防御的最后堡垒，城邦的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如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就建在卫城上；第二层意思是国家(country，state)；第三层意思，如果πολιs和αστυ合起来，则前者指公民团体(a body of citizens)，后者指公民住所(their dwellings)。(22) 从希腊文的第一层含义，可知，希腊城邦的最初意义当然与防御有关，那种以为希腊城邦“不是军事意义上的设防城堡”的观点(23) 是不对的。其实，对于古人，尤其是统治者来说，防御入侵和镇压反抗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所以卫城就是必不可少的建筑。上个世纪前期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发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以前城市的遗址，它的年代要比雅典建城早得多，但结构却与雅典城市一样，高地上建有卫城，里面有许多代表公共权力的建筑，下城才是居民区和商业区。这种情况在其他古代文明遗迹中多有发现。可见防御是古代城市的普遍功能。
古代中国的“国”字或某些由国字组合的词大体上也有相近的三重意义。周代的封国，称邦、国、封国(或邦国)，有时天子的京师，大夫之家的都城，也称国，国的本义当然是从筑城来的。从字形上看，国字的□象四周城垣，文献中多有国即城的记载。钱宾四先生说：“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一国只限一城是也。”(24) 周初封邦建国，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说，“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或曰“武装拓殖”的性质，他们的城邑，当然有武装防守的军事意义，这与古希腊人城邦的本义是一致的。同时，国字也可指国家。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国之大节有五……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26) 这里的国即指政治活动的国家。而且，所谓“国人”，系由周的卿、大夫、士阶层组成，在享有政治权利这点上，与古希腊的公民社会相当。(27)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会有两种事物完全相同，自然界如此，社会界更是如此，作为社会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大体相当，也就可以划归同一范畴。
其次，殖民活动。周人自称“西土之人”，根据地在酆、镐一代(今陕西南部)。周公封邦建国，鲁、卫、燕、齐等诸侯国都在东方，是周的势力武力占领商朝统治区域和商朝故地而建立的。因此，钱宾四先生称封邦建国是一种“武装移民”或“武装拓殖”活动。希腊的许多城邦也是殖民活动的结果。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前期即向海外迁移，进行广泛的殖民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200多年时间里，在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广大地区建立众多的殖民城邦，这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共建立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为数众多的新邦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
复次，小国寡民。早期城邦一般都不大，如两河流域苏美尔各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镇形成的，乌尔城邦面积不过9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0人。摩亨佐·达罗城面积约1平方公里，人口40000人左右。古希腊除了斯巴达以外，都是面积很小的城邦，雅典最大，纵横不超过50公里，其他很多城邦只有方圆一二公里；人口也十分有限，雅典在最兴旺时只有30万人，其他希腊城邦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奴隶或外邦人，自由人中的2/3是妇女和儿童，真正的公民不足全部人口的1/6。夏商周三代都是小邦林立的时期，传说夏时有万国，商时还有三千，西周实行分封，还有诸侯八百多，这么多的封国，自然是小国寡民的。据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史记》记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28)“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29)
最后，独立性。前文所述，周代的封国除了接受封锡、监督、统治原则并尽贡赋和拱卫之职责以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国君是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决定国家的军政大事，举凡立储、行政、用兵等根本性的政治事务，皆由国君决定，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而希腊城邦则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以上的相同或相似处的比较只是在很浅层次上进行的，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同样毫无疑问地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决定各自特点的根本所在。
首先，双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除了天子之京师，周代的封国，不论是诸侯之国，还是大夫之家，都具有双重性质：在政治上，它们接受天子的册封，因而具有一定的从属性质；另一方面，在自己国内，诸侯有决策的全权，封国又是独立的国家。在宗法上，相对于周天子的大宗，同姓诸侯是小宗，他们的始祖都是继祢者，他们的祢又都是周天子，按照大宗有收族之责任和小宗有敬宗的义务来说，这些诸侯国(小宗)必须尊重周天子(大宗)的权威；异姓诸侯又往往通过联姻与周成为亲戚，自然也被纳入血缘宗法的范畴中。另一方面，诸侯国的始祖又是“别子为祖”，它们的国君是“继别为宗”，世世代代都是大宗，在国内是至高无上的，连天子也不敢否认这一点，周称同姓诸侯国为叔父、伯父，称异姓诸侯国为叔舅、伯舅，这与国内的君臣父子关系比较起来，显然要差远了。古希腊的城邦在政治上，一律都是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主权，它们之上没有像周天子那样代表统一的最高权力，同时，它们也没有宗法关系，邦与邦之间既非大宗小宗关系，也非兄弟叔侄和甥舅关系，而是独立国家之间或对抗或联盟的关系。
其次，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周代封国的发展前途较为复杂，一方面，代表政治和血缘中心的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走向衰落和灭亡，代表地方势力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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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则不断分化，相继兴起的强大诸侯甚至敢与天子抗衡，天下最终呈现为天子式微、诸侯力政的分裂局面。可是另一方面，新的集权式的统一势力就在诸侯力政中孕育产生。这是文明从城市/城邑国家向地区王国，再从地区王国向跨地区的帝国/集权大国发展的趋势在古代中国的表现，是统一性和独立性两者矛盾推动的必然结果。而在古希腊，虽然也有所谓“雅典帝国”之说，但单纯的独立性一直是城邦制的主流，缺乏统一性是希腊城邦的致命的弱点，也是它们无法抗拒马其顿人的入侵，更无法抗拒罗马人的入侵的重要原因之一。古希腊的兴盛是由于它的城邦的兴盛，古希腊的衰落也是由于它的城邦的衰落，在上述历史潮流中，希腊地区除了被征服，并未产生自己的统一大国，也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复兴希腊文化。
我们认为，把周代的封国称做城邦，等同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这是看到了两者相同的一面，而忽视了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政治和宗法归属，忽视了封国体系蕴涵的统一性的另一面，是片面的；而把周的政治体系称做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看到了封国与希腊城邦的相异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忽视了诸侯国对于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忽视了旧有王权衰落，新兴区域王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同样是片面的。只有把握住了统一和分立相互矛盾的特点，才可以理解周代的封国制，也有助于理解古典城邦制的特点。
注释：
①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p. 150、257.
②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有1949年3月开明书店版，李氏把中国古代的邦比做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见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二节“邦的通论”，第11—15页；第十节“中国与希腊罗马古代相同制度表”，第77—80页。
③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中国古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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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第108—135页；《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第136—156页。
④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⑤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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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第3期。
⑥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1页。
⑦《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⑧姚彦渠：《春秋会要·世系》，中华书局1956年版，转引自郝铁川《周代国家政权研究》，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44页。
⑨刘家和：《楚邦的发生和发展》，《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316页。
⑩王世民：《西周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1)《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2)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5页。
(1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本，第1802页。
(14)贾公彦：《周礼注疏·大宰》，《十三经注疏》本，第649页。
(15)孔颖达：《毛诗正义·鲁颂·閟宫》，《十三经注疏》本，第615页。
(16)《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四年，第1792页。
(17)(18)《礼记正义》，第1508、1495页。
(19)以下关于宗法制的解释，参考刘家和《宗法辨疑》，《古代中国与世界》，第235—253页。
(20)陈立：《白虎通梳证·宗族》，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5页。
(21)贾公彦：《仪礼注疏·丧服传》，《十三经注疏》本，第1106页。
(22)Liddell and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Abridged Edition,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7, pp. 576—571.
(23)《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211页。
(24)钱先生引文献予以说明：国有三训：《周礼》：“惟王建国”，“以佐王治封国”，“大曰邦，小曰国”，是也。《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礼·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国，是也。钱穆：《国史大纲》，第65—66页。
(25)《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三年，第1911页。
(2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元年，第2022页。
(27)今人习惯了“公民”一词的现代含义，所以觉得古代中国不可能有，这是自然的。其实，希腊的公民(πολιτεια)，原义就是指城邦(πολιs)共同体中的成员或分子，他们有权利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这是根据出生而获得的一种特权，古代中国的“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尽管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各有不同。
(2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根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三，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
(29)《史记·晋世家》，第1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