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展-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下）（200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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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下）（20070903）

与地中海相比，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既存在海上的交通，同时与内陆地区的交往也很方便。在海上交通方面，整个的东亚大陆沿海地区都在向周边的半岛、岛屿扩展自己的文化与影响。例如，在浙江舟山群岛上发现过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甚至在远离浙江的渤海湾口大竹山岛附近海域也发现了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23]在长江三角洲常州圩墩遗址出土了木桨和木橹，也说明人们具备在水面活动的能力。而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早在距今7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而且可能是先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尽管这种交流的程度还不强，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海技术，可以越过海洋天堑。在距今5000～6000年间，由于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两个半岛人们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由生产工具的交流扩大到生活用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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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纯的文化交流变为人们的迁居，这是一个大的飞跃。[24](p101)
沿海同内陆的文化交往也很密切。1965年方酉生曾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龙山文化(指山东)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25]徐旭生把传说时期就存在交流、冲突的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人群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的东夷即为沿海族群。
沿海地理环境较为相似的地区互相之间的交流要早于沿海同内陆地区之间的交流，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有两点证明：第一，考古学上的三足钵等器的分布。三足钵等器既存在于渤海南系的北辛文化和磁山文化中，也存在于黄河中、上游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中，这表现出沿海与腹地古文化之间的联系。但渤海沿岸包含支脚的遗存，应与江浙沿海古文化的联系更久远。[26](p137)第二，在中国沿海存在“北部从红山文化起，经新乐文化、辽南原始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广东石峡文化组成的半弧状玉器带。”[27]这也是沿海各地区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的一个证据。
从沿海地区之间先于它们与内陆腹地之间形成交往关系来看，东亚大陆与环地中海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可以独立的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而两个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内可能各自独立的产生两个完全相似的文化。”[28](p15)这也正是有学者将东亚大陆沿岸与地中海作类比的原因。
但中国的渤海和东海在开展殖民的地理优势方面不如地中海。首先，渤海、东海不利于装备简陋的古船常年在海上航行。渤海地区冬季强偏北大风常伴随寒潮发生，风力可达10级，气温巨降间有大雪。夏季海上的大风多随台风和大陆出海气旋产生，风力可达10级以上。而东海冬季受寒潮侵袭时，冷风过后常出现6～8级北到东北大风，并伴有明显降温。夏季影响中国近海的热带气旋多取道东海北上。而且春夏两季为雾期，以六月雾日最多。以上这些都是渤海东海并不利于古人展开较远距离航行的原因。其次，在全新世时期，由于气候的多次波动，沿海地区多次发生过海侵和海退事件，对沿海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正是这些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使面向内陆发展对中国沿海文明比较有利。沿海起源的文明与内陆起源的文明在中原相碰撞，促进了中原文明核心区的形成。也正因如此，虽然中国上古存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29](卷二十八)的说法，但对于陆地和海洋的态度毕竟还是有一个先后的考虑顺序，“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此之谓务本”[30](卷三十六)。“本”者，文明之根基也。
二 沿海的山谷平原与黄河中下游
作为文明主体活动的主要区域，文明的中心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生、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笔者拙见，文明核心区需要符合以下四条标准：第一，农业较为发达，或者至少是整体地理环境以内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第二，从历史结果看，在该地区发展出了成熟的、高级形态的国家；第三，该地区文明点的密度、范围都较其它地区为高；第四，该地区有自己的主体文化，且在与其他地区的双向交流中能主动吸收，不被其他地区所同化。从以上四个标准看，希腊文明以希腊半岛上沿海的山谷平原为中心，而中国的文明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
1．希腊的沿海平原
希腊的地形可以分为山区和低地。高度在700m以下的低地根据纬度和经度又被国外学者分成三种类型：(一)北部的低地带，湿润凉爽；(二)爱奥尼亚低地带，包括西部低地海岸和爱奥尼亚岛链，温暖湿润。(三)爱琴低地带，包括哈尔迪克(Chalcidiki)，塞萨利，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北部和东部以及爱琴诸岛，干旱且温暖。[31](p13)其中爱琴低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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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视为希腊文明起源的中心地理环境。
该中心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有如下影响：第一、自中石器时代以来的定居点都集中于希腊半岛沿海地带，尤其是爱琴低地带；第二、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发展农业不利；第三、与陆上交往困难，与海上交往相对较易，各文明点独立发展。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希腊中石器时代(介于公元前8700到前7000年间)的遗址，大多数位于沿海或近海区，定居密度小。而大型的内陆盆地，却几乎没有定居点。希腊北部的森林和南部的灌木植物对大型狩猎活动是种阻碍。但在希腊南部沿海地带可以采集野生植物、软体动物和海洋资源，虽然耗时颇长，但却可以此来补充大型狩猎的缺乏。[31](p25)到新石器时代，爱琴低地带定居点变得密集。
爱琴低地带在前述三个类型中最为干旱，但从土壤、自然植被这两方面来讲却更为适合发展农业。从土壤方面讲，在希腊“最好的土壤是……能保水的黑色石灰土。这种土壤适宜种植谷物和谷类。这些土壤成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和农业开发的焦点”[31](p10)。尽管低地地区只占希腊的10％，但却成为了希腊主要的农业用地。森林植被的性质和再生速度决定了开垦土地投入的劳动量，以及耕作土地需要的土地数量。爱琴低地带的塞萨利，因其森林稀疏，且无快速的复原能力，相应的也就成为定居点最为密集的地方。而北部低地带(马其顿)或者北部爱奥尼亚带降水丰富，森林植被也更为密集，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也就较其他地区为少。
其次，希腊土地资源狭小。以下数字来自于1909年出版的《贝德克尔希腊旅行指南》(Baedeker’s Guide to Greece)：在希腊的总面积中只有18％是可以耕种的，8％是草地和牧场，9％是林地，其他65％是山地。而在古代可耕地的这一数字还要小。与山区比，希腊低地区产出富饶，人口众多，有近海优势。沿海的低地承载了人口的大部分，人们居住在大型的聚落中，以农、渔、贸谋生。尽管肥沃的土地为数众多，但大多面积狭小，在塞萨利平原只有少数农场可以超过250英亩，平均是12到50英亩。在岛屿上，这一数字只有1或1．5英亩。结果，对可耕地的需求一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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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何希腊在新石器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塞普鲁斯、科西嘉、撒丁岛的殖民。同时希腊没有大河，河流流域较短，夏季很多的河流都干涸了。
土地资源不足和缺乏天然灌溉使希腊无法通过单一种植农业满足自身需求，只好通过以下两种措施来弥补种植农业的不足。首先，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在希腊神话故事中，伊利斯的国君奥革阿斯饲养了3，000头牛，但30年都没有打扫过牛厩。于是雇用赫拉克勒斯来打扫，商定酬以十分之一的牛。赫拉克勒斯引山上的急流冲洗牛厩，打扫完毕国王却不守前约，拒不交牛。[32](p105)这虽然是公元前约800年的事情，但却说明当时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厩肥，灌溉技术也较进步了。Theophratus认为这个故事就是灌溉与利用厩肥的开始(此说略显牵强)。[33](p3)其次，产业间通过渔业、贸易补充农业之不足，农业内通过园林和畜牧补充种植业之不足。渔业方面，爱琴海的海鱼丰富。[18](p4)贸易方面，因陆地险峻难行，使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在原始的航海条件下，已成为地中海东部交通要道。山区虽人烟稀少，但提供了低地地区由于干旱而无法获得的牧场。每年的四月或五月，大群的山羊从低地向高地运动，秋天再从高地返回低地。而橄榄和葡萄的种植自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以上多种产业的发展弥补了地理条件给农业发展带来的不足。
再次，希腊的各文明点在陆上交往困难，海上交往却相对较易，陆上各文明点在分割状态下发展。连绵的山脉，陡峭的山崖以及浩淼大海的存在，造就了高度分割的国家。“穿越(巴尔干)山系非常困难，难见通途……当人们从东海岸向西海岸前进时发现，这种交通路线只适宜于军队和土人；相形之下，货物在海上的交易就简单的多了。”[18](p4)在希腊某些封闭的内陆盆地，由于很少或没有出海口和排水渠道，在新石器时期一直有较大的湖波沼泽。再加上陆上河流不适合航行，因此使海洋航行成了希腊南方和北方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然而即便海上航行也并非一路通途，特别是岛屿之间的航行。冬季风向不定和夏季地中海季风恒定北吹都是航行的阻碍。凡此种种都使古代希腊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定居点被高山大海隔离，“结果社区生活在独立于他们的邻居之外的方式下得以发展……地理因素使得独立在希腊文明中成了一个关键的词汇。从好的方面来看，他们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从坏的方面说，他们无法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这一缺点最终导致了城邦政治生活的失败”[34](p14)。
2．黄河中下游平原
中国文明在起源期是多源起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应该承认的是，在文明形成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文化发展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按照史念海先生的意见，该文明核心区的确切范围，“仅限于西起陇山，东迄泰山之间。陇山之东为渭河下游，泰山之西那时是济水流域。这两者之间夹着一段黄河。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就在这里”[35]。
黄河中下游平原适宜发展农业的特点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黄土利于农业发展的特点也为学者周知，所以此处不做过多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下几点：第一，黄土的特性使中国先民依靠木石工具，也能产生足够剩余，并以此作为国家出现的经济基础。第二，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黄河中游早期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农业生产，达到了非常高的生产水平。第三，黄河中游在仰韶文化早期时聚落遗址的分布就很密集。总之，中国的文明核心区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国家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中国的文明核心区所承载的人口、所产生的剩余远远超过同阶段的希腊文明核心区，也超过中国的其他地区。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潜在土地资源丰富。从关中平原到华北平原，适宜农业耕种的面积巨大。虽然华北平原在当时是一个湖泊区域(最为广大的湖泊就是大陆泽和大野泽)，但平原中散布着许多丘，却成为人口聚居的所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森林，这对于气候水源都有影响，气候较之现在为温暖，虽也免不了干旱，但一般说来雨水也还不算欠缺。再加上位于此地的先民的辛勤劳作，使得司马迁有“关中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史记·货殖列传》)的赞叹。
在与其他各地互通有无的交通方面，中国的文明核心区也比希腊有较大的优势。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尚书·禹贡》中，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或者叫做朝贡网的交通体系。它无一例外的把九州全部纳入其中，从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到徐州“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泅，达于河”，最后到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油”。这与希腊核心区的陆地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特点既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同时也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大范围的协作。
三 地理环境对希腊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
综合上述来看，希腊和中国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某些特点是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的。
就希腊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在整体地理环境内，希腊居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了地中海的周边，而没有深入到陆地内部。内陆居民和沿海居民不存在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与母邦相独立的殖民点。二、在希腊的中心地理环境，爱琴低地带则形成了以畜牧、园艺(橄榄、葡萄)来弥补种植业不足的农业特色，且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而地中海的整体地理环境特点(同一的气候、便利的海上交通、碎化的土地)使这一特色在后续希腊殖民发展中得到延续。三、地中海及希腊半岛并没有为希腊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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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对土地需求比较大，争夺比较的激烈。而地中海便利的航行条件有利于希腊人沿着海岸线寻找土地。地中海周边同质的气候也促进了此点的发生。四、希腊本岛的中心地理环境与地中海以内的其他地区相比(埃及、小亚细亚等)，无压倒性的优势。
就中国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整体地理环境内，中国文明曾存在沿海岸线(环渤海)发展、向内陆发展(黄河中下游)两个大方向。内陆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的丰富及海上航行条件的恶劣，使得中国文明最终选择面向内陆发展。二、中国文明的中心地理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使因农业发展而需求土地的文明交汇此处，并不断碰撞、冲突、交流，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族为组织进行大规模协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整体地理环境内大量可开发的土地又保证这种特色的延续。三、以中原为中心的核心区不但土地资源丰富、而且与其他文明区交通便利、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多源文明相互之间的交融。四、中心地理环境以内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超越了整体地理环境以内的其他地区。
在文明起源早期，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加大，地理环境从长时段上对于中国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希腊文明城邦林立未能统一的历史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国与希腊文明发展路向不同，但却都是两个文明在地理环境制约下由“现实的人”探索到的最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史地理背景研究”(项目编号：02EZS002)及天津师范大学青年项目“中西文明起源地理背景之比较”(项目号：53WN37)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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