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本与民主——先秦与古希腊关于政权基础问题比较（下）（200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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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古希腊奴隶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与民主制相矛盾的。正如叶秀山先生指出的，用暴力迫使占大多数人口的奴隶做艰苦的劳动，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奴隶制度需要集权，以便在违反大多数人（奴隶）意愿的条件下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这就注定了它的民主制不可能长久实行。因为，雅典公民的平等、自由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平等、自由。事实上，就古希腊整个奴隶制度历史时期来说，它所采取民主制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而范围也是狭小的。[13]
（二）民本与民主的词源及其内涵不同
“民本”语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国家才能安宁。[14]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它由“人民”和“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其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利”、“人民主权”和“多数人的统治”。中国古代也出现过“民主”一词,《尚书·多方》中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成汤于是“代夏作民主”。但这里的含义却是“人民的主人”和“为民作主”。
民本论主要内容包括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以及一些民主性思想成分。民本站在君主立场，表达的主要是一种道德诉求,旨在限制和约束君主行为,重在对君主和官吏的品德培养和人格塑造,它的核心是爱民利民；民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主权在民、法律至上与权力制约思想。民主站在民众立场，表达的是一种权力诉求,旨在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重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它的核心是主权在民。
民本与民主的内涵也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都重视民生、民用问题。在民权方面，唐尧、虞舜不把“天下”视为私家所有,以“禅让”方式实现政治权力交接。先秦民本论从中概括、提炼出“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孟子认为，这不是由天子本人意愿所决定的，而是由“天”与“民”共同决定的。但“天”是虚的，“民”才是实质的。这种观念与古希腊“主权在民”思想具有一定相通之处。但问题在于,这种主权在“天”并不能表现为一种实际的可操作的制度。而古希腊雅典时代由梭伦改制所规范的“议事会”制度,一开始就把执政官权力限制在“议事会”的民意监控之下。执政官由民众选举产生,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权力与民意的关系问题。雅典城邦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为“在民”,即主权落实在雅典公民。
（三）民本、民主与专制的关系不同
马克思说得很明确：“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15]民主思想肯定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政府是由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了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必然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民主的提出是为了防范个人专权和独裁现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相比之下（原文误作“相比这下”。据文意改——引者注），民主制的思想基础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承认人的政治能力，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每个人都有以平等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16]民本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巩固和维持帝王的统治地位。“立君为民”思想把解决民生问题的注意力放在所谓“明君”和“清官”身上，所以民本论既强调“君以民为本”，又强调“民以君为主”，而不是对民权自身的追求与肯定。它给民众带来的不是一种民主权利意识,而是一种奴性依附意识。“人的尊严遭到蔑视，人的权利受到践踏。”[17]先秦民本论与君主专制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民本思想以其特有的方式既保证了了尊君观念的实施，又约束着绝对尊君思想。”“尊君思想以民本为前提，而民本思想又是以尊君为指归。”[18]
特别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与专制中的奴性意识相对立，古希腊民主制很强调公民的主体意识，也即公民权利。不过，古希腊的权利观与现代公民的权利概念又有一定的区别。萨拜因指出，“对一个希腊人来说，公民资格始终意味着这样一种参与政治的权利，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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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像希腊人所设想的，问题不在于为一个人挣得他的权利，而是保证他处于他有资格所处的地位。”[19]他还指出，“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但这些权利并非个人所私有；这些权利从属于他所任的职位。”[20]而现代所说的公民权利，一般指公民所享有的合法的私人权利。这说明，古希腊的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事实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权利观念的出现与成熟，应该更多地归因于古罗马、基督教和古代日尔曼思想的影响。[21]这也反映了古希腊民主内容与现代民主内涵的又一个重大差别。其二，君主集权制度虽然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古代政治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并不表现出极端独裁的现象。究其原因，又不能不归之于民本论。这是因为历代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把它当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对政治实践所发生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君主集权制度不断加强，但民本思想也不断渗透人心，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历代开明君主都自觉地把民本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去，从汉唐盛世到康乾盛世，都与最高统治者汉文帝、唐太宗、康熙、乾隆等帝王自觉贯彻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这些帝王都比较重视民力、民心，关心民生、民用，注意民事、民时，通过民意来调节、规范自己的言行，能够为民做主（“民主”）。
（四）民本与人治相联系，民主与法治相统一
由于民本与尊君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实际政治行为中，君权才是实质的，是整个政治行为的核心，所以民本论不可避免地与君主、与人治联系在一起；而古希腊民主，一般是与法治相互依赖。在民主体制里，法律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民主只有经过法律化，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制度。没有法律根据的民主，是十分危险的民主，不仅会遭到敌对者的破坏，甚至自身也可能误入歧途，产生异化，从民主的初衷出发，却以背叛民主告终。古希腊晚期民主的政治实践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不少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多数人决定，而多数人决定的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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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失误。但却没有注意到，多数人决定中可能还有多数人的错误。只要有多数人的错误存在，就可能背离真理，出现失误。所以，那种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视为民主的天经地义的体现，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民主发展到现代，保障少数人意见的发表应当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当拥有真理的少数人说服了多数人，或多数人赞同了少数人意见的时候，多数人的失误就可以为民主所纠正。所以，在民主制度中，允许少数人对既有民主决定表示怀疑，尊重少数人发表不同意见，就成了关键。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多数人的决定”是被法律所当然确认和保护的，而要尊重少数人，允许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就更需要有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造成多数人的专制或者暴政。后人不应忘记：“雅典民主制最大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雅典以民主和自由为标榜，而最终她却不能容忍一位哲人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22]是这是古希腊民主实践给予后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另一方面，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实践，尽管幅员很小、时间也比较短暂，但它使人们迸发出来的多方面的创造性才能，它所创造的历史文明的高峰，曾是那样令人神往！人们可以想象，一旦在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并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国家中实行民主制，将会使人们迸发出多么巨大的创造力！[23]
（五）从民本走向民主
先秦民本论从西周的“敬天、保民”说到战国的“民贵君轻”论，是一种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发展。战国末期，秦国凭借武力战胜山东六国,一统天下。但最终因抛弃民本而国破家亡。作为汉初政论家的贾谊，对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与政局更替具有切肤之感。基于此，贾谊对先秦民本论做了系统的总结性阐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 大政上》)他还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新书·大政下》）意谓政制可以改变，官吏也可以更换，但国家和民众却是不能更换的，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别无选择。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与仇者,有迟有速,而民胜之。……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 贾谊对先秦民本思想的总结是全面而深刻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直到明清之际以前，民本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大、更新的突破和发展。这也表明民本论存在很大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究竟是什么呢？从思维模式上说，民本论始终强调民为邦本，总是致思于用“天意”、用“仁道”来约束、规范统治者的言行，希望他们重民、爱民、利民，却从不想到如何让百姓自己去争取、去实现自己的权利。因而，如何确保民意的实现问题，就始终缺乏关键性的、操作性的制度这一环节了。
当中国历史进入明清之际，传统民本论才突破了原来的思维模式，表现出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强调民众作为人的权利,批判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他们站在民众立场上批判君民关系,强调民权的重要意义。这种民本思想,尽管还没有发展到否定君权存在的程度,未能提出一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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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方案,但他们毕竟提出了民权问题,并以此批判君权。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历史从古代发展到近现代，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
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历史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一个君主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度，它所造成的奴性意识是根深蒂固的。马克思提醒后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那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那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4]另一方面，民众自己也表现为强烈的依附性和缺乏自主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5]因而，培养健全的民主意识就显得极端重要，也异常艰巨。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要培养健全的民主意识，首先关键在于培育一种平等、正大的人格（价值）观念。“对于每一个人或人的集合体来说，在人格价值方面，人与人应当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他应有的社会地位、尊严和权利，社会应尊重他的人格和尊严，……任何在人格价值方面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都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亵渎。”[26]其次，要大力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素养。“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是难以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的。反过来，在一个科学知识较为普及的国度，专制与强权也难以持久。”“民主制度与人民的理性素养是相辅相成的：较完善的民主制度，有利于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理性素质；而拥有较高理性和科学素养的群众，又有助于民主体制的完善。”[27]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虽然离不开健全的法治、离不开社会经济等各项基础，但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民众本身主体意识的觉醒。遗憾的是，这一点尚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少人认为这句话表达了民主内容。其实不然,它至多不过体现了民本思想而已。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民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要意识到做自己的主人,才谈得上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是当代中国人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先秦民本论与古希腊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民本论中包含着一些民主性的思想成分。其中有些思想观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先秦民本论还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适应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潮流。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民主决不是“为民作主”的民主,而是“人民做主”的民主，必须把传统民本论中的民主性思想成分真正落实为人民的政治权力,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民本思想的局限性、才能真正地从民本走向民主。
民本与民主——先秦与古希腊关于政权基础问题比较 来自: 免费论文网
[1]本节内容参考、借鉴了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引书馆1997年重引本，第130-135页
[4] 德谟克利特有关民主制的残留的一句话也表明了这种精神：“在民主制度下贫穷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象自由比受奴役好。”（DK68 B 251。转引自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9页
[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58页
[6]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3页
[8] 在柏拉图看来，蛊惑家的特点就是“完全用不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他只要知道裁判的人民认为哪些是正义的事情就行了；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善和高尚，认为要说服人只需靠群众的意见而不靠真理。”（柏拉图《斐德罗篇》260A）
[9] 柏拉图《拉克篇》184C。转引自叶秀山《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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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哲学思想》第30页
[10] 所谓“宗法性社会”，“乃是指以亲属关系为其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的一种社会类型。宗法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家族化了，宗法关系即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即是宗法关系。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都依赖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春秋后期以降，政治领域的宗法关系已经解体，但社会层面的宗法关系依然存在，宗法社会养育的文明气质和文化精神被复制下来。”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11]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对“重农”思想做了很好的总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这表明，“重农”不仅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12] 参见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13]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第40页
[14] 需要指出，《商君书·画策》：“民本，法也。”这里所谓“民本”，是指控制民众的根本方式。整句话的意思是，控制百姓的根本办法在于“法”。所以，此处所谓“民本”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9页
[16]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7]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第231-232页
[18]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9]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25页
[20]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7页
[21] 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2]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3] 参见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第4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
[26] 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27]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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