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理解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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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理解全球史*

[提要] 全球史是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它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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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使在1500年之前，欧、亚、非就已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全球化不可能导致西方社会模式的划一，这是客观历史进程使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应当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全球史研究是“大规模的互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来揭示这些互动。
[关键词] 全球史 世界史 互动
什么是全球史?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开展全球史研究?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笔者两年来一直在翻译、校对、主编《全球史读本》②，同时也从事全球史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主要依据编人《全球史读本》的文章的内容，也根据自己科研与教学的感悟，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如何界定全球史?已存在一个世界史学科，何以又生出一个全球史学科呢?这是困扰国内学者一一不仅是历史学从业者一一多年的问题。其实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刘新成在《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③刘新成教授还指出，全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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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项目批准号 08JZD0037。合同号08JZDH037)的成果之一。
② 编入《全球史读本》的17篇论文均由英文翻译而来，而且是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文章的作者都就职 于或曾就职于欧美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就文章以英文形式首发的时间来说，最早的发表于1963年，最晚的发表于 2007年。从主要内容来划分，这些文章可以分成四组，即“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题”、“全 球史上的中国”。此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刘新成“中文版序言”，魏风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v 页。关于这种方法论的兴起与发展，可以参阅Gilbert Allardyce，“Toward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0(1)，pp．23—76．
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核心理念“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①梁占军撰文指出，“全球史”与“世界史”在考察对象、考察视角、研究方法、治史理念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可以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学科分支”。②与这种观点相类似，刘文明在《什么是全球史》的“译后记”中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新兴的全球史(global hist0．17)是以往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延续、综合与发展。③
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区别，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借用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名句予以回答：“‘无论你用哪种名称称呼玫瑰，她总是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它的称呼，而是花本身和它的性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也是如此，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也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宏观历史过程进行明晰的聚焦O”④20世纪印年代以来，尽管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倡导构建可以与西方接轨的“世界史”，重视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但吴先生也承认这是一项“方在开端”的工作。二十多年来这一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至此，在总结前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史”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妨尊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这一概念，尊重其框架结构，让其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而把新兴的“全球史”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与“世界史”并存，这样两者都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⑤这些研究内容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环境、疾病等许多学科领域，因此，除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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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更多地采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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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② 梁占军：《“全球史”与“世界史”异同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Z006年第3期。
③ 参见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译后记”，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l44—145页。
参见郑杨：《全球化：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与交》，《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9月11日，http://www.cbbr.com.cn/info_12268.htm
⑤ 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lner and Sarah Maza，c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P．393．
二
为什么要从事全球史的教学与研究呢?这里就要提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需要从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一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一来说明。
在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全球化如火如茶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在忠于自己的群体与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用怎样的协调方式呢?以美国为代表的“己所欲者，必施于人”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历史上的无数冲突、战争就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造成的。其实，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全球史的研究已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
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全人类从属于一个本体，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真正孤立的人群，他们总是相互交往的。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互动就开始影响着人类。从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在35000--40000年前登上历史舞台起，人类就走上丫长途跋涉的迁移之路。到公元前15000年，人类分散到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可以生存的地区。通过对语系、血型和物质遗存的特征和分布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一些民族在史前时代的活动。尽管现存的材料不允许我们深入了解迁徙中的人们的经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迁移早在史前时代就导致了互相间的跨文化碰撞，尤其是工具、武器和诸神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史前时代人们已进行远途的交流。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频繁，麦克尼尔所探讨的欧亚非“共生圈”形成了。这一“共生圈”囊括了从中国到非洲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耕地带，到公元1000年，这里的商路发展成为“成熟的世界市场”，东方和西方在这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一庞大的“共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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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靠什么维系的呢?麦克尼尔认为，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不仅如此，欧亚世界主要的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认同并规劝虔诚地对待陌生人，这就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各个地方的统治者渐渐认识到，用征税来取代对外来者的掠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被统治阶层也同样学会了对外来者的容忍，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丁改善。由于这些认识逐渐变得普遍，可付诸实施的(并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商业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港口和其他一些大的城市中心出现了，另外，针对那些深入内陆乡下的外来者，还有一套非正式的习俗规定作为补充。论述至此，麦克尼尔郑重地告诫全球史研究者：应该把这一点作为自觉研究的目标。③
除了经济纽带所维系的网络体系，古代世界还存在“话语共同体”。约翰．奥伯特。沃尔的《伊斯兰：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一文让人颇受启发。沃尔在文章中首先对沃勒斯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沃勒斯坦认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体系，帝国通过单一政治体制控制着大片地域；另一种是150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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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William H．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1995(34)，P．18．
②William H．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1995(34)，PP．17—18
系。具体到中世纪的阿拉伯，通常认为，在公元10世纪阿拔斯王朝政府开始衰落后，伊斯兰帝国体系开始瓦解，l258年蒙古的军事力量摧毁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给这一崩溃过程画上了句号。然而，历史事实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一个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之家”)形成了，从中华帝国的亚洲内陆地区和在菲律宾的小型马尼拉素丹国一直延伸到波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么，是什么赋予这一共同体以统一性或根本凝聚力呢?沃尔认为是共同的“话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概念的和手势的或仪式的等交流方式。有了这种交流方式，群体之间发生交往时，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会降到最低，而和谐一致则会得到最大张扬。正因为如此，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从中国到非洲的广阔土地上旅行时，每到一处，都遇到相似的文化上和语言上的路标，就像今天的北美洲人到西欧旅行一样。①
总之，在1500年前，欧亚非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孤立的社会逐渐融人这个共同体，西欧也不例外，也是这众多社会中的一个。“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③这样一个视角对我们理解西方的兴起会很有帮助。按照上述思路来推理，我们就不会再赋予1500年太多的意义，欧洲的航海发现只不过是把欧亚大陆业已存在的互动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美洲、澳洲。从此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同一个世界”日益形成。
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必然以消灭地方特殊性和多样性为代价吗?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一极的、西方式的，而其他的“传统社会”需要通过现代化道路，向新的全球文明看齐。按照这种逻辑，具体的地方史就只能作为一种“史前史”吸引人们的目光，所研究的是“他者”文明之谬误与西方胜出之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地方自治主义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了“地方性”的持久地位。今天的世界“既空前融合统一、又空前四分五裂”，“更像是一幅缤纷的拼贴画，而绝非全球文明的纯色图”。③
那么，该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呢?注重“互动”研究的全球史学者给出了历史学的解释。19世纪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发生了快速、剧烈的社会变革，凹其中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引发的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英斗争、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试图灭绝巴拉圭民族的战争、美国内战、非洲南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定居点的战争、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调危机以及欧洲国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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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ohn Obert Voll，“Islam as a Special World System”，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4(5)，PP．213—226．
②Marshall(G．S．Hodgson，“The Interrelations of Societies in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1963(5)， P．250．
④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5(100)，P．1042。
⑤ 霍奇森认为这是共同的历史条件被打破的结果。到16世纪，几个欧亚非文明的社会和文化实力的水平基本上仍然 是相同的，共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前现代欧亚非复合体。然而1600--1800年间，西方的发展最终 打破了这种共同的历史条件。不仅如此，由于欧亚非历史早已存在的一致性，这些历史条件一旦在西方被彻底打破 (即在1800年前后)，它们也很快在其他文明社会被有力地打破了。参见Marshall e S．Hodgson．“The Interrelations of Societies in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y and Society，1963(5)，P．250。
统一的一系列战争。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战争都反映区域性权力和稳定的危机，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这种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因为它们有各地的具体原因，发生的时间也有先后。然而，这些流血冲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以各地区间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接触为大背景的，而这种竞争性主要是由欧洲国家咄咄逼人的插手所驱动的。正因为这一共同点，此种危机对世界历史来说便拥有了变革的意义。各个地区应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也具有共通性，-N都努力恢复秩序、重建国家；二则都实践了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战略，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地区性危机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区域间的相互适应和借鉴。各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发展的地区间交流，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交流。人们看待世界、看待世界的空间、看待跨越空间的地区间联系的传统思想，让位给了全新的全球构想。不仅如此，虽然这种新的“全球”构想把世界看成互相联系的整体，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不同的。因此，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而是一系列政治力量中心为解决内部危机、应对与其他地区不断强化的交流而尽其所能地艰难前行所致。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都没有断然地、始终如一地抗拒全球一体化。相反，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为了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推动，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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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不只是受愚弄者，他们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这些国家同西方势力的关系，是合作与抵抗共存、容纳与拉拢共用。它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人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它们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如此说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①
这种分析与费正清等人依据中国经验形成的“冲击一回应”研究模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冲击一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它简单地假设19世纪的东西方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东的，或者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完全被动的。而上述全球史学者的研究放眼全世界，认识到不仅其他社会陷入危机，西欧社会也同样面临困境；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各区域总是在互相适应和互相借鉴，其影响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西方并非先设计好一种模式然后强加于其他地区，其中的很多举措是在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亚非拉地区积极地自我提高、自我变革，自觉融人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推动了全球化，一方面也因融人方式的不同和自我认同的存在而保留下了多样性。笔者认为，以19世纪中叶世界一些主要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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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5(100)，PP。1045—1047．
的危机以及各地区不同的应对策略为研究对象，据此追溯当代全球化的源头，这有助于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理解全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长期并存，指导人类不断前行的脚步。 全球史不仅关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环境、生态和生物进程对跨区域、跨大洋甚至是全球的影响。学者们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领域，其原因在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在《人鼠之间：太平洋群岛的简要环境史》一文中，J．R．麦克尼尔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令人震惊的材料。在太平洋环境发展史上，贯穿整个大洋的人类交通和交往的突然兴隆和暂时停歇是环境变迁的主要支配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尤为重要，因此可以从技术角度把自人类登上太平洋这个舞台之后的环境史分为三个时期：桨叉架船时期、帆船时期和汽船时期。在每个阶段，交通的进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某种程度上与殖民帝国的政治联系和战争等推动力量给本地微生物和社会带来诸多不幸的后果。①历史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全球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按笔者理解，戴维．克里斯蒂安之所以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讲授150亿年的“大历史”⑦，重要目的在于提醒今天的人们，人类的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不可把人类的积极作用无限放大，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出现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生物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消亡，最后一次是6500万年前的恐龙大灭绝，带来了哺乳动物的兴盛和人类的出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对大型哺乳动物的屠杀；第二个阶段是人类相互问的残杀；第三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其间造成了许多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除非人类通过行为的进化改变其自私性和侵略性，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第六次大灭绝。在人类的整体灭绝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逃脱。所以，人类整体的携手合作，已经不容任何偏见和狭隘感情阻隔其间，每个个体(个人、集团)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置于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之中去考虑和谋求。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顺便提及历史学的现状、历史学的社会价值等问题。自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的实证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历史学科中，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历史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这些大的历史图景。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积累足够事实的时候，事实就不言而喻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早在20世纪8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就曾予以严厉的批评，“除了我们之外，谁会真正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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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ohn.R.McNeill，“Of Rats and Men：A Synoptic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4 (5)，PP．299—349．
② David Christian，“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1(2)，pp．234—238．
我们的学术期刊与著作中那些细枝末节?”“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在乎，凭什么希望得到回报呢?为什么学生要听我们的?为什么其他人要听我们的?”①在此有必要强调，笔者无意贬低民族国家史、专门史的重要性，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给予全球史研究应有的重视。
三
全球史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全球史研究就会停留于不着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选题?全球史研究的课题在研究范围、研究思路上有什么特征呢?杰里．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②刘新成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列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③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已非常全面，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的读者应当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为了加深对诸多互动模式的理解，笔者对其中几种“互动模式”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相遇”而发生的影响是相互的、直接的。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外来者的接触而引发的，因为接触之后的借鉴往往引发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的调整，即使拒绝借鉴也会引发同样的后果，因为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抵御外来的影响。因此，全球史的从业者应该尤为关注不同文明彼此接触的史实，或者说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强调单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近代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实，殖民地对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最初在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认为，接受定期洗澡和用洗发剂洗头以及其他当地的习惯也许可以冲淡他们身上的商人气息，更像印度高种姓的成员，从而使他们看起来更适合统治者或廷臣的职位。后来，这些习惯传回英国，成为英国的时尚。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卫生习惯的婆罗门起源被英国人全然忘记了，却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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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 Allardyce，“Toward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0(1)，P。63．
②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PP．393—416。
③ 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的“文明”的标志。①除了影响的双向性，笔者还想强调全球史学者所关注的影响的直接性。全球史学者认为，说A地的某种文化、某种思想或某种态势对B地产生了影响，应当有直接的证据，应当说明是如何传播的、如何影响的，或者说应当把影响得以发生的链条构建起来。比如，要研究英国“价格革命”的原因，仅仅提到美洲白银流人欧洲这一背景是不够的，应当具体分析美洲白银是如何流人英国，它与价格曲线的波动具体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说到这里，就该回答中国学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了：我们讲中国史很多时候也会讲“国际背景”，全球史到底高明在何处呢?笔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国际背景”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很多时候是“两张皮”，其间的联系是想像的、推断的，而全球史所构建的联系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双向的。
如前所述，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威廉．麦克尼尔对1500年之前欧亚非“共生圈”的研究；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在《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贸易与文明》、《欧洲之前的亚洲》等著作中对于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研究；菲利普。科廷(Philip D．Curtin)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15统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等著作中对于包括欧洲、非洲、美洲在内的大西洋沿岸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与一般的区域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呢?在美国，区域研究方法最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国家战略需要发展起来的，所研究的是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地区，所强调的是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土生土长”的范畴来理解非西方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像西方中心论一样狭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许多在自己领域经受严格训练的区域研究专家却变成了全球史学者。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参加非传统的、非“文明史”的区域研究项目(威斯康辛的热带社会研究项目，地中海、大西洋或印度洋研究，等等)，这是一些充满内、外互动的“互动区”；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一些外来范畴从事研究，使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对话、不同领域的比较成为可能。最初，这种“互动区”的研究过多地关注经济、贸易方面，可以相信，对于“互动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全方位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史研究关注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创造发明、某个发现甚至某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连锁反应。最典型的个案是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对欧洲、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林达。沙佛尔的《南方化》一文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个案。南方化是一个起源于亚洲南部而后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多层次的进程，包括数学的发展，热带和亚热带香料的生产和销售，新商路的开拓，糖、棉花等南方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等。公元5世纪，南方化在亚洲南部全面展开，也是从那时开始传播到中国。8世纪，南方化开始在穆斯林哈里发的土地上传播。阿拉伯人把许多在印度培植和改良的重要农作物传播到了中东、北非和伊斯兰化的西班牙，其中最重要的是甘蔗、棉花和柑橘类水果。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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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enneth Pomeranz，“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7(18)，P．77。
拉伯人的努力下，印度数学沿着与农作物相同的路线来到了伊斯兰世界。花刺子密在撰写于公元825年左右的《印度计数算法》中把印度数学介绍给了阿拉伯语世界。1200年以后，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南方化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形成冲击。甘蔗和棉花在地中海岛屿普遍种植。比萨的利奥纳多。斐波纳契(约1170一1250年)的《珠算原理》把印度数字和数学介绍到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后，它们使13世纪的西欧变得重要起来。欧洲西北部的崛起，始于那些不局限于地理限制的南方化要素在这些地区的移植。但是，由于离赤道太远，西北欧人不能在所有方面都实现南方化。西北欧的完全南方化以及我们今天与西北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财富，仅仅发生在他们公然控制了热带和亚热带的领土并绕过非洲参与了南洋贸易之后。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海岸地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土地，第一次成为蔗糖和棉花的生产者。在东印度，荷兰人夺取葡萄牙在马六甲的贸易站，并于1621年征服班达群岛，从而完全控制了优质香料的供应。没有这些南方的财富，那些欧洲更北部的地区没有能力完全参与南方化进程。分析至此，作者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本土发展在西北欧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同样也应该强调，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起因在欧洲范围内是无法找到的。不如说，这是西欧与东半球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欧洲的兴起仅仅是在l3世纪的东半球大重组推动了南方化之后才发生的，而西北欧在得到南方化的利益之后才开始崛起。因此，北大西洋国家的崛起不能被过于简单化，以至于被看做是一个孤立的、无与伦比的、只能植根于希腊以西的欧洲现象。我们应该把它描绘成一个在半球范围内展开的进程的一部分。(U
全球史注重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来认识，从而折射世界的变迁。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怀特的研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曾多次到西非实地考察，特别是考察了冈比亚的“纽米国”，与当地入座谈，翻阅档案资料。他认识到，在1500年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甚至与东南亚有着广泛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他继续研究1446--2003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纽米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写成了《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Zhe World and Ct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此后，“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to put a small place into a big world)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也属于全球史的研究内容，包括跨国别、跨文化的社会史、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近年来，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颇为引入注目，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来自一系列国家的历史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欧亚大陆研究工程，运用一些纯粹来自外部的范畴，如“收入处于后20％的人”一一不管他们在这里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在那里包括无产者一一来展开研究，从而摆脱了每一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一问题的困扰，提出了这样一些研究课题：比较儿童走向成年的几率、他们离开农田后寄钱回家的几率、应招入伍的几率等。③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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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ynda Shaffer，“Southernization”，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4(5)，PP．1—21．
② Kenneth Pomeranz，“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7{18)，P．74．
有研究表明，在近代早期，许多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忙碌，一年中农业劳动的天数增加(由于双季作物的增加等)，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管理更严，童工增加，退休制度近乎消失等。①一旦我们把这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包括那些稍后劳动日产出极大提高的地区，也包括那些发展更为缓慢的地区，我们就不会轻易把这种模式在一个地方的表现视为后来“成功”的先兆(如西北欧，)，而把在另一个地方的体现视为“失败”的明显征兆(如中国)。②第三，近年来，帝国社会史关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发展，发现了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其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虽然并不一定更为专制。根据这种理解，帝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某种做法却具有世界性。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等，也关注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20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英帝国、清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到19世纪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转变，即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形成了区别，属于“大规模互动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范围的历史研究会招致准确性和细微性的缺失，并远离亲身经历者才能理解的那种语言环境，可以说得不偿失。笔者认为，任何课题，哪怕是范围非常小的课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我们不能苛求城市史研究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所有事物，也不能苛求民族国家史研究要穷尽一切相关资料。况且，所谓详尽是相对的，在一个范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另一个范围中可能就成了枝节，而在最大的范围中可能就完全失去意义。历史学家如果将研究范围拓宽，既会面对细节的缺失，但同时更大的研究对象也会进入视野，从而弥补其损失。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惟一恰当的“细节”标准。所要求细节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历史研究中惯常采用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当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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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enneth Pomeranz，“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7(18)，P．75。
② 让。德．弗里耶称欧洲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为“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而在黄宗智看来，中国的勤劳却导致了“内卷化”。
③ Kenneth Pomeranz，“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7(18)，pp．86—95．
(作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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