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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变法原来是败于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帝被软禁。而“公车上书”的首倡者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逃窜至日本。后来又由日本转至欧美,打着“奉衣带诏”的名义招摇撞骗,成立“保皇公司”,从华侨手里吸取资金,大肆敛财,一边供自己挥霍享受,一边做投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一知半解的康有为,他的投资往往以失败告终,就像戊戌变法也是因他而失败一样。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冒进主义者,礼部主事王照曾劝戒他要循序渐进,可惜他根本听不进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曾经断言康有为说话不靠谱,认为只要康有为在,变法就不可能成功。
安维峻:“惑世诬民,非圣无法”。
章太炎:“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茅海建:“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
百日维新中,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请求堂官代递,遭到拒绝,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光绪帝雄心勃勃地积极推行新法,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盛世。想以此事件为自己树立威信和表明推行新政的决心。“礼部六堂官事件”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慈禧非常震惊,认为光绪处罚过重,严重侵犯了南洲贵族们的利益,将会把朝廷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光绪在第二天又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这使得本来打算效仿孝庄皇太后,不再过问政事,没事养花喂鸟,有事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
9月13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以代替军机处,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梁启超等8人共议新政,同时,康有为还在光绪皇帝面前保荐梁启超为懋勤殿顾问。这一重用汉臣、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举措,慈禧太后认为无异于把祖宗的江山拱手让给别人。9月14日,当光绪帝赴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时,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要求光绪帝稳中图进,不可大刀阔斧伤了大清的根基。光绪帝认为推行新政就得雷厉风行、使用雷霆版手段。由于意见
光绪帝回宫以后,仔细考虑了一夜,次日召见杨锐时发了一道密诏,“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大家注意了,这里面没有提到康有为。密诏大致意思是让同志们协商出来一个即能不引发政变、“而又不致有拂(皇太后)圣意”,还能将改革顺利进行下去的最佳方案,提出“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将“朕位不保”,“不得不徐图之”。光绪皇帝密诏只是在向四位军机章京以及诸同志咨询 “良策”而已。
当杨锐秘密地将光绪帝写给他的第一份密诏的抄写本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时,康有为将密诏改成了如下内容:“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篡改后的密诏,康有为把自己的名字添到最前面以突出自己的地位。他将篡改后的密诏交给谭嗣同,并让谭嗣同连夜劝说袁世凯,让
24日凌晨,杨锐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28日,“戊戌六君子”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六君子虽然是慈禧所杀,实际却是死在康有为手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从日本流亡到欧美,想到杨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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