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3）（200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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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3）（20050611）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中国发现的各种西方所制器物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证，除此之外，在有些中国本土创制出来的器物中，也可见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种器物上的艺术形象。
狮子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区是没有的。有些中外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塞人）曾入居我国新疆地区，他们使用的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古老方言，把狮子称为sarvanai（形容词）、sarauna（抽象名词），这些词汇译成中文后就成了“狻猊”，所以先秦文献中的狻猊就是指狮子。至于中文中的“狮子”或“师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它是吐火罗A方言中表示狮子的词汇sisäk之音译。[59]
张骞通西域后，流入中国的西域特产猛增，其中包括狮子。《汉书·西域传》说：“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域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外国的朝贡，史书对此有多次记载。《后汉书·章帝纪》说，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公元）“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后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在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可见，汉代进入中原的狮子，主要来自葱岭以西地区。
随着狮子的传入，它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艺术题材。20世纪中期，在汉元帝（公元前76-公元前33年）渭陵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西汉玉雕，其中就有玉狮（插图24）。[60]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可见到狮子，例如河南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鬃毛竖立，雄健有力（插图25）。不过，可能是由于当时输入中国的狮子不多，匠人们不易看到，所以画像石上的狮子并不是非常逼真，有点像马。云南石寨山13号墓中出土过一件“二怪兽镂花铜饰物”（插图26），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两头相背而立的狮子，被四条蛇所缠绕。这种题材在中原及云南是不存在的，在古代伊朗却较普遍。有学者认为，“这件作品或许由当地人所铸，但构思却很可能来源于印度。”[61]
东汉时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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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天禄、辟邪的石雕在中国流行（插图27）。这两种灵兽到底是以什么动物为原型的呢？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与汉族古代传说中的麒麟有关，或者是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翼兽发展而来的。[62]有的认为，天禄的原形是西域的叉角羚（antelope），辟邪则是西域的犀牛。[63]有的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狮子的造型，当然也融合了一些中国固有的艺术观念。[64]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天禄、辟邪是否就是狮子的形象，但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狮子石雕则是无疑的。例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一对石狮，东西相对，“东石狮高1．26、身残长1．58米，右前爪下按一卷曲小兽，除尾巴和右后足残损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西石狮高1．28、身残长1．48米，石狮残损较甚，尾部、左前足和右后足均残缺，嘴巴也略残。”这两头石狮子都昂首张目，粗壮威武（插图28）。从武氏石阙铭中可知，这两头石狮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造的。东汉之后，狮子这种外来的动物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份，并且日益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今天的舞狮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在第8号墓中，发现了一块长18．5、宽12．5厘米的织锦，上面写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二行小篆汉字。此墓的年代大约为东汉末年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可能是在魏晋前凉时期。[6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的天文星占用语，此物无疑是中国制造的。[66]但是，就在这件代表中国丝织技术水平的织锦上，却出现了鸵鸟的图案，这就更使人叫绝了（插图29）。因为中国并无鸵鸟，这种体型巨大的鸟除了生活在非洲外，西亚的叙利亚、两河流域北部也有。[67]汉代中国人将鸵鸟称为“大鸟”或“安息雀”。张骞通西域后，西方国家将鸵鸟蛋及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国就曾派出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后汉书·西域传》说，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汉书·郊祀志下》还记载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建章宫，“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曰：“立大鸟象也”，即把鸵鸟的石像安置于此。尼雅遗址所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鸵鸟图案，表明当时中国纺织工匠对鸵鸟这种西方动物已经比较熟悉。
自张骞之后，中原地区对中亚居民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是汉族作家对中亚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后来西晋的张华还曾试图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不同种族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他在论述“五方人民”时说：“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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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毛。”汉代之前，中原地区认为西方是各种鬼怪神灵出没的地方，西汉时期则已认识到西方生活着体质特征与汉民族不同的种族，这种认识上的进步，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东西方交通发展之结果。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不少中亚居民来到中原。其中有外交使节，《史记·大宛列传》说“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有自来安息等到国的僧人，他们在中在译经传教；[68]还有大量的难民，到中国来寻求安身之地；[69]当然也不乏商人与旅行者，《后汉书·西域传》这样写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在这些外来人员中间，主要为欧罗巴人种，可能还有一些尼格罗人种。[70]
除了文献记载外，在汉代的各类艺术品中，也可见到一些外国人的形象。例如在广州汉墓中，有一些随葬的陶俑灯座，陶俑的特征为深目高鼻，体毛发达（插图30）。[71]“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亚和南洋群岛的人相似，反映了当时有少数西亚和南汉群岛的人，曾被商船贩运到广州后，沦为富有人家家奴的形象。”[72]
1975年底到次年初，贵州兴义县、兴仁县发现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73]其中的一个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制的跪人灯，残高26厘米。跪在地上的人上半身袒露，手持灯插（插图31）。他头发卷曲，高鼻大眼，显然不是蒙古利亚人种。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西汉中期13号墓中，曾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双人舞盘铜饰物”，上面的两个跳舞的男子深目高鼻，与其它文物上的人物不同，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其“疑来源于西方”（插图32）。[74]高鼻深目的人物，也可见于汉代的壁画中。1971年，在河北安平清理了一座东汉末年的大型多室砖室墓，墓中的彩色壁画生动地反映了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在此墓中室右侧室西壁的壁画上，“有一人深目高鼻，赤膊赤足，穿着黄色三角形短裤，举着双手，叉开两腿在表演”。[75]可惜壁画已经残破，这个人物看不太清楚。所有这些人物，不属于蒙古人种，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原型却无法确定。因为在汉代，许多非蒙古利亚人种的民族就生活在中原文明的边邻地区。因此，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可能代表来自中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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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也有可能代表我国的少数民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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