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市-中国汉代与罗马历史发展不同的经济根源诸问题试探(上)(200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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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汉代与罗马历史发展不同的经济根源诸问题试探(上)(20050108)

近年来，随着比较史学兴起，在汉代与罗马的比较研究中，为什么在铁器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农业、工商业进步和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之后，罗马奴隶制得到了高度发展，而中国却形成了封建地主制呢?二者历史发展呈现这种差异的经济根源及其主要表现何在呢?
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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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①这就启示我们从中国与罗马“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不同中去探讨上述问题。
在恩格斯上述论断的指引下，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
一、经济类型的差异
如果拿中国汉代与同时期的罗马相比，从以铁制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二者确实相似。但这决不能说明二者“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没有差异。仅仅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二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就是无法忽视的．意大利半岛是罗马的发祥地和中心区。半岛插入地中海中部，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半。南端则通过西西里岛与非洲隔海为邻。这种地理环境为罗马提供了方便的海上交通及对外扩张、贸易的历史舞台。除此以外，再加上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遂使罗马的经济类型与中国汉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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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86页．人民出版社，1974．
与汉代相比，罗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具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可以说罗马属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起了主导作用的经济类型．罗马充分发展的“劳动奴隶制”就是和这一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讲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它不能决定生产方式更替的同时，又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①”。这一论断主要是以经历了这种转变的罗马等少数国家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它说明马克思从经济学上把奴隶制分为两个阶段，“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奴隶制度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而所谓“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则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即生产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奴隶制度。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由于使用奴隶劳动的目的是为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才使奴隶制的发展得到了新的经济上的推动力，才使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罗马农业上所以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就是因为农业方面商品生产充分发展的缘故。而农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发展突出表现有二；其一是农业生产出现了地区性的分工：随着罗马公元前三世纪的大规模对外征服和统治区的扩大，农业出现了地区性分工。意大利的粮食主要靠西西里、北非等地供应。意大利中部以产葡萄、橄榄、果木、蔬菜等经济作物为主，南部则以畜牧业著称。法国史学家杜丹说“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征服与兼并，后来加太基及小亚细亚的征服及最后埃及的征服，鼓励了谷物的大规模输入，意大利的谷物生产者实在难以对抗。作为行省的各国变成罗马的谷仓。大地主不愿意再把他们的田地种植谷物了。他们宁愿栽种水果与树木，其中橄榄树和葡萄树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城市的周围……果木园和菜园、橄榄园和葡萄园同时发达起来了……广大地面荒芜了，变成牧场，有大群的羊在放牧”②业的这种地区性的分工，导致了意大利半岛对海外输入粮食的严重依赖。其二，奴隶主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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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l页，人民出版社，1974。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牛活》，223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
中商品生产占了主要地位：加图(公元前234年—前149年)在公元前160年所作《农业志》和瓦罗(公元前116年—前27年)约在公元前30年写的《论农业》就反映了奴隶主农庄中主要进行商品生产的状况。①在《农业志》中加图告诫主人要“尽量出售货物”，“乐于多卖而少买”，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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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的地址要选择在交通方便和靠近城市的地方。而瓦罗在《论农业》则说农庄地址要选在“能够方便卖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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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是买进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一个地方”，“有运送产品的旱路或者水路”，有“好的马车路或是可以通航的河道”，“农庄在邻近有一个方便的市集，可以出售农产品又能就地从它那里买到农庄所需要的物品，这样的农庄因此应当说是有利可图的”。“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大规模地经营花园……或是种城市欢迎的其他东西，是有利可图的”。②“何等田产为最好呢”?加图认为拥有各种土地且位于最好地区之一百犹格田产：“生产质佳的酒且产量丰厚的葡萄园居第一；灌溉的菜园居第二；栽有柳树树林居第三；橄榄居第四；牧场第五；谷田第六”。③生产的产品为了出售，《农业志》一四六、一四七中讲了“出售树上的橄榄”和“出售藤蔓上的葡萄”的条件；在一四八中讲了“出售缸中酒”的方法。并主张农庄中要“拥有修建很好的，设备完善的，有所存油酒的地窖和大量桶的一部分房屋，以静待高价卖出”④，“要尽量出售货物，如果油价高，即卖油，酒……”⑤瓦罗也说，“必须留意出售每种东西的适当时机……可以存放的，就必须等个好价钱再出手”，“一旦赶上个好机会卖掉，会使你获得双倍的利润”。⑥总之，无论从农庄地址、田产好坏的选择和作物主要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作物等来看，都说明在这种农庄中商品生产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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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图著、王阁林译。郭守田等校：《农业志》，原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2)。瓦罗著、王家绶译：《论农业》，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二书引文，均据上述译本。
②《论农业》，第l卷，第16章．
⑧《农业志》一。
④《农业志》三。
⑤《农业志》二。
⑥《论农业》，第l卷，第69章。
地位。此外，罗马奴隶主农庄中葡萄，橄榄等产品有销售市场。对这一点罗马政府特别予以关注。汤普逊说，罗马奴隶主农庄中“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可提供特别优厚的利润，因为罗马政府在300年期间，用对别处输入的葡萄和橄榄征课苛重进口税的方法，来保护意大利的葡萄园和橄榄林，也就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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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种植者”。①罗马那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劳动奴隶制就是在上述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罗马相比，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农业大国，虽然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较以往有较大发展，但自给自足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仍然强大地居于统治、支配地位。因此，可以说汉代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类型。这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缺乏地区性分工，粮食主要靠本地区供应。《史记·货殖列传》引当时谚云“千里不贩籴”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汉时期，不仅大规模地在各地区间贩运粮食的富商不见于记载，就是国家在一般情况下调拨粮食也不多的。《史记·平准书》说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就是其反映。它表明各地区间粮食的自给性是很强的。这种状况与“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男耕女织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小农构成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是相适应的。西汉时，盐、铁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实行六管时说“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这就是说在盐、铁少数商品外，其他的“编户齐民”均可家作，不必依赖市场。而盐、铁这样的商品生产对于当时个体农民经济(自耕农、封建依附农、佃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在地主经济中商品生产不占支配地位。现在对西汉地主经济中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估计过高，是由于对司马迁的某些话理解不同所造成的。如《史记·货殖列传》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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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7页，商务印书馆，1961。
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干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这句话似可以理解为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单一经营的专业户，农业方面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很高，在地主经济中占了支配地位。但司马迁的这一论述及其与其他论述之间都不乏互相矛盾之处。如：一、如果在广大地区内，各种专业户普遍出现了，户主应离开商品交换就无法生产和生活，但文中却说这些人过着“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自给自足生活。二、《史记·货殖列传》曾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这说明江淮以南几乎没有商品交换，贫富分化也不明显。但上文却说“水居干石鱼陂”、“江陵千树橘”的人皆与千户侯等，似乎养鱼、种橘的专业户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了起来。这些互相矛盾之处应如何解释呢?西汉时地主经济正在兴起。但农业上一般适于搞多种经营，搞单一经营，尤其是广大地区普遍出现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司马迁上述论述说明当时的地主都普遍从事着商品生产是不对的．他根据不同地区的特产和贫富分化的趋势说，从事畜牧业的如果有“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水居”的如果有“千石鱼陂”等等，城市郊区的若(如果种)千亩卮茜(红蓝花)，“千畦姜韭”，这些人每年收入都可以“与千户侯等”，并不是说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搞单一经营的专业户。因此，不能以司马迁的上述论述为据，说在当时地主经济中商品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而否定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
中国汉代与罗马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方面发展程度的上述不同，是造成二者社会发展不同的主要经济根源。
二、阶级构成不同
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了中国汉代与罗马阶级构成不同。这种差别在农业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农业中商品生产的有利可图，刺激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加图《农业志》和瓦罗《论农业》就反映了奴隶主使用奴隶劳动进行商品生产的情况．奴隶主使用奴隶时精打细算，讲究分工和效率。加图认为，100犹格(25公顷)的葡萄园应有16名奴隶耕种。计男、女管家各一人，园丁10人，赶车、赶驴、放猪、照料柳树各一人。240犹格(60公顷)的橄橄园应有13名奴隶耕种。计男女管家各一人，园工五人，赶车三人，赶驴、放猪、放羊各一人。①瓦罗在《论农业》中则说有些人把农具“分成三类，即(一)能讲话的农具，(二)只能发声的农具，(三)无声的农具。奴隶属第一类，牛属第二类，车子属第三类”。他还认为加图上述使用奴隶的数量和分工不够精打细算，所以主张“必须通过别的什么办法寻求一条通则来确定需用的奴隶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撒谢儿纳(公元前l世纪初的罗马作家)比加图高明，也说得比较清楚。因为他说，一个劳动力能在四天完成一犹格的活儿”，“八犹格的土地有一个人就足够了。这个人应当把这块地在45天里翻完，剩下的13天时间他可以用来应付生病，天气不好，技术不高明和劲头不足等情况”。②此外，瓦罗还提出在畜牧业中应配备的奴隶数量，“每80只毛用绵羊要有一个牧人”，“50匹一群的母马要两个”③。农庄也雇佣一些自由民当临时工，瓦罗说：“在不适于健康的地区，使用雇工比使用奴隶对我们更有利，而在有益于健康的地区，对于农庄上比较重要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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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业志》十，十一．
②《论农业》，第1卷，第18章。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0章。
诸如收获葡萄或谷物，情况也是这样。”①阿庇安谈到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原因时说，富人们“利用奴隶当农业工人与放牧者，因为害怕自由劳动者会从农业中被抽出去当兵；同时奴隶的占有，由于奴隶子孙的繁殖，使他们获得很大的利益，因为奴隶不服兵役，繁殖得很快。这样，某些有势力的人变为极富，奴隶人数在全国繁殖起来了……土地已被富人占有，而富人只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作耕种者”。②从这些记载来看，罗马大土地所有者主要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应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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