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析论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下）（200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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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析论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下）（20050616）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列国争霸，竞争激烈。诸侯们为了富国强民，往往重视招贤纳士。尊贤礼士之风日盛。于是，“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王室，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游士失职之祸”）。这些贤人雅士既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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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物质生活，也可言论自由，“不任职而论国事”，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士人也纷纷著书立说，竭尽阐释和宣扬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思想，诸多学派由此形成，[16](p.28)“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尤水火，相灭生也。”（《汉书·艺文志》）值得注意的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大多以城市为活动舞台。齐宣王时在临淄设稷下学宫，招揽天下名士。临淄成为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环渊之徒士十六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传世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之作，即是出自稷下学者之手。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文化。[2](p.110)
印度列国时代反对正统婆罗门教的主要教派如佛教、耆那教、阿耆多教和顺世派等，由于创始时间不久，既没有正统婆罗门教那样的稳定收入和丰厚的地产，也难以在正统婆罗门教掌控的乡村传教布道。因此，佛教和耆那教等新兴教派，不仅要在正统的婆罗门教所竭力维护的种姓关系松弛的城市里争取信徒，而且还要依靠城市谋财生存。他们的生活和传教活动都离不开城市。佛和弟子们经常沿着重要的商路，与商队为侣、结伴云游，至王舍城、舍卫城和吠舍厘等多个城市布道。佛教徒认为，拥有财富的人只要向僧团施舍，他们积累财富就是一大功德。经商和放债是正当的生财之道。[20]（p.146）佛教戒律甚至允许僧人在得到僧团同意的情况下经商。耆那教更是典型的商人宗教，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而传播。而正统的婆罗门教徒则诋毁城市，总是担心城市生活不洁净，明文规定居士们驻守乡村，避免进城，洁身信道。[21](p.86;p.90)
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遍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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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 [22] (p.242)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分别在雅典创办阿卡德米亚（Academia）学园和吕克姆（Lyceum）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阿卡德米亚学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23] (Ⅱ.ⅩⅩⅩⅨ;ⅩⅩⅩⅧ.)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而且是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23] (p.131,注释②)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希腊古典文化推向繁荣的顶峰。
发达的城市工商业经济，是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文化场馆建设、节庆演艺活动等无不需要相当的财力作保障。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等一大批脑力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更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的昌盛和物质财富的充裕。即便是在农本社会，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依然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财源之一，是民富国强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
战国时期，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都在划定的地点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市”，如临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雍城东北部设有很大的露天市场。市区四周有“市门”出入，市有“市吏”管理，并征收市税。商业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孟子曰：“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周礼》也言：“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周礼·天官·大府》)这些皆是说在城市附近征收商税之事。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置了供商品交换的“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邑有“市”，魏国小县有“市”的30余。[24](p.248)齐国曾规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达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们征收黄金一镒，占用场地每六方步收租金（钱）一斗。[24](p.319)
列国时代的印度，“维持一所华丽的宫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大批的文官需要金钱。……因此，征收赋税就成为国家一切行政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国家的主要收入同样是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税率一般为总产量1/6的土地税。此外，还有各种工商业税，《乔达摩法经》提到，牧畜和黄金的税率为1/5，商品税率为1/20，花、果、蜜、肉的税率为1/16等。商人还需交纳多种杂捐与入市税。[11](p.59)以粮食进口为主的商业贸易，每年为雅典城邦政府带来巨大的税金。据研究，前401年税收是30塔兰特，第二年是36塔兰特，估计一时期通过庇里尤斯港的贸易税达到2000塔兰特。[25] (p.31)
国富民强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多以宫廷为中心，内外城、辅城、园林等组群建筑所需的费用，当不是较小的数额。印度古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大会会场举行，老少都出席。在国王所居住的城镇里，“有供游乐的公园，有用火炬照亮了的和洒了水的街道，有会议厅、跳舞厅、赌场、法院、杂货摊和手工作坊。”[9](pp.80-82)这些场所的建设、管理等，同样需要相当的财政投入。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的花费竟耗资7000塔连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26] (p.358)伯里克利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再如，古代希腊的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一笔很大款额的开销，一部分由城邦的公款支付，而大部分是以“社会义务”（Liturgy，公益捐）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支出了5个塔兰特和1000个德拉克马”。[22] (p.310) 因此，没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支撑，“百家争鸣”似的文化盛世当是不可想象的。
在早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各国政府政治或军事的权力机构都基本上设置在城市。这既有助于保障社会局面的稳定，又有利于营造文化发展和交流所必须的良好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皆以都邑为政治或军事中心，掌控一方疆域。晋、齐、吴、楚等分别控制汾河流域诸国、山东北部诸国、苏北诸国，以及豫南、皖北等地的诸国。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中心城市成为郡、县治所。战国时期的行政建制一般由中央、郡、县三级组成，形成王都——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在印度，有些城市即是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如嗒叉始罗为犍陀罗的中心，般查拉部落以阿希查特拉为中心，马兹雅的中心城为维拉塔，摩揭陀最早的都城在王舍城。王舍城、华氏城、迦皮罗卫、哥利亚城、迦尸城等，皆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国家的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Ecclesia）、议事会（Boule）和陪审法庭（Heliaea）等大多设置于城市，并以城市为中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agora)、公民大会会场（prytaneum）和市政大厅(town hall, pretension)随之出现。[27] (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位于雅典城中心广场（Agora）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Pnyx）举行。[28] 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Council House，bouleuterion）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Agora其间或其附近。” [29] (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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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荫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就是市政厅——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stoa）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30] (LXII.4)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中心的众多城市，例如中国的临淄、邯郸、大梁，印度的舍卫城、沙拒城、俱赏弥、王舍城、迦尸，以及希腊的雅典等，基本位于交通要道上。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商业中心。国家从工商业以及城市其它经济活动中得到税收。王族及各类官吏等对商品的需求又促进了工商业活动。为满足这种需求，作为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通过商业通道，将农产品运销城市，拉动城乡各地区间的贸易联结，从而促进了城乡或城市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由此，因政治或军事需要而构筑的联结城市的顺达交通，在满足政治或军事权力机构运作的同时，也成为促进商贸发展和内外文化交流的通道。
城乡分离以来，城市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通过上述的尝试性分析，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社会盛期，中国、印度和希腊几乎同时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共性特征，个中缘由与城市发展不无关系。当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印度古代史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城市因素与文化繁荣间的深刻历史背景，也绝非本文的肤浅认识所能解释和明了的，在此，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和对古代城市史更为精深的研究。
（本文写作得到笔者的恩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敦书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City Factors on the Brilliance of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Greece and India
in the Millennium of Ancient Society
XIE Guang-yun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
Biography:XIE Guang-yun (1964-),male,Associate professor,Anhui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tutor,postdoctor of Fud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Abstract:The millennium of ancient society (6cent.B.C.～4cent.B.C.)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Spring-Autum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770B.C.～221B.C.),republics and kingdoms period in India(600B.C.～322B.C.),and classical period in Greece (480B.C.～330B.C.).During the periods, the prosperous scenes of culture as a hundreds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China,India and Gree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in each country is also very obvious,such as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city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y; the prosperou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city;the practice of city planning and building and management.This 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he boom of culture in China ,India and Greece in the classical age,explaining the city factor of the brilliance of classical cultur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of millennium ancient society:The city is the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diffusion of new idea and religion;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political or martial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d social ensurance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Ancient society;Classical culture;Ci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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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拙文：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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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cclesia（Ekklesia）辞条
[29]Lewis Munford,the City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1961.
[30]Loeb Classical Library,Aristotle ⅩⅩ.Athenian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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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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