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中华文明——徐光启和爱因斯坦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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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诊断中华文明——徐光启和爱因斯坦所见略同

与西方科学相比，徐光启认为中国科学的停滞，在于缺乏建立在形式逻辑公理系统上的数学作为基础。（陈卫平、李春勇：《徐光启评传》p22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爱因斯坦曾经在一封信中说，中国因为其古代贤哲没有发明出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而赶不上西方的科学成就。（童世骏：《克服“两种文化”的冲突》，2008-07-11
《文汇读书周报》）
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p337,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钱钟书《谈中国诗》）
徐光启（1562-1633），一个与利玛窦一起把《几何原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人，一个信仰天主教并且希图以天主教“补儒易佛”的人，一个高度关注农业、把甘薯移植、推广到中国的人，一个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正历法的人，在国事日非、君昏臣暗、党争频仍、世风淫靡、士气低沉、道德沦丧、人心迷茫的晚明，确实是一个异数，一个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与这片土地和整个时代甚至更长的时段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出现，犹如一道划破阴暗夜空的闪电，映照出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万古晦暗。毫不夸张地说，徐光启是一个为我们提供四维时空坐标的原点的人。
在精神信仰上，徐光启希望以天主教来补充儒学的不足，致力于天主教的本土化。虽然景教作为天主教的一支，早在唐初就传入中国，但却在后来的毁佛中也被禁毁。随着葡萄牙在澳门立足，西方传教士纷纷把眼光投向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民众。于是，沙勿略、利玛窦、熊三拔等人开始了他们的传教事业。某种机缘之下，徐光启与利玛窦晤面深谈。徐光启说，传教士的“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书，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无不使其心悦意满，以为得所未有”，“余向所叹服者是乃糟粕煨烬，又是乃糟粕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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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中万分之一耳”。徐光启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要“易佛”呢？他认为：“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天主教之所以能“易佛”，不仅在于它其中贯穿着和科学中一样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其论点有确实性，而且它的“修身”方法切实可行，是“实修”。因而天主教以其“实学”的性格移易玄虚之佛学，是对症下药的。
“宗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超越性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且还建构了”另外一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余英时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教徒更能够坚持理念，承受苦难，不怕孤立孤独，不怕默默无闻。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做到这些就更困难，就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力量。”（胡平《基督信仰在中国》）
徐光启有一种传统文人所没有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早年，他曾研究诗经，丝毫没有迂腐文人的头巾气，显示出他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后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术的研究：他力主到澳门去找葡萄牙人买新式大炮抗击清军，而且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可惜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受洗入教之后，他十分虔诚的信教、传教和护教，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担任大学士，副总理级别）消减人们对天主教信徒的迫害。徐光启出生于今天的上海，当时就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也许商业活动中的变通、诚信、务实是形成徐光启这些美好品德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徐光启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阳明心学颇多批判。阳明心学的进步性体现为对人性的肯定：吃饭穿衣即是天理，“良知不假外求”，“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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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然而，阳明后学却把心学中的老、庄、禅、佛部分加以放大，越来越难以摆脱儒学的痼疾，致使吉光片羽似的智慧火花倏忽即逝。正因为这一点，徐光启对阳明心学意欲拯救人心不抱希望，对阳明心学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不予认同。
“别求新声于异邦”，对于在汉语环境中浸淫日久的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毅力、智识力、行动力，简直是一件无法估量的事情。无数人在方块字所构筑的迷宫里晕头转向的转来转去：君臣父子的等级制、爱有差等的家国同构体系、仁义礼智信的政治问题伦理化倾向……血性和智慧、行动的愿望就这样挥霍殆尽，以至于完全丧失对纠错能力进行更新的愿望。稍有新颖之处，即目之为异端邪说，标新立异，奇巧淫计。
一个人要完全摆脱时代、环境、文化的影响，就像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然而，徐光启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超拔时空的伟力，这种伟力源于他对天主教坚定的信仰。徐光启在官场上的周旋，仕途的坎壈顺遂，并没有使他身陷党争的漩涡之中。当时东林党和阉党处于剧烈的争持之中。阉党在权势上占有优势，却是传统意义上的浊流，不占有任何道义资源；东林党处于被打击排斥的地位，是拥有道义资源的清流。然而，东林党却有流于意气之争的迂阔空疏、师心自用，也因此把一些人推向阉党一边。非东林即阉党，似乎是当时官员站队的不二之选。但徐光启却能超越于党争之外。他不是靠首鼠两端，无原则和稀泥，而是全新的价值观和信仰给他以智慧的第三只眼，从而能洞察党争的虚妄。徐光启在感性—知性—理性—德性—神性上的修持，端赖他笃诚不贰的信仰。
追根溯源，传统文化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终极信仰和理性逻辑，其实有着很好的资源。墨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一位具有宗教领袖气质的先知。明鬼、天志，是关乎信仰的终极追求；兼爱、非攻，是宗教情怀的博爱与和平思想；节葬、节用，是清教徒的俭约奉献精神；非命、非乐，是主动进取、戒奢以俭的自强、简朴思想；尚贤、尚同，是对尊重人才、希求大同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其实远不止此。墨子是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更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和实干精神的先知。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名学思想，数学、物理学思想，如果没有后世的摧残封堵，我们的文化本来应该也能生长出理性的智慧之花，本来应该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双星闪耀。或许我们就可以多一些“丁是丁卯是卯”的形式逻辑的认真和严密，少一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及齐生死、一寿夭、齐彭殇之类的辩证逻辑的滑头和虚无。
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说，都有后人阐发光大的空间。老子学说中的无为而治，蕴含着有限政府的现代理念；庄子的逍遥游，是有关心灵自由的诗性哲学，是汉语思想中极为珍贵的对自由的向往；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汉语中极为稀缺的有关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表达，是对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颠覆；惠施、公孙龙的“合同异”、“白马非马 ”，是形式逻辑的萌芽；农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杂家，也都有可供后人吸取的营养。即使是为统治所用的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也有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教育学方面的有益的东西。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传播和阐发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可惜的是，汉语原典缺乏阐发光大菁华部分的人。更多的是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这些迎合上意的人，他们为统治者的暴力制造合法性，极力为统治者出谋献策，驯服民众成为这些所谓硕儒的拿手好戏，阳儒阴法的统治格局就此形成，并成为千百年来王权主义长盛不衰的法宝。
汉语文明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很多文明就是因为处于孤立状态，不能得到其他文明的滋养，最终自生自灭。古希腊文明并不就是从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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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在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古埃及文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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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腓尼基文明、迦太基文明、希伯来文明的精髓，从而使其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这不只是希腊的光荣，也不只是某一人种的光荣，而是非洲、亚洲、欧洲共同缔造的光荣，说到底是我们人类共同体的光荣。
如果把整个亚欧非大陆看做一只展翅欲飞的大蝴蝶，那么地中海里的希腊正好是这只蝴蝶的横轴和纵轴的核心。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古希腊吸收各方精华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条件。在古希腊文明的内核，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文明对神的崇拜、对天文和几何的深入研究，巴比伦文明对法律的重视，腓尼基文明对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进行改造后所形成的字母文字。字母文字在传播文明成果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一是简便易学，降低了由语言转化为文字的难度，打破了贵族集团对文明成果的垄断，从而为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为便捷的工具；二是减少传播的渗漏。由于表音文字的口语和文字较为一致，不致产生太多的阐释的困难，大大有利于前人智慧薪火相传。相比之下，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则处于文字发展的初始阶段，是人类感性认识的产物，没有能够进一步向前迈进一步，使得文明的传播变得较为困难。
尤其要注意的是，有鉴于古埃及和巴比伦的王权过于集中，古希腊创造出城邦民主这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恩格斯谈希腊人时特别指出：这个“小民族”获得了“大成就”，“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自由而有荣誉感的希腊勇士在希波战争中以一当千，300勇士可以击败集权专制下的波斯50万铁骑。“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首先解决人的社会性问题，才能解决好其他的问题。正因为此，希腊涌现出一大批自由、完整、健全、智慧的人，从理论和经验的层面都显示出以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先进之处。
先哲有云，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但这句话丝毫不能减损人们探究的欲望。探究的方法可能是由因推果，可能是由果溯因。不管这种探究对因果关系有多少真切的认识，都希望对现实有或多或少的的弥补。从徐光启到爱因斯坦到李约瑟到钱钟书，这些独具慧眼的人所作出的判断，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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