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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鸿章:洋务运动领导者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下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慌张地逃出了北京。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冋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就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巳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仆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橫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橫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口.正値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t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人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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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干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w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胃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3.“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19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n子里终丁-楸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人烟台,口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人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和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仃。
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人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幵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甲午战败后,朝廷再次派李鸿竟去日本议和。在H本马关,李鸿章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詈F手术刀,罕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府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昔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喑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裉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戍”外交,尤一不是为f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贾而茫然若头。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下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郑西来大
李鸿章生逢人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人清国要他承担的尤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正以为如此,他的功过成败,成了一件不好随意评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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