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北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中国北方经济史》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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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中国北方经济史》第十章

我国古代北方社会经济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曲折历程。我们此时的使命是，探讨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和衰落的主要原因。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和北方经济衰落的原因，既有直接联系，也有区别，前者主要是唐宋时期的情况，后者则包括元、明、清，说明经济重心南移为什么不可逆转，乃至日趋没落。

一、南方经济的崛起

经济重心南移不是一个物体由北方滑向东南地区，而是两大地区经济实力比较的表现。我们知道，区域经济增长不是按同样的速度以直线方式进行，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速度循序渐进的，其发展历程呈阶段性曲线，南方和北方行走的是不同的途径。我们在开始就指出，经济重心南移并非是一条抛物线，而是两条曲线：一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北方经济的落后。这就是说，经济重心南移不仅是北方自身的问题，关键是外部对比。唐宋时期的北方经济，经安史之乱的摧残、藩镇割据及五代军阀政权混战、辽夏侵扰等破坏，发展的空间和速度明显萎缩、缓慢，但积淀雄厚，在许多方面仍是发达的、领先的。自唐至宋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主要表现于南方经济的崛起，而不是北方经济的衰落。
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差异包括：经济总量差异，发展速度差异，经济质量差异。南方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如北方。隋唐以降，南方先是在发展速度上赶上和超过北方，接着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继之在经济质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唐代以来，完成了开发阶段的东南经济迅速发展。在生产力发展——主要是劳动力增多、生产技术提高的前提下，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植被茂密、物产丰富的自然环境，充分发挥出优越性。优越的自然条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最早显示南方超过北方的统计资料，是唐后期的水利工程数量。至北宋，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宋神宗熙宁年间，各地新开辟的水利田以东南的两浙、淮南最多：两浙水利工程2294处，共10484842亩，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数的29％；淮南水利工程1980处，共7481161亩，位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数的20％。这两路占全国总数的49％，加上江东的1070266亩，湖南的873330亩，江西的467481亩，福建的302471亩，湖北的115114亩，东南7路共占全国的57．69％。【1】南宋仅有南方领土，更促使宋政府竭力开发水利资源以发展生产，故而“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2】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带动下，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既有广度的扩展，更有深度的发展，使先秦时土质最下的东南地区逐渐变成了沃壤。明人概括道：
江湖之区，下湿之地，其土涂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杂五种，故虽水潦旱干，而各有所收。涂泥之土，其田独宜稻，不利他种，故第为最下，厥赋第七。又有时杂出于七等之上，则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3】
当地人民长期种植水稻，使原来的土壤得到改变，熟化成更适宜和更有肥力的水稻土，生产能力为天下之最。水稻土不是天然的土壤，而是人工水耕熟化而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于田间经常灌水和定期干燥，土壤中有强烈的氧化还原作用，大量残根和不断施肥增加了有机质，形成了特有的形态、理化和生物特征。【4】加以辛勤劳动和技术提高，稻作农业上升为全国的主要农业。水稻生产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唐代的屯田生产中，留下了古代宝贵的种植不同作物需要多少人工的具体资料：“凡营稻一顷，将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豆一百九十六日，乌麻一百九十一日，麻四百八十九日，糜黍一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日，荞麦一百六十日。”【5】水稻生产所需人工是北方麦豆的数倍，由此也显示了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其产量也远远高于旱地作物。北方虽然也种植水稻，但并非精耕细作，工序简化：“北方稻田，不解插秧，惟务撒种”，【6】“其耘耔之劳，视江南十之一二耳。”【7】到了明朝，水稻生产跃居粮食生产的首位，如宋应星指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即小麦）、牟（即大麦）、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8】而南方是水稻主产区，尤以东南地区为发达：“吴中粳稻甲天下”，【9】从根本上决定了南方农业的主导地位。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在南宋时期，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更加成熟，粮食产量普遍提高。南宋人高斯德言：“及来浙间，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人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10】因此，南渡以后的宋政府“控浙右沃壤，稻粱之富甲天下，足厚养吾元元”。【11】除了“苏、湖熟，天下足”以外，还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12】例如苏州：“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吴中之农，专事人力，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13】到了明朝，这一经济重心地区更加巩固并扩大，从江苏苏州、浙江湖州扩大到整个东南地区，出现了“东南熟，天下足”之说【14】；进而向西延伸至湖南、湖北，又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15】
东南地区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高度统一，加以充分利用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后起优势”，即有北方人力资源、经验技术（如旱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输入，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并以强劲的势头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地区。有关数据前文已有论述，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二、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

经济发展条件是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导致差异的变化。与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得以充分利用相反，唐宋以来的北方自然环境趋向恶化。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经济重心所在，农田的开垦，人口的增多，作为燃料、建筑和手工业原料的林木，消耗的速度不断加快，森林面积日益减少。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的破坏过程可以分为四期：西周春秋战国为第一个时期，陕西中部和山西南部的森林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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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战国时受到破坏；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第二个时期，平原上基本上已经没有林区可言；隋唐是第三时期，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明清以来是第四个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以恢复的地步。【16】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宋朝的情况也应特别重视，宋神宗曾经指出：“方今天下，独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可以取足。”【17】所言的天下，应主要是指北宋版图内的北方，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大面积森林了。同时的沈括也说，由于制墨业的发展采伐消耗了大量松林，“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18】山东松林全部消失，自太行山至河南一带的北方松林也所存不多。
唐代关中地区已很少天然森林，唐玄宗开元时，关中“近山无巨材，求诸岚（今山西岚县北）、胜（今内蒙托克托西南）间”。【19】其至京师长安的生活燃料，也出现危机。唐代宗时，由于“京师苦樵薪乏”，京兆尹黎幹专门开挖了一条从南山谷口到京城的漕渠，以运输木材。【20】当时关中主要是些经济林木。关中地区盛产的竹子，又在宋太宗时因为连年征调，砍伐殆尽，“民间竹园率皆芜废”，皇帝甚至发出“为之奈何？”的感叹。【21】北宋的西北地区版图有限，最初只到秦州（今甘肃天水）。陕西路的秦、陇（今甘肃陇县）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森林茂密，宋初就成为京师开封的官私木材主要供应基地，意味着广大内地已没有充足可用的森林资源。宋仁宗时包拯说，陕西每年要向朝廷交纳“大料木植”79万余条，竹153万余竿。【22】朝廷因而专门在陕西设有发运竹木纲运的机构——竹木务。到了北宋中后期，秦陇地区的森林被砍伐得差不多了，所以宋神宗才有“独熙、河山林久在羌中”之说。陕北地区更是荒秃。宋真宗时的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等地，“绝少林木”。【23】又如环州（今甘肃环县）也不产林木，官方所需木材均仰仗外地。【24】金朝正隆年间营建汴京（今河南开封），负责工程的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25】又一次将关中深山林木搜刮一遍。
许多其他地区同样如此。如河北路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利城军铁冶在北宋前期得到开发，所需冶炼燃料取自附近山林，40年后“山林渐远”，采伐远处林木以及运输费用年年增多，铁产量因而大幅度下降。【26】边防设施的军事用材量也相当大，通常科配于民间。宋仁宗时，澶州（今河南濮阳）原本“地少木材”，为了满足官方的征求，人们被迫砍伐了三四十万棵桑树。【27】邻近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一片平沙旷野，唐朝就有“万沙无寸木”的诗句，宋朝仍是“地无尺木，沙如掌平”。【28】金朝时淮河、泗水之间的自然植被，更是惨不忍睹：“弥望无寸木，”以致于“鹊巢平地”！【29】至元代初年，华北平原东部空旷无林，元人有诗云：
京东千里平，孟冬如季春。寸草不蔽日，汗滴途中尘。异哉中州地，若与穷发邻。谁持种树书，遍授京东人？【30】
自然植被的稀少，已是赤地千里，严重地影响到气候异常。
明清情况进一步恶化。明人阎绳芳在《镇河楼记》中记述的山西祁县有关情况，就是典型例子：
东南麓台上下帻诸山，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徙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31】
林木被消灭后，山地丧失了涵养水份的功能，造成山洪频繁，并冲毁原有的水渠，直接导致经济衰败。明代青州的安丘（今山东安丘），“诸山则赭然童秃矣”，汶水北的风沙经常摧毁农田和作物，称为地方一害，“民奈何不凋敝也”！【32】在西北，森林的毁坏更加严重，嘉靖年间的甘肃庆阳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昔吾乡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麞、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居。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此又不可慨耶？嗟夫！岂尽皆天时，人事渐至哉！【33】
明前期原有栖息大型野生动物的深山老林，随着破坏性的开垦和砍伐，嘉靖时连狐、兔之类小动物可以生存的自然植被也稀缺了。元、明、清3代建都于北京，庞大的京城需要大量木材供应，加以气候变冷，燃料需求增多，周边的山林迅速减少。如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坐派易州（今河北易县）厂柴炭440余万斤，第二年即明宪宗成化元年增至650余万斤，成化二年又增至110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明孝宗弘治时猛增至4000余万斤！【34】森林被破坏的速度相应地与日俱增。至清代，直隶、山东等地已没有木材出产，【35】北方木材或林木危机日益严重。
明人有一段南北方人选用木材优劣的比较，颇有意味：
闽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椁必用楠木。北人不尽尔也，桑、柳、槐、松之类，南人无用之者，北人皆不择而取之。故梁栋多曲而不直，什物多窳而不致，坐是故耳。【36】
民间这种建筑材料、木器的差别，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更反映着北方林木的缺乏，不得不因陋就简。南方地区虽然面临着更大的人口压力，对林木的需求更多，但其水土气候有利于新的林木比较迅速地恢复，后果不像北方那么严重。
继天然林破坏之后，人工林也在减少。元代以来，由于木棉的普及发展，逐渐取代了桑蚕业。原有的大面积桑林或萎缩，或消失，北方平原丘陵地带更显得空旷萧条。而农垦的开发，又使草原植被缩小退化。
自然植被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沙漠化就是其一。汉唐盛世时在西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垦区和城市，至明清时基本上全被流沙侵吞。如敦煌石窟被沙漠包围，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随着植被破坏不断扩展。【37】内地情况也很糟糕，如清人俞森指出：“今河南、河北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尽成沙砾。”【38】北方地区实际的经济活动空间在日益缩小。而且既使气候干燥，更使水土流失严重。
这样，黄河的泥沙量愈来愈多，终于由利大于害变为害大于利。据记载，黄河大改道26次，其中从周定王五年（前602）到宋朝建立（960）的1500多年中，改道6次，其余的20次全部发生在宋代以降。重大改道6次，即史家所谓的“黄河六徙”，宋以前2次，即周定王五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自宋开始凡4次，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在二十四史中，也是从《宋史》中才有了“黄河自昔为中国患”的说法，而且是《宋史·河渠志》开篇的第一句话。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任伯雨因而说：“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元人也说：“虎牢迤东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为特甚”；【39】黄河“自开宝之后，溃溢愈甚”。【40】《宋史·河渠志》7卷，黄河占了3卷，《元史·河渠志》3卷，黄河占了2卷，《明史·河渠志》6卷，黄河也占2卷。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黄河泛滥频繁，危害的程度和范围愈来愈严重，黄河下游地区屡遭清洗，灾难深重。而且自宋以来尤其是金朝以来黄河夺淮人海以后，广大淮北地区也开始深受其害。“黄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今河南中牟）过项城（今河南项城南），入凤阳（今安徽凤阳西）而下，即洪武间河决孙家渡口之路也；一自开封兰阳（今河南兰考）至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经徐州（今江苏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间之路也；一自归德（今河南商丘南）过宿州（今安徽宿州）符离集，出宿迁（今江苏宿迁）而下，即今赵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来五百年，黄河入淮虽转徙不常，总之不出此三路”。【41】黄淮平原在黄河的肆虐下，社会经济陷入轮回。
铺天盖地而来的黄河浊流，将受灾地区生命财产毁坏一空。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河决曹村下埽，澶渊绝流，河南徙，又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凡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万，田三十万顷”；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黄河在河北决口，死亡人口多达100余万。【42】再以清代山东为例，以见黄河灾害愈演愈烈的严重性：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黄河第6次大改道前的212年间，山东洪灾38次，平均5．6年1次，累计成灾519县；大改道后的56年间，黄河由山东入海，直接遭受黄河水患，发生洪灾52次，平均1．1年1次，累计成灾966县。【43】
黄河除了水灾之患，还有治河之难。每年治理黄河，都需沿河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如元朝：“自龙门至于渤海，为埽岸以拒水者凡且百数，而薪刍之费，岁不下数百万缗，兵夫之役，岁不下千万。”【44】再以明代河南为例：“大河西来，自砥柱、析城（山）、王屋（山）东过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入开封之境，地平土疏，荡啮为灾。岁费埽卷以万计，民膏竭矣，河患依然……河南岁苦治河，而民之脂膏已竭。”【45】对经济发展的投入相应地大大减少。
每次黄河决溢，总是将大量泥沙淤积在泛区。直接后果是将河流、湖泊淤塞、淤浅，使水系紊乱，水源减少。唐宋以前黄河中下游的湖泊、沼泽地，大多被湮废而干涸，隋朝以来至北宋沟通南北的汴河也在金朝被湮废。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使泛区的地貌和土质发生变化，废弃的河道变成了沙丘，肥沃的农田变成了盐碱沙地。明嘉靖时总理河道周用说：“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垅亩……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46】清世宗同样说道：“豫省沿河各州县地方，自黄水漫溢之后，将纳粮地亩变成盐碱沙土者，比比皆是。”【47】一直到现在，豫东地区仍然多有不能种植或收成很少的盐碱沙地。清代山东德州至平原一带，“乃九河故道，地有积沙，遇风辄起”。【48】不仅难以种植，还形成风沙灾害。清人有记载：“渡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每月必有数次或数十次，甚至整月都是风沙天气。【49】
宋代以来的黄河变迁，给华北平原带来无穷的灾难，长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地区，开始不再是富庶的代名词，而成为黄泛区也即灾区的代名词。正是这一时期，其经济重心的地位开始丧失，随着明中后期河患的增加，遂至衰落。
自然植被破坏带来的又一严重恶果，就是旱灾更加频繁。旱灾是北方的主要自然灾害，北方地区原本是旱地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在自然植被良好、黄河利大于害的历史时期，情况相对较好，反之则旱灾剧增。综合竺可桢先生的统计，自西汉至唐代1113年间的旱灾，明确是北方的94地次，平均11．8年1地次；而自五代至清代的1004年间，明确是北方的518地次，平均1．9年1地次。【50】增加了5倍多。旱灾危害极为严酷，如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山西、河南发生的特大旱灾，导致1000万人死亡，“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51】
伴随着旱灾而来的是蝗灾。蝗灾是北方特有的灾害，南方的蝗灾都是北方波及所致。宋人程大昌说：“江南无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飞来也。”【52】明人徐光启同样指出：
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都（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都若此。若他方被灾，皆所延及与其传生者耳。略摭往牍，如《元史》：百年之间，所载灾伤路郡州县，几及四百。而西至秦、晋，称平阳（今山西临汾）、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华州（今陕西华县）各二，称陇（今陕西陇县）、陕（今河南灵宝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各一，称绛（今山西新降）、耀（今陕西耀县）、同（今陕西大荔）、陕、凤翔（今陕西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灵宝（今河南灵宝北）者各一。大江以南，称江、浙、龙兴（应指今江西南昌）、南康（今江西星子）、镇江（今江苏镇江）、丹徒（今江苏镇江）各一。合之二十有三，于四百为二十之一耳。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北上，至天启元年（1621）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而莫盛于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应泛指陕西边界），则关陕、邠岐之间，遍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江南人不识蝗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今江苏常州）。【53】
一般而言，凡是南方有蝗灾时，北方总是更严重。据邓云特（邓拓）先生统计，从周代至五代，约发生蝗灾135地次，其中秦代以来的1181年间约122地次，平均9．6年1地次；从宋代至清代的951年间，约发生蝗灾338地次，平均2．8年1地次。【54】频率增加了3倍多。每次蝗灾，往往禾稼一空，草木皆尽，饥荒踵至。如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55】明崇祯十三年（1640），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旱蝗，造成“人相食”的惨剧。【56】
其他如地质灾害等，宋以来也更突出。据国家地震局编《中国地震简目》统计，从公元前1177年到1899年，我国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37次，其中北方27次，南方10次；8级以上的强震8次，全发生在宋代以降，其中6次在北方：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的山西洪洞（指震中，下同），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陕西华县，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的山东莒县、郯城，康熙十三年（1674）的河北三河、平谷，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山西临汾，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的宁夏平罗、银川。【57】其中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以陕西华县为震中的大地震，为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今陕西渭南）、华州（今陕西华县）、朝邑（今陕西大荔西）、三原（今陕西三原）、蒲州（今山西永济西）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58】仅死亡就达83万人，伤者和财产损失则难以数计。经此大劫，陕西等地灾区需数十年才能恢复元气。
自然环境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唐宋以来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后果。在经济地理学中叫作消聚性衰退，即经济活动出现过度的聚集，造成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减少。这就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其既不能全面发展，更谈不上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继续承载经济重心的地位，既促使了经济重心南移，又使之难以重振雄风，走向衰落。

三、社会基本生产力的衰弱

无论自然条件是否均质相同，地域经济差异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地域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劳动力利用其他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人口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基本消费力。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布局、购买力强弱、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北方地区长期是人口重心，唐代以来发生变化，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几乎同步，既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标志。
1．人口的大量南迁
直接关系人口分布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唐宋时期北方人口的南迁。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因战争等天灾人祸导致北方流民大规模涌向南方的浪潮，其意义仿佛北方向南方输血。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第二次是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是在关键时期的关键浪潮，导致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59】仅吴县（今江苏苏州）的北方人口就占了当地居民的1／3。【60】李白说中唐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1】又如韦庄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62】贾岛言南康（今江西南康）“版籍多迁客”等，【63】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唐后期及五代时期，北方战乱更频繁，每次大战乱都造成一批北方人口南迁，从而削弱了北方的经济发展能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贡献减小，在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被视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主要方面之一。【64】
北宋末期，随着北方战事的增多、剥削的加剧，已出现“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的动向。【65】及至金兵南下，遂爆发了第三次也是古代最大一轮人口南移高潮：“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66】如临安（今浙江杭州）是朝廷南渡的终点和移民中心，“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67】北方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土著居民，而且以以往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经验，重新确立了富贵地位。连北宋人一向视为畏途的广西，“渡江以来，北客避地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68】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两点。其一，这些南迁的北方人口，多是熟练劳动力和文化素质高的士家大族，如金陵（今江苏南京）在南宋建炎初经过战乱，“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今河南开封）、洛力能远迁的巨族仕家”。【69】明人邱濬也曾指出：“海内氏族，所谓故家乔木者，皆自中州来。”【70】其二，以“力能远迁的巨族仕家”为主的北方移民，必然携带巨额资金和动产南下，为南方社会经济输入了大量资金。据吴松弟先生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71】他们在大量充实了南方人口的同时，对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这500万左右的北方人移至南方，在统计学上显示的就是北南方人口相差1000万，从而使得北南经济的天平倾斜，经济重心南移遂成定局。明代徐贞明曾作过总结，指出：
及五胡之乱，中原生齿渐耗，从晋室而东徙者，谓之侨人，久则安其土而乐其生。西北民散，而东南利兴，非细故也。即如东南之饶，三吴称最。在《禹贡》，扬州之域，厥土涂泥，厥田下下而已。汉之时，亦一泽国耳。惟晋室既东，民日聚而利漸兴，然其财赋，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时，钱鏐窃据以称饶，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则民益聚，利益兴，而财赋遂甲于天下矣（徐光启注：靖康之乱，北人南来者更多）。尝考宋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懋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余力。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以资中兴。由此观之，则宋室方南之时，东南尚有旷弃之地。【72】
由此可看到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密切关系，也进一步证实了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结论。我们不能说北方移民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地人民毕竟是社会生产的主力，但可以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元代初年，蒙古铁骑再次逼迫北方人南迁避难，“昔江南平，中土人南走，若水趋下”。【73】这时的人口流动浪潮，除了逃难的传统原因外，更多了一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经济动机，也即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如元初的郑思肖言：“鞑人绝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74】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崔彧报告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75】元中期的张养浩言：“凡游宦于江之南者，无曰岁久与否，往往利其庶饶，辄恋嫪忘归。”【76】这是经济重心南移后，移民性质发生的一个新变化。北方不良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经济，是导致人口迁出的推力。
与此相应的是，北方每经一次战乱，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人口或被杀戮，或流亡南方，往往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况。如安史之乱以后，“东周（今河南洛阳）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达于徐方（今江苏徐州一带），北自覃怀（今河南沁阳），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77】两宋之际，金人“纵兵四掠，东及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西至曹（今山东定陶西南）、濮（今山东鄄城北）、兖（今山东兖州）、郓（今山东东平），南至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汝（今河南临汝）、颍（今安徽阜阳），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78】蒙古国时期的成吉思汗八年（1213）至九年，蒙军“凡破金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79】元末明初推翻蒙古统治的战争，使从河南开封到河北之间几乎成为无人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80】明末清初50年战乱，造成“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81】据有关学者统计，隋以来，我国共发生战役543例，其中北方429例，占79％；南方114例，占21％。【82】北方战事远多于南方。北方社会经济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战争中被清洗、摧毁。在一定程度上说，北方的经济重心是被战乱驱赶到东南地区的。
2．文化水平的落后
宋代以来，北方人口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所谓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在人口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便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人口质量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从人的生物性而言，人口质量表现为身体素质即体格。在这方面，北方占有优势。宋人曾分析指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此士大夫咸知之也。”【83】南宋初吕颐浩也云：“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84】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北方人体魄高大健壮，气勇劲悍。如宋代的河东路即现在的山西，居民“天性劲勇，耐辛苦”；【85】京东路徐州（今江苏徐州）“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86】又如清代陕西，“人材壮健，强勇者多”等，【87】都是具体的说明。而南方相对弱些，“东南民素柔脆。”【88】在社会生产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北方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的社会性而言，人口质量表现为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投入，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作用便突出出来。北宋中后期，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个体体力的不足由人数弥补，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化水平也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为了便于量化说明问题，比较系统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统计正史列传人物的地域分布，因为可视为各地人口素质的代表。史念海先生根据两《唐书》列传统计，有确切籍贯者1868人，北方地区共1582人，占总数的85％；南方地区286人，占总数的15％。【89】北方居绝对的优势。笔者据《宋史》列传也作了统计，入传的人物（不含连北方还是南方人都不清楚者）2213人，北方1030人，占46．5％；南方1183人，占53．5％。南方比例超过了北方。由于宋代分北宋、南宋，南宋时期只是南方领土，如此笼统的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为了便于对比，只能以北宋一朝为准。北宋朝入传的人物1484人，北方906人，占61％；南方578人。占39％。则北宋时北方仍有较大的优势。
北宋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又将北宋入传的官员（指正传和《循吏传》）1058人分为3个时期统计，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轨迹。北宋前期，北方278人，占84．5％，仅比唐代的85％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南方51人，占15．5％，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北宋中期，北方274人，占63．9％，南方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后期，北方121人，占40．3％，南方179人，占59．7％。【90】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在北宋后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我们看到的具体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如河北“人性质厚少文”，【91】宋神宗也认为“河北人愚”；【92】陕西边防地区“其人劲悍而质木”；【93】京东地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94】而同时的南方人则以聪颖灵巧著称。北宋后期的京东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补之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95】表现在智力上，就是头脑灵活机敏：“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实。【96】北宋中期的江西人吴孝宗从历史角度，指出了这一巨大变迁：“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97】他以亲身的观感，指出了东南地区文化从宋代开始盛况空前，一举改变了不能与中原相比的落后状况。如两浙明州（今浙江宁波）：“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98】福建也是如此：“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99】北宋后期的苏辙所说，则是民间文化程度的南北对比：“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100】南宋的叶适甚至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01】虽不免夸张，至少道出了南方文化的欣欣向荣气象。
南方文化在宋代的兴起及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文化的基本格局，影响深远。明人也是这种看法，现举几例如下：
吾吉（今江西吉安）自有宋逮今，贤才辈出。【102】
四明（今浙江宁波）自宋以来，衣冠之家，栋宇相望。【103】
自宋以来，江东文学之盛，首称金华（今浙江金华）。【104】
吾邦（指今江西广昌）自宋以来，号称多士。【105】
今之茶陵州（今湖南茶陵），自宋以来多显者。【106】
自北宋后期以来，南方尤其是东南文化一直稳居鳌首，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优于北方。元代官办地方学校多在南方，许有壬说：“天朝龙兴，列圣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学，独县治之附所属者，其为学则不一。在江南则建设毕备，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两有，而况于州乎？”【107】明代地方学校的基本格局与元朝类似，洪武二十年（1387），即“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108】从明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间，共产生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南方有215人，占总数的88％，北方仅有29人，占总数的12％。【109】清初的王夫之言：“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雍）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110】顾炎武又言：“北方之人，鲜能识字。”【111】北南方地区文化、思想、道德境界等素质的差距愈来愈大。
3．思想观念的陈旧
北方人口思想观念的落后，集中地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固守土地，专务农业。南宋时，生长于京东济南、仕宦于南方的辛弃疾曾作过对比：
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112】
他看到北方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市场较少发生联系，重农轻商；南方则多是商业社会，重商轻农。《宋史·地理志》言陕西“其民恭农桑，好稼穑”，京东路“勤耕紝”，河东路“勤农织之事业”等，就是具体的说明。明人马文升也指出：“北方之民，别无恒产，止是种田。”【113】
片面重农的观念与实践，逐渐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影响着北方商品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发展，清代甘肃就是如此：“盖因地瘠民贫，一切费用皆仰给于所收之粮，有不得不粜之势，迨至争欲粜卖，价值平贱，所得无几。是以丰收之年，转受粮贱之累，名为熟荒。”【114】即使在丰收之年，由于粮食是家庭惟一的收入来源，争相投入市场换取钱物，造成谷贱伤农，增产而不增收。明清时期的山西晋商虽名扬天下，但只是个别的情况，多数“山西之民，别无他业，惟资田亩”。【115】典型如晋东北的广灵县，居民专务农业，“又其性恋土怀乡，不能牵车服贾。凡俯仰、交际、租税之费，皆取给于田，年丰每亩不过数斗。居民生长山谷间，自不能睹奇技淫巧，故工匠颇拙，亦无他端杂艺，妇女不习纺织。致富之术，目无一焉”。【116】山西中西部的隰州（今山西隰县）地瘠水少，农业的资源贫乏，潜力有限，但“人既不为商贾，地亦别无生产，所望惟夏秋两收。八口赖之，正供赖之，何怪夫民间之十室九空乎？”【117】环境的闭塞及主要是观念的陈腐，一味从事第一产业的简单劳动，使之除了农业之外想不到其他任何发展经济的出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创造不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使单就农业而言，在实用新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多有欠缺，经济形势只能是每况愈下。社会经济发展到明清时代，早已超出了单一农业、以农为主的旧生产方式，在土地上固步自封，本身就是保守的不明智表现。
如果说在深山僻壤、交通不便的地区，上述情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平原沃土和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主要就是人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问题了。陕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明代同官（今陕西铜川西北）：“同民专务稼穑，不事纺织，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118】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向皇帝报告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臣近加体察，民间耕读相半，素鲜盖藏，殷实之户，十不得一。缘其平时所恃，不过农田”。【119】当地是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但只靠农业在当时并未能致富。再如河南：“豫省民俗，素称淳朴，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于地之所产。”【120】如鹿邑“务农业，故耻商贾”；【121】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河内（今河南沁阳）“力耕桑而鄙贩鬻”；【122】滑县“滑民全无逐末……工匠拙朴”。【123】河北如河北保定府深泽县：“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少富室而鲜狙狯。”【124】永平府的滦州（今河北滦县）、乐亭，“独称平沃，民亦明农……然不知习水利，旱潦悉听之天。平岁惟为下农，丰稔不知积蓄，故贵贱不得其平。稍饥馑，则流亡，至岁平招之复业，其俗之不改如故。如南方钜富鲜矣”。而且“工艺寡，即以工名，亦不称精巧”。【125】此地有着肥沃的土地，又位于渤海之滨，既能够发展农业，又可以依靠大海从事多种经济活动。实际情况却是农业以外，并无他长，即使农业也是粗放经营的“下农”，加以不善调节经营，稍有灾荒便流离失所，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片面重农必导致鄙视商业、拙于手工业，形成封闭的经济，其活力与发展无从谈起。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很少传统的包袱，观念新，思想解放，以商品经济为龙头，各业并举，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早在宋代，南方人就富于进取心和求知欲望，勇于标新立异，如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126】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则是汲汲于财利，如两浙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127】用尽心机地大胆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改进。如其首善之地的杭州人即“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128】不少优秀人才投身于工商业中，南方的士子“狃于厚利”，甚至不惜违法贩卖私盐。【129】淮南路“人性轻扬，善商贾，鄽里饶富，多高赀之家”。【130】重商观念浓重，因而生活富裕，多富豪巨室。元人也说：“淮南之俗，喜负贩以牟市利，虽公卿大族，犹或然也。”【131】又说福建泉州：“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132】明代徐光启又从人口角度，指出了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为末富、奸富者多矣。”【133】有限的土地无法载负众多的人口，单靠农业已无法继续发展，必须脱离土地另谋出路，向商业、服务业等方面发展，增添了社会经济的活力。
在消费观念方面，北南方也是大不相同。人口既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基本消费力。一般说来，人口多少，决定着消费量的大小，而消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生产量。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使人口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差别较大。就官方而言，北方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消费量大于南方。就民间而言，突出地表现在南方人口偏重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北方人口偏重于积蓄。
早在司马迁时代，这一习俗就已闻名了：沂、泗水以北“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梁、宋地区“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而吴、越地区人民“无积聚而多贫”。【134】一直到清代，北方消费少而藏蓄多的传统都没有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然环境因素。北方土厚水深，气候干燥，能够长期储存粮食，而南方相反。清人言：“河北五省，风气高燥，仓谷数年不坏，存七粜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气卑湿，通行存七粜三，则南方数省每至数年，必有数百万石霉烂发变之谷。”【135】南方潮湿暑热的环境难以长期贮存大批粮食。再者，北方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必须有一定的储备以度饥荒。关键在于消费观念方面与习俗。如宋代两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追求饮食的口福之乐；四川：“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爱好旅游、音乐和逛市场，大胆消费；北方则以河东即后来的山西最为典型：“多藏蓄，其靳啬尤甚。”【136】明代王士性也说：“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137】如此刻薄自身，生活简单，纵有家产万贯，很少投入消费市场，对山西内需的拉动和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明代张瀚言：“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138】又如清代的山东：“齐俗俭朴，衣服不尚华丽，无论贫富，率服大布之衣，”即使极富贵之家，也很少穿着绸缎等中高档服装。【139】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在一道上谕中，对此作了比较和评论：
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140】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解读这位封建皇帝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北方人生活俭约，消费力弱，财富多积沉；南方人追求欢乐，消费结构是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力强，财富多流通，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促进力。
4．精神萎靡与懒惰问题
劳动是发展生产的惟一源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的劳动，即是否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二是如何劳动，即是否改进发展生产资料。可悲的是，明清时期北方人普遍生成了严重的惰性，不思进取，随遇而安。有关记载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明朝谢肇淛言：“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141】
明朝的《教民榜文》曾特别指出：“河南、山东农民中，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142】
沈德符说，如果兴修北方农田水利，“则军国所需，不必取给东南。明旨再三申嘱，徒付空虛。盖北人滞执偏见，难以理喻如此！”【143】
还有明人认为：“北方民游惰好闲，惮于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144】
徐贞明言：“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劳。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习，卒而驱之，宜有未从者。然彼之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则一亩之入，倍于数亩，而旱潦可以无忧。”【145】
乾隆初清高宗也说：“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尚多不谙，北人率置不讲……至北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是以一谷不登，即资赈济，斯岂久安长治之道！其应如何劝戒百姓，或延访南人之习农者以教导之。”【146】
雍正时清世宗言：“但虑北地民人，性拙习懒，不善制造器具，不乐服役劳瘁。”【147】
这是面向北方大部分地区而言，具体到各地，有关议论评价更多。试举几例如下。
河北。沈德符载：“京师人多懒而谗。”【148】谢肇淛言，北京是商业宝地，然而本地人并未利用这一优势，经商者“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

有关污辱中国历史的故事

不虚也。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149】又如河间府的水稻生产十分简单，“其耘耔之劳，视江南十之一二耳”；“大抵瀛人性拙而志惰……此地有遗利、民有余力，而困乏相仍也”。【150】
河南。王士性言，中州“地广人稀，真惰农也”。【151】清世宗说：“豫省之民，向称懒惰偷安。”【152】雍正初河南巡抚石文焯言：“河南人拙耕种，全望雨泽，不能如别省之设法取水。”【153】如鹿邑“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154】
山西。陆深言：“予行三晋诸山间，尝欲命绿水之地，聚诸乱石，仿闽越间作滩，自源而下，审地高低，以为疏密，则晋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晋人简惰，亦复不知所事，甚为可恨！”【155】清代如隰州（今山西隰县），“人不娴伎巧，五谷六畜之外，一无所有”。【156】所属蒲县“专务耕耘，不习工匠……更可怜者，男不商贾，女不纺织，虽缕线尺布，皆取给于市，何其愚惰若是欤！”【157】
山东。明代以东平州为例：“士廉而朴，不习进趣；民质而惰，不善盖藏。”【158】又如东昌府武城：“民之生于兹者，又多游惰，不谙治生之术，全赖谷土，谷土实不足以赡之，加之水旱相仍，荒馑荐臻。”【159】清代曹州（今山东菏泽）比较典型：“曹土浮薄，民间务农。不勤粪力，视江浙仅六之一。”【160】
陕西。顾炎武言：“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161】朱寿朋言，光绪末，“惟有陕西民智锢蔽，工皆朴僿，器鲜奇新，每以本地产生之财，资外人制作之料……己所有者，一一流于外；己所无者，物物求诸人，一出入间，耗失非细。固民之性质钝，亦官之教督疏也……陕西不惟民智未开，即官智亦待启！”【162】
黑龙江。主要体现在官方驻军：“江省风俗素朴，嗜酒之外，饮馔极菲。然性颛愚，不知计算，又习于游惰，稍近劳力之役，辄避不前。有与言开垦之利，足饶俸饷者，则答以库存二百余万，何忧？盖指咸丰以来欠发额饷之数。其愚至此！”【163】
如此众口一词，都在指责北方人懒惰苟且，拙笨愚昧，顽冥不化，所以其经济落后，是咎由自取。尽管其中不排除含有阶级偏见和地域偏见，言有夸张，但对此重大现象，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这些记载基本属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广大北方人消磨掉了昔日勤奋习性，精神萎靡不振，以绝望的心态面对穷困的经济状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产，不是穷则思变，而是听天由命，丧失了信心和再开发能力：“内则关陕、襄邓，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弃而荒之……与语开垦播植之事，则疑骇而弗信。”【164】不仅“人穷志短”，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即使想改变命运时也懵然找不到途径。在农田水利建设落后，农业衰弱的背景下，既无开展副业、手工业的技术，更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低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应该说，人口素质的下降是明清北方社会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南方则是另一种情形，须刮目相看。如明代杭州，习俗“儇巧繁华，恶拘捡而乐旷游……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165】既追求享受，又勤奋生产，或者说为了享受而努力劳动挣钱，正是生活的本能需求，促进其不断追求高质量的经济活动，这是经济发展的最佳形态。
其二，与北方耕作方式有一定关系。土广人稀的北方，长期实行粗放耕作，本意通过广种而博收，实际结果却是广种薄收。清乾隆年间尹会一指出：
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为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166】
他的见解无疑深入了一步，认为北方农业的落后不完全是人的懒惰和土地的瘠薄，与落后的耕作方式有密切关系，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过大，有限的人力物力不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清人还指出：“西北业农圃者，视东南为拙，非人不尽力，亦地实限之。”【167】说得也是这个道理。有日本学者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南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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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与南方的小规模集约经营不同，北方农业的特征是采用畜力耕作的大规模经营。”【168】所谓的大规模经营，实际上就是粗放耕作。明代徐光启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北之治田，独有田者安于故习耳，其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哉！盖其劳不下南人，而淡泊过之。”【169】广大佃农是勤劳的，辛苦力作不次于南方人，但由于土地所有权不是自己的，所以对发展农业、加大投入不大关心。正如尹会一所说的那样：“是以小农自耕己地，种少而常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170】那些“走西口”、“闯关东”的农民，“皆系北五省不守本分之人”，【171】“男耕妇鑉，俱极勤劳”，【172】以辛勤的劳动开发出一片新天地，哪里还能看到一点懒惰的影子呢？原因就在于摆脱了内地腐朽僵化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重新焕发出生产积极性。清乾隆时的赵青黎则指出了广种薄收的原因：“西北佃田，广种薄收，人以顷计。所以然者，以水潦难齐，而工本恐弃于无用也。”【173】由于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保障，水旱灾害时常发生，对土地的投入很可能难以收回应有的产出，甚至赔本，没有效益的勤劳自然不愿意付出，所以只好粗放耕作。缺乏经济动力，更谈不上经济活力。
第三，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一定关系。正如赵青黎指出的那样，粗放耕作是因为“水潦难齐”。北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直是明清有识之士关注呼吁的话题，普遍认为这是北方经济兴衰的直接原因。清人刘献廷即言：
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余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174】
北方经济的发达是因为“水利修”，历经战乱使水利设施破坏，加以黄河改道泛滥，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非但不能利用，反而为患。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是政府行为，农民自身没有这种权威和能力。政府对此不是不重视，也作了许多努力，但困难重重，或浅尝辄止，或效益有限，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水利问题，扭转落后局面。这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大地主的阻碍有直接关系，后文再论。

四、生产关系的倒退

生产是社会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影响着各地生产的发展。北宋时期，主户与客户，即地主、自耕农与佃农的关系，典型地代表着生产关系状况。据各地区主、客户比例及变化的统计，我们看到，宋神宗朝，北方客户占总户数的32．2％，南方客户占总户数的35．4％。【175】辛弃疾所说的“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176】即证明北方地区的自耕农多，南方兼并激烈，佃农较多。北宋时北方的生产关系相对宽松，这是北宋北方经济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真人灭掉北宋，占有中原后，刚从奴隶制演变到封建制，将其原有的落后生产关系带到北中国，推广残余的奴隶制。如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辛未，金左副元帅宗维“命诸路州县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罢。籍客户拘之入宫，至次年春，尽以铁索锁之云中（今山西大同），于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立价卖之，余者驱之鞑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国、室韦、高丽之域者”。【177】北方的客户，顷刻间变成了奴隶。金代的奴隶以战争掠夺的人口为主，还有一重要来源是债务奴。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元帅府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偿之。”【178】债务奴隶制由此得以在中原合法地发展。金代仅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以及迭刺、唐古二部五乣占有的奴婢口，就有1391856人。【179】这些奴婢完全是奴隶，为主人从事家内劳动和农业、手工业生产，可以被当作物品、牲口一样赏赐转让。如明昌元年（]190），金章宗即向丰、郓、瀛、沂4王府各賜奴婢700人。【180】）金世宗时检括猛安谋克户财产，大臣们说：“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181】足见占有奴隶的数量，标志着猛安谋克财富的多少。生产关系的倒退，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由此放慢。金世宗以降，女真的奴隶占有制才逐渐衰落。【182】
另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像金朝一样，带来野蛮落后的奴隶制，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征服战争中掳掠的人口变为驱口，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奴隶。陶宗仪载：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则摽拨随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无罪恶，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183】
一旦沦为驱口，即终身、世代为奴，而且身份低贱到与牛马无异，其生产积极性之低是可想而知的。窝阔台汗六年（1234），“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184】其时刚刚灭金，所占领土主要是北方，北方的生产关系由此急剧恶化，近半数的人口沦为征服者的奴隶。以后虽有放奴为良的举措，但驱口始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约有1000多万，【185】由于王公大臣的封地主要位于北方，所以北方驱口的数量多于南方。元成宗时郑介夫奏：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有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极为可怜”。【186】奴隶市场的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罕见的，是元代北方奴隶制兴盛的证例。
元代还有大量的投下户，即贵族封地上的依附农，身份低于自耕农。他们除了向政府交纳赋税外，还须向领主交纳“五户丝”。据《元史》卷95《食货志》3所载统计，王公所封的五户丝351135户，全在北方。这并不意味着投下户都在北方，但至少可以说明北方多于南方。
明代北方生产关系的恶化，主要表现在以皇室、权贵为主的官僚地主霸占了大量土地，以统治集团集中的河北最典型。明宪宗成化末，畿辅皇庄有12800余顷，勋戚、中官庄33100余顷。【187】凡45900余顷。明武宗正德年间，河北的皇庄增至300余所，致使“畿内大扰”！【188】其具体数字，据正德十六年（1521）“往顺天各府查勘各庄土田”，共20万余顷。【189】发展到明世宗时，“畿内土地，半成庄田”！【190】也即河北农民大多成为皇庄等庄田上的佃农。明宪宗成化年间，蒋琬上书指出：大同（今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的边塞地区，“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要家，细民失业”。【191】明后期的藩庄不下2000万亩，清初仅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甘肃以及湖南、湖北就有更名田166000余顷，【192】说明藩庄主要集中在北方。失去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甚至不得不卖身为奴。据说万历年间的山东，买一条狗的价钱超过买一个年轻奴隶的价钱。【193】
皇室等统治集团带头兼并土地，不仅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更深远的恶果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无法实施。明万历时，力主“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的徐贞明，曾获得实施的机会和权力，以垦田使的职务负责兴修河北水利，凡垦田39000余亩。但到了要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治理滹沱河附近的农田水利时，遭到御史王之栋的弹劾，声称：“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财扰民。”明神宗听信谗言，居然要向徐贞明问罪。申时行遂上书言：“垦田兴利谓之害民，议甚舛。顾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闲，惮于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归于业户，隶于有司，则己利尽失，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势，体家人情，沙碱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应用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谋国长策耳。”经此解释，徐贞明虽得以免除罪名，但“水田事终罢”。【194】兴修水利于国于民都有大利，只是因损害了官僚地主的短浅小利而受到阻碍，“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竟功败垂成；以京畿地区为主的华北，多是官僚地主的田产，他们还担心一旦北方农业发达起来，朝廷会减少东南漕运，摊派漕粮于北方，损害自己的利益：“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195】故而当徐贞明提出“西北有一石之人，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后，深有感触的徐光启就惊恐地说：“此条西北人所讳也，慎弗言！慎弗言！”【196】势力强大而腐败的官僚地主，是北方水利事业发展的反动力量和北方农业落后的主要因素。
清军人关后至康熙八年（1669），统治者在以北京为中心的方圆500里内开展了持续25年的圈地运动，圈占土地153467顷，顺天府（今北京）82．2％的土地被圈占。【197】土地关系极度紧张。国有土地也多在北方。如内务府庄田5748顷，都在盛京、直隶，【198】宗室庄田13338顷，全在直隶。【199】据有关专家估计，北方自耕农约占人口的55～60％，佃农约占24～30％；南方自耕农约占人口的35～40％，佃农约占35～45％。【200】这是北方优于南方之处，但北方的租佃关系却落后于南方：“北方佃种人田，有主仆之分，南方则否”：【201】“北方田主，鱼肉佃户，有百倍于奴隶。”【202】这种接近于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也是北方农业难以发展的一个因素。

五、劳役的沉重

古代赋役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剥削的基本形式，也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和基础。沉重的赋役负担，历来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常规的社会灾难。由于幅员辽阔，北南各地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距，赋役负担的强度各不相同。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相比赋役并重，其中尤以劳役负担更重。由于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所以有必要重点论述。
1．北方役重的事实
之所以说北方劳役沉重，是与南方相比而言的，从这点出发，比较的时代就应当是统一的朝代。否则，在分裂割据时代，各政权劳役体制不一，传世史料不均，加以政治经济状况不同，难以比较并得到明确的认识。所以就从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开始。
众所周知，秦朝以最为剧烈的徭役张扬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悍。广建宫殿，修筑长城，营造陵墓，开铺驰道以及戍边征战，残酷地役使广大劳动人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03】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如秦始皇陵刑徒墓出土的陶文中，记载有明确籍贯者18人：东武（今山东武城西北）6人，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南）2人，杨氏（今河北宁晋附近）3人，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邹（今山东邹县东南）、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訾（今河南巩县西南）各1人，赣榆（今江苏赣榆）1人。【204】赣榆与今山东接壤，在淮水以北，因此这18人全属北方。另外，从以下几点，还可以推论服役者主要是北方人民。其一，秦朝兴起于西北，所吞并的六国，除楚国外，皆在北方，这就是说，统一前后的秦朝以北方地区为基本统治区，北方是其赋役的主要来源。其二，所兴建的种种工程，绝大多数在北方，应是就近调集劳动力。秦代虽无全国户口数字传世，但从后代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北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南方尚地旷人稀，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劳力千里迢迢服役于北方。而在北方戍边或作战的部队，单纯考虑到战斗力而言，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服水土气候的南方人。其三，大兴徭役，引起相关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205】除吴、郢之外，其余5地皆在北方中原，可以说明北方徭役最重，涉及地区最广。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徭役虽不及秦朝那么繁重，但绝不轻松。对秦朝情况的推断同样可用于汉代，北方地区仍是赋役并重，并有史料可以证实。如桓帝初，有一首盛传的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其背景是：“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人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206】由此可知，服役出征的主要是麦产区，而麦产区主要在北方。在此之前的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一道诏书披露说：“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207】其实整个北方边疆地区都经常承担着众剧的边役。又如京兆府的长陵（今陕西泾阳东南），由于“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原有5万户，至后汉灵帝光和中，逃亡流散仅余下不足4千户。【208】汉代黄河决溢频繁，治河之工，自然是沿河地区人民，仅汉成帝鸿嘉年间，沿黄河治河吏卒每年即3万以上。【209】
历史上第二次大征徭役扰乱天下的是隋炀帝时代，受害最严重地区还在北方。如大业元年（605）为开通济渠，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大业三年为开通驰道凿通太行山，调发河北10余郡丁男；大业四年为开永济渠，调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而且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五年西征，“自西京（今陕西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大业七年征高丽，东部地区横遭摧残：“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今辽宁锦州一带）、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率先起义，以该郡长白山为据点，“避役者多往归之”。【210】从此拉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211】在北方掀起、以北方为主要战区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有力证明了北方地区的徭役之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导致社会大崩溃。
接受隋朝灭亡教训的唐代，开创了中国古代鼎盛局面。繁荣强大的唐朝建立在向人民征调赋役基础之上。即使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时，北方人民也避免不了徭役百出的命运，而且以京师所在的关中最突出。如贞观时有人上书投诉道：“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今河南沁阳）、洛（今河南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贞观十三年（639）魏征指责道：“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212】连年的劳役，人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的一道赦书也承认：“京畿近辅，百役所出……异于诸州。”【213】唐高宗时，陕州甚至经常调发妇女修路，“顷年妇人役修平道路，盖其常也”。【214】连妇女也常年承担重体力劳役，男子服役之多之重，便可想而知了。到了战乱或多事年代，人民的徭役负担越发沉重。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的南郊赦文即载道：“自凶蘖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仅京城诸司和京兆府常规的征调人力，每月即多达84058人。【215】武则天时陈子昂上书云：“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216】北方的丁男一半被调至边防服役。唐代徭役以北方为重，集中在关中，还有明确的对比史料可以证明。如唐太宗时，高季辅言：“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217】所谓关、河，即关内及河南、河北诸道，当时正是唐代的经济重心所在地。而南方经济、人口虽然迅速增长，徭役相比北方而言还是不多的。至少没有边防劳役，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江南西道宣州刺史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218】这是史书中首次出现的北南方劳役量对比的直接史料。
北方役重、南方役轻的现象，到了北宋更加明显。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曾询问荆湖路转运使：“荆湖累年丰稔，又无徭役，民间苏否？”【219】可知荆湖路没有徭役或不常有徭役。宋仁宗时有官员言：“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220】元丰年间，宋神宗派使臣整治楚州（今江苏淮安）新河，临行前当面叮咛道：“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朕爱惜兵民。”【221】而在北方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朝廷仿佛换了一副心肠，不再抑或无法爱惜民力了。宋神宗时河东调夫30万建筑边防城寨，按户等配征，辽州（今山西左权）上户至有配夫434人者，即使贫弱的下户也配至16人，远远超过了民户的实际承受能力。【222】陕西向前线运送军粮，大肆征发民夫。以至于延州（今陕西延安）诸县“丁夫发尽，已差及妇女”。【223】乡兵之役，也以北方为重，南方为轻。如宋神宗时实行的保甲法，重点即北方：“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惟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224】也即其他路——除了京西、全是南方的保甲不必参加训练。宋代边患频繁，而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边防要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种徭役最重。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侍御史王岩叟特别指出“三路常受天下之弊”，举例说：“初刺强丁或义勇，非百姓之乐也，而三路当之；后变义勇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当之。大兵西讨，深人绝境，陕西、河东之民身亡家破，室庐为空，而诸路不预也……夫以天下之大，不能无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常在于三路。”【225】各种劳役不但消耗了西北大部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甚至还吞噬了大批生命。仅宋太宗时的对西夏灵州（今宁夏灵武南）之役，陕西百姓随军运送粮草而死亡者，就多达10余万人！【226】
大一统的元朝，各种制度多有北南差别，赋役方面，“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227】北方税粮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制按地亩征收夏秋二税。可知在北方更强调对身丁的控制，北方役法之重一如既往。许多民户因不堪重役，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南方地区。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报告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228】如此众多的北方人民流亡南方，原因显然是南方赋役负担相对宽松。至元二十八年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229】可知南方各种徭役一度比南宋时还轻。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平章政事约苏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俱无与，”因令富民岁收租5万石者质1子为军。但数年后元仁宗即位，遂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诛杀了约苏。【230】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开黄河故道，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13路民夫15万人，【231】民夫不堪重役而举起造反大旗，遂成为元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历史进入明代，北方徭役有增无减。如河南省地处中原，“路当冲繁，差役比各省独重，而修河之费，又他省所无”。仅治理黄河一项，常调动数十万民夫。万历三十一年（1603）修河之役，两岸聚集30余万民夫，先后疫死者10余万人。【232】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滨海，御寇者有斥堠巡司之役；河人济尝决为患，有堤障之役；漕河资于百泉，有堰埭启闭浚治之役；东南舟车之络绎达于京师，有传舍津涂之役；京师百官六军以至边关仰给，有输挽之役；六宫薪木有供亿之役，监驷废而有孽牧之役……户口日耗而役日繁！”【233】已成恶性循环。明代马政以民间养马为基础，而“江北民以便水草”，洪武六年（1373）要求1户养1匹，洪武二十三年改为5户养1匹，江南却是11户养1匹。【234】北方养马之役比南方重出1倍多，常因马死而倾家荡产。对此，明代的有识之士深有感触，多有对比。试举几例如下。
然江南之役，恒以十年或以五年，甚则二三其年，休之日多，而役之日少。识治君子且蹙其容曰：“江南之民力竭矣！”今山东之役……盖无一年不受役者，民无息肩之期，民力之竭，何如哉？且此外有养马之役，有大户之役，又有不时借募之役，民力之竭，又何如哉？【235】
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36】
世谓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237】
第一条言论，针对“江南之民力竭矣”而发，指出山东之役远重于江南，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后二条言论更是直接的对比，正式明确提出北方重于役，南方重于赋。实际上据田培栋先生的研究，明代北方五省赋役并重，总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238】
清代赋役分布的地域差异，沿袭明代并进一步深化。“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239】嘉庆十八年（1313）姚文田言：“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240】光绪五年（1879）阎敬铭言：“差徭累民实甚，北省悉然，山、陕尤重。”【241】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申诉道：“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因请求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242】劳役是当地人民最主要的负担，北方各地莫不如此。仅举挨门户轮流承担的“门差”一例，即可见一斑。雍正时“北五省文武衙门，每晚各派更夫三四十名不等，又茶夫、灯夫、火夫，一月一轮，或十数名，或八九名不等。凡各官出入需用杠夫，多至百余名。皆挨户输当，城市乡村，无一得免，曰门差”。【243】粗看起来数量并不多，但各级各类衙门加在一起，每年役使人夫数量相当巨大。在南方地区，差徭多是雇役，不必亲身应役，境况相对好些：“南中多系雇役，与西北情形不同”，【244】即是证据。
2．北方役重的意义
上文我们概述了8个统一朝代劳役分布不均现象，愈往后可以愈清楚地看到北方地区役重这一特征。
在此，有必要说明另一种情况。从前文可以看到，唐代以前，并无直接的北南对比即南方役轻、北方役重的史料。这并不意味着役重是全国性的，北南相同。恰恰相反，而是表明南方广大地区没有纳入基本统治区，与北方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如汉代：“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45】还有“越地多妇人”，扬州“民二男五女”，淮南王国中“多女而少男”之说。【246】开发程度低，人口稀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少，加上远离京师和边防地带，所以赋役皆轻’就不足为奇了。唐代以来，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经济人口迅猛发展，可以和北方相提并论，因而才有了可比性，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攀比。据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说唐以后北方之役重是相对南方而言的话，那么唐以前的朝廷大徭役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民承担的。
那么，如何评价这一历史现象？其意义及后果如何？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首先应认识到的是，历代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最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换句话说，北方人民在沉重的地租之外，还被迫向官方贡献出更多的劳役。他们趼手胼足，在国防建设、公共事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劳役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劳役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剥削形态，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集中体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是具体而量化的，劳役顶多只是一种时间的量化，难以与前者比较。这种剥削形态如果折算成直接的物质财富，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不亚于甚或超过同时所提供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如明代，“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247】那么，若按河南每年河夫10万计，就是30万两。而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仅一次豁免的河南河工摊派银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当年豁免“此次所请分年摊征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余两，以及上次摊征未完银九十四万五千余两”。【248】共10398920余两！诚如清末张之洞所揭露的那样：“所谓差徭者，非易民力也，乃敛民财也。”【249】仅此河夫之役所折成的货币地租，就可看出劳役的经济价值和财政意义。北方地区所付出的赋税总量，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也不亚于南方，而北方劳役的经济意义同样十分重要，其价值不可低估。
劳役更直接体现并强调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国家对人民的奴役。因而，强制性更突出，剥削更严重。因为“赋有常经，徭无定额”，往往是“既无定时，又无定数”，【250】“上命非时曰杂役”。【251】与赋税剥削相比，劳役剥削随意性强，更容易失控。北方的劳役几乎制约了所有青壮年男子和部分妇女，使之被迫按官方指定的范围和目的从事劳动，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被剥夺，生产时间被剥夺，劳动成果则被无偿占用。如果说南方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话，那么北方则主要体现在农民与政府之间。北方人民与政府和政治、军事的直接联系比南方密切，北方人民与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也更严重。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北方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和命运。这是北方役重特点的政治意义，可以说生产关系更加落后。
重役有利于国防，有利于官方，但带给北方人民的却是灾难，既恶化了北方生产关系，又严重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无节制的大规模徭役，占用了大量生产时间和劳动力，劳动力不能更多地、充分地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使正常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遭到严重损失。该耕种时不能耕种，该收获时无法收获，千百年来经常如此，损失无法估量。也就是说，若无此重役，北方地区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文明。其二，残暴的大徭役，经常导致役夫因战争、瘟疫、工伤事故、饥寒而伤亡，仅从前文所举例子就可看出，一场徭役行动即死亡10余万人，对生产力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徭役像黑洞一样吞噬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生命，破坏性不亚于一场大战争。再者，许多人因躲避徭役，采取消极反抗方式而自残，丧失了生产能力或自身再生产能力。典型的事例有隋朝人民自己砍去手或脚，称“福手福足”，唐初尚有此习。【252】而明朝畿辅地区不少男子则自宫充当宦官。【253】以致有人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254】通过自杀以躲避自身或家人劳役者，也是史不绝书。其三，为逃避徭役，大批人民流亡他乡，致使北方许多地方土地抛荒，人烟稀少。如前文所言，元世祖至元年间流亡江南的有15万户约100多万人；明朝弘治年间，北方人民避役到汉中地区者10多万人。【255】人口南移，此伏彼起，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北南经济的差距。其四，反抗徭役经常引起农民起义，农民对官府的打击和官兵的镇压战争，对北方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总之，重役造成北方经济的损失以及北方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北方经济在此不断阻碍摧残下，元气大伤，北宋以后遂落后于南方，一蹶不振。
由于政治地理、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不同，北方地区劳役重于南方，应是显著的事实。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明确了这一特征，在学术上颇有意义。我们在对北方经济评估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劳役的经济价值，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北方的社会劳动总量和地租总量，仅用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数量来进行北南经济比较，不能真实地反映北方经济的实际地位和贡献。沉重的劳役使北方经济由发展缓慢到逐渐落后，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参见拙作《宋代地域经济》，第84页。
【2】《宋史》卷173《食货志》上1。
【3】明·王樵《尚书日记》卷5。
【4】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第102-103页。
【5】唐·张九龄等编《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
【6】元·王桢《农书》卷14《辊轴》。
【7】嘉靖《河间府志》卷7《农俗》。
【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总名》。
【9】元·龚璛《存悔斋稿·夜涼偶题寄子中弟》。
【10】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11】宋·黄震《黄氏日抄》卷87《临安府昌化县重建平籴仓记》。
【12】宋·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
【13】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
【14】明·章潢《图书编》卷35《拣兵垦田》。
【15】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苏松浮赋议》。
【16】史念海《河山集》3集，第148页。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二月乙酉。
【18】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
【19】《新唐书》卷167《裴延龄传》。
【20】《新唐书》卷145《黎幹传》。
【21】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太宗皇帝》。
【22】宋·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2《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
【2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7之16。
【2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6之13。
【25】《金史》卷79《张中彦传》。
【26】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韩魏公家传》卷4。
【27】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7《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28】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上。
【29】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63《亲征录》。
【30】元·杨弘道《小亨集》卷1《酂县道中》。
【31】雍正《山西通志》卷29《水利·祁县》。
【32】万历《安丘县志》卷3《山水考》。
【33】嘉靖《庆阳府志》卷3《物产》。
【34】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24《征榷考》7。
【35】《清史稿》卷122《食货志》3。
【36】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0。
【37】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3页。
【38】乾隆《怀庆府志》卷31，俞森《种树说》。
【39】《宋史》卷93《河渠志》3；卷91《河渠志》1。
【40】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
【41】雍正《湖广通志》卷97，刘尧诲《治河议》下。
【42】《宋史》卷61《五行志》l上。
【43】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2辑，第170页，转引自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册，第651页。
【44】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
【45】明·章潢《图书编》卷37《河南图叙》。
【46】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46，周用《理河事宜疏》。
【47】《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6之5。
【48】清高宗《御制诗集》4集卷36（麦田）。
【49】不详撰人《燕京杂记》。
【50】旱灾次地数转引自张建民、宋俭《历史灾害学》，第90页。
【51】清·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卷11《复张寿铨》。
【52】宋·程大昌《演繁露》卷4《蝗》。
【53】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44《备荒考》中。按“自万历四十三年北上，至天启元年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原作“自万历三十三年”，显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之。
【54】原数据转引自张建民、宋俭《历史灾害学》第93页。
【55】《元史》卷45《顺帝纪》8。
【56】《明史》卷24《庄烈帝纪》2。
【57】转引自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下册，第1228，1232页。
【58】《明史》卷30《五行志》3。
【5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29，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
【6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19，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61】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62】唐·韦庄《浣花集》卷7《湘中作》。
【63】唐·贾岛《长江集》卷4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试读

《送南康姚明府》。
【64】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第221页。
【65】《宋史》卷179《食货志》下1。
【66】宋·庄绰《鸡肋编》卷上。
【6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6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4《容州》。
【69】至大《金陵新志》卷8《风俗》。
【70】邱濬《重编琼台稿》卷10《文昌邢氏譜系序》。
【71】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4卷，第414页。该著第13章《靖康乱后北方人民的南迁：移民与南宋经济》有专论甚详，可资参考。
【72】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
【73】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3《故承直郎佥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葛公墓碑》。
【74】宋·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
【75】《元史》卷173《崔彧传》。
【76】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11《章丘杨氏先茔碑铭》。
【77】《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7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庚申。
【79】宋·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卷14，嘉定七年七月乙亥。
【80】《明太祖实录》卷33，洪武元年闰七月庚子。
【81】《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戊辰。
【82】李燕茹、胡兆量《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2001年6期。
【83】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按此语为李觏引用他人之论。
【8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
【8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
【8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
【87】《世宗宪皇帝圣训》卷1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
【88】《明史》卷223《徐贞明传》。
【89】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纪念顾頡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90】以上详见拙作《宋代地域文化》，第131～157页。
【91】《宋史》卷8《地理志》2。
【9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己卯。
【93】《宋史》卷87《地理志》3。
【94】《宋史》卷85《地理志》1。
【95】宋·晁补之《鸡肋集》卷51《上苏公书》。
【96】宋·刘邠《彭城集》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97】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
【98】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
【99】宋·黄裳《演山集》卷19《送黄教授序》。
【100】宋·苏辙《栾城集》卷45《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101】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
【102】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19，周叙《奉王冡宰书》。
【103】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2《四明孙先生行状》。
【104】明·唐文风《梧冈集》卷7《跋宋景濂杜叔循所撰书前太常丞吕仲善祖父墓铭后》。
【105】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1《送李大伦归省序》。
【106】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6《明故南京户部郎中致仕进阶中宪大夫罗公墓表）。
【107】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8《辽山县儒学记》。
【108】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17《职役考》3。
【10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21页。
【110】清·王夫之《船山思问录·外篇》。
【111】清·顾炎武《求古录·序》。
【112】《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113】明·马文升《端肃奏议》卷4《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114】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考》5。
【11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0《积贮》。
【116】乾隆《广灵县志》卷4《乡俗》。
【117】康熙《隰州志》卷13《田赋》。
【118】万历《同官县志》卷1《风俗》。
【119】清·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36，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
【120】清·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
【121】康熙《鹿邑县志》卷2《风俗》。
【122】道光《河内县志》卷10《风俗》。
【123】康熙《滑县志》卷2《风俗》。
【124】康熙《深泽县志》卷4《风俗志》。
【125】康熙《永平府志》卷5《风俗》。
【12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4。
【127】《宋史》卷88《地理志》4。
【128】宋·陈襄《古灵集》卷19《杭州劝学文》。
【129】《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
【130】《宋史》卷88《地理志》4。
【131】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9《跋赵子昂鲜于伯机与朱总管手书》。
【132】元·吴成《吴文正集》卷28，《送姜曼乡赴泉州路录事序》。
【133】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9《开垦》下。
【13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35】雍正《浙江通志》卷78《积贮》中。
【136】《宋史》卷88《地理志》4；卷89《地理志》5；卷86《地理志》2。
【137】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山西。
【138】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139】清·孙点《历下志游》，《小方壶斋舆地丛钞》6帙。
【140】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39《国用考》1。
【14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
【142】正德《明会典》卷19《教民榜文》。
【14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西北水利》。
【144】《明史》卷8《（河渠志）6。
【145】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
【146】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4。
【147】《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30上，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
【14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镟匠》。
【149】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
【150】嘉靖《河间府志》卷7《农俗》，《土产》。
【151】明·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
【152】《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6之1，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
【153】《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30上，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
【154】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
【155】明·陆深《俨山外集》卷4《河汾燕闲录》下。
【156】康熙《隰州志》卷15《物产》。
【157】康熙《蒲县新志》卷4《物产》。
【158】道光《东平州志》卷2《风俗》。
【159】嘉靖《武城县志》卷2《物产》。
【160】康熙《曹州志》卷6《民事》。
【161】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0《纺织之利》。
【16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563页。
【163】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丛录》。
【164】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凡例》。
【165】明·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浙江。
【166】清·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乾隆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67】乾隆《合水县志》卷1《田园》。
【168】[日]足立启二《清代华北的农业经营与社会构造》，《中国农史》1989年1期。
【169】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
【170】清·贺长龄编《清朝经世文编》卷36，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
【171】《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之16，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172】《清史稿》卷342《富俊传》。
【173】清·贺长龄编《清朝经世文编》卷38，赵青黎《请减谷价兴水利疏》。
【174】《清史稿》卷484《刘献廷传》。
【175】详见拙作《宋代地域文化》，第52页。
【176】《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17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辛未。
【178】宋·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注》卷10《熙宗孝成皇帝》2。
【179】《金史》卷46《食货志》1。
【180】《金史》卷93《从彝传》。
【181】《金史》卷46《食货志》1。
【182】参见乔幼梅《女真奴隶制的演变》，《文史哲》1992年5期。
【183】元·陶宗仪《辍耕录》卷17《奴婢》。
【184】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185】田昌五、漆侠总主编，陈智超、乔幼梅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第677页。
【186】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67，郑介夫奏。
【187】《明史》卷185《李敏传》。
【188】《明史》卷304《刘瑾传》。
【189】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6。
【190】《明史》卷193《费宏传》。
【191】《明史》卷155《蒋琬传》。
【192】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2期。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2页。
【193】[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第24页。
【194】《明史》卷88《河渠志》6。
【195】《明史》卷223《徐贞明传》。
【196】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
【197】于德源《清代北京的旗地》，《中国农史》1989年3期。
【198】清·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5。
【199】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9《旗地》。
【200】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224页。
【201】嘉庆《太平县志》卷18《风俗》。
【202】清·黄中坚《蓄斋集》卷4《征租议》。
【203】《汉书》卷64下《严安传》。
【204】袁仲一、程学华（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出土的瓦文），《秦俑研究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205】《汉书》卷64下《严安传》。
【206】《后汉书·志》卷13《五行志》1。
【207】《后汉书》卷4《和帝纪》。
【208】《后汉书·志》卷19《郡国志》1，注引蔡邕《樊陵颂》。
【209】《汉书》卷29《沟洫志》9。
【2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大业三年五月戊午；卷181，大业四年正月乙巳，大业五年六月癸丑，大业七年十二月己未。
【211】《隋书》卷24《食货志》。
【212】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0《论畋猎》，《慎终》。
【21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85《赦宥》。
【214】唐·杜佑《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21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9，广德二年《南郊赦文》。
【216】《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
【217】《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
【218】《新唐书》卷53《食货志》3。
【219】《宋史》卷267《李惟清传》。
【2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3至14。
【221】宋·朱彧《萍洲可谈》卷1。
【222】《宋史》卷3O3《范育传》。
【2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224】《宋史》卷192《兵志》6。
【22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己亥。
【22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七月乙丑。
【227】明·危素《说学斋稿》卷1《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
【228】《元史》卷173《崔彧传》。
【229】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16《职役考》。
【230】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121《兵考》1。
【231】《元史》卷42《顺帝纪》5。
【232】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
【233】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
【234】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133《兵考》13。
【235】嘉靖《夏津县志》卷2《民役》。
【236】《明史》卷223《徐贞明传》。
【237】明·杨循吉《蓬轩别记》。
【238】田培栋《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
【239】《清史稿》卷121《食货志》2；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职役考》l。
【240】《清史稿》卷374《姚文田传》。
【241】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8《职役考》2。
【242】《清史稿》卷121《食货志》2。
【243】清·嵇璜《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3。
【244】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8《职役考》2。
【245】《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46】《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卷28上《地理志》，卷28下《地理志》。
【247】《明史》卷200《刘天和传》。
【248】清·嵇璜等《清朝通典》卷16《蠲赈》上。
【249】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8《职役考》2。
【250】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职役考》l。
【251】《明史》卷78《食货志》2。
【252】宋·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29《徭役》。
【253】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9《禁自宫》。
【254】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
【255】清高宗《御选明臣奏议》卷10，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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