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蒙古铁骑铸造的欧亚大陆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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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蒙古铁骑铸造的欧亚大陆交往空间

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胆寒。但历史充满了悖论，破坏和建设往往如影随形。正如欧洲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的现代之门，蒙古马蹄声碎之处，东方文明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浸润着西方的土地。对此，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曾有一个形象比喻：“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

在此之前，东西方国家虽有上千年的往来，但此疆彼界的政治格局，地理距离的遥远险恶，也在事实上限制着双方交往的深入。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了。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

马可·波罗像

蒙古帝国的扩张是残酷血腥的，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都曾痛苦不堪。可毋庸讳言的是，蒙古的扩张实际上也打破了东西方间长期的政治壁垒，而统一完善的驿站系统，又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通无阻，在无形中缩短了东西方的空间距离，由此，这一时期也成为前近代东西方交流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

随着蒙古铁骑向西不断扩张，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入。蒙古第一次西征期间，作为成吉思汗的随员，耶律楚材以亲身经历撰写了《西游录》，全真教首领丘处机应邀到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后，其随行人员也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两部书，都成为今天研究13世纪上半期中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文明的交流向来都是相互的。当中国的四大发明逐渐被西方人所熟悉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们也将异域奇珍带到了中国。

元代胡人石像

“七百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露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纽扣扣住……到家后，三个人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这段文字出自英国汉学家吴芳思的笔下，书的名字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而吴芳思转述的实际上是16世纪意大利人拉木学的记载。从吴芳思的书名，我们不难想象，直至今天，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当然，今天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同时期，有许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游历，并且都留下了生动的文字。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马可·波罗们笔下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跨入近现代门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商人。1271年，携带教皇写给蒙古大汗的书信和赠予大汗的礼物，十七岁的马可·波罗随家人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并在1275年夏抵达上都开平府。此时，蒙古的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与祖父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情形不同，忽必烈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把大量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凝聚成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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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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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初来乍到的马可·波罗完全被这里的景色所迷倒，在游记中，他写道：上都是忽必烈大汗建造的都城，城内有一座大理石的宫殿，极其美丽。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面都镀了金，绘有各种鸟兽花木，工巧至极。其设计、装饰赏心悦目，令人叹为观止。宫殿有墙垣环绕，圈出的范围约有十六英里。墙内有泉渠、川流和草原，也有各种野兽，只是没有猛兽。这里的动物都是大汗猎鹰的食物。

马可·波罗在华十七年，大都是他待得最久的城市，也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座国际大都市有一个响亮的突厥语名字——“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这样称呼它。

马可·波罗对大都的布局、城市管理、社会风俗都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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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描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对他而言，都颇为新奇。不过，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都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凡是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夏日在上都的马匹和马夫

在大都，马可· 波罗看到一种前所未闻的货币——纸币。他发现这种纸币实际上是用树皮制作的，人们把树皮剥开，取出外面粗皮与树干之间那层白色的细皮，将细皮浸泡在水中，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就可以制成纸币原料。这种纸币用途很广，如果因长期使用而损坏，只要支付纸币面额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立即换取新的纸币。当然，熟悉元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马可·波罗见到的，就是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中统与至元宝钞。

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的商品、物产颇为敏感，在游记中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这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作为受到蒙古统治者重用的威尼斯商人，他在华的身份很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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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脱商人。斡脱商人往往由色目人充当，持有蒙古统治者颁发的牌符，到各地经商，为蒙古统治者赚取利润。

《事林广记》中的元代生活图景

煤是今天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据元代北京地方志《析津志》的记载，当时大都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采自郊外西山的煤炭。不过，在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人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煤。马可·波罗对能够燃烧的“黑石头”——煤充满了好奇。在游记中，他这样写道：“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并说，“这种石头可以取之不尽，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所录元代《经世大典 • 站赤门》中找到一份材料，讲的是 1290 年前往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处的三位使臣支请口粮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三位使臣的名字分别为兀鲁 、阿必失呵、火者，与马可 • 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伊利汗国三使臣 Oulatai（兀鲁 ）、Apusca（阿必失呵）与Coja（火者）发音正好相符。这为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马可• 波罗虽然在中国旅居多年，但从游记来看，他显然不懂汉语。不过，作为旅居中国的色目人，他只要是掌握蒙古语、波斯语或者突厥语中的任意一种，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畅通无阻，而马可 • 波罗显然具有这种能力。

几乎像我们所见到的同时代其他游记一样，在具体年代、数字、地理状况等方面，《马可•波罗游记》都有不准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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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矛盾，甚至是严重失实的地方，而且由于马可 • 波罗本人不懂汉语，再加上目前所见抄本种类繁多，使得游记中出现的大量地名、人名，已经变得难以释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很难讲得那么具体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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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南宋后，南北阻隔被打破，全国实现了统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马可·波罗来华期间，目睹了大运河建成后所带来的奇迹，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

马可·波罗曾多次沿大运河南下，游览运河沿岸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他的游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镇江是如何进行记述的。马可·波罗回忆说，在他到镇江前，在瓜洲对岸看到江中“有一座完全由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建有佛寺一座，寺内住着二百名和尚，敬奉众多偶像”。这显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山寺。只不过，沧海变桑田，当年在江心的金山寺，因长江南岸泥沙淤积，如今已与南岸连为一体，成为镇江著名的名胜古迹。

上面介绍的，只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几个小片段。实际上，《马可·波罗游记》所记中国见闻，涉及地域之广阔，细节之生动，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可·波罗一家久居中国，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都没有获得批准。但机会最后还是被他们等到了。

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根据她的遗愿，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让三位使臣带回去。马可·波罗一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向忽必烈提出愿意护送阔阔真一行到伊利汗国。这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中蒙文版《马可·波罗游记》

1291年初，马可·波罗一家从泉州港扬帆出海，从此，告别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中国。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以后又于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回到家乡的马可·波罗，在若干年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在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为了打发自己的无聊时间，1299年，他开始向狱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讲述自己在东方的种种见闻，由后者记录成书。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这就是闻名后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既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东方见闻录，又是一部长期聚讼纷纭的旅行记。即使在其生前，也有不少人对游记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后不久，又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出现在威尼斯每年的嘉年华盛会上，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各种夸张的表情、手势，来取悦观众。马可 · 波罗被视为不诚实、爱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直到今天，英语中还用“这是一个马可 · 波罗”，来形容一桩虚假、不真实的事情。

临终前，朋友为了马可·波罗的灵魂能够升上天国，请求他取消游记中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而马可波罗的回答却是：“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呢！”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争论还在继续。但无论如何，它为当时封闭的欧洲世界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口。西方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无数的西方人为马可· 波罗笔下的那个神秘的国度而着迷，被它的富庶所吸引，甚至纷纷踏上了追寻的道路，并因此而开启了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时代。美国蒙古学家莫里斯· 罗莎比指出：“蒙古时代间接地催生了欧洲人15世纪探索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发现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和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寻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时达到高峰。”

1492年8月3日，西班牙帕洛斯港，由三艘小帆船组成的探险船队即将起航，目的地是遥远的东方。而船队的首领，也是一位意大利人，他就是日后因发现新大陆而名满天下的航海家哥伦布。在哥伦布的行囊中，装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正是《马可·波罗游记》。

以上就是关于蒙古铁骑铸造的欧亚大陆交往空间的内容，本文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辽西夏金元》，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5月。

原文出处：http://www.6704.net/china/syls/9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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