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国化激进主义生成谱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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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化激进主义生成谱系探寻

一、中国化的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对“孪生”姊妹。事实上，直到l790年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人柏克发表“法国革命感想”之前，尽管激进主义已经兴风作浪，但它还是没有为世人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激进主义真正得到学理阐释还应当从《法国革命感想录》开始，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不断革命的谱系。不过，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是，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西方，有关保守主义的专门论著已层出不穷，但有关激进主义的专论却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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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几。在中国大陆，对激进主义能否成为一种体系备加怀疑，而且论及保守主义也认为中国只是皮毛，缺少西方那样的代言人和流派。但是有一点不必遮掩，笔者坚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但在西方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谱系，而且认定在中国经过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本土化后，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典型、具体。进一步说，无论是意义资源还是经验模式都来得厚实、直观。对此，从“甲寅派”跳槽到“新青年派”的李大钊在过渡时期曾经道出了激进与保守之“必要的紧张”之关系：“群演之道”在于“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所谓的“进步”与“秩序”，乃“急进与保守是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李大钊还以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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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两翼、车之两轮比喻二者的不可或缺并借题发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则是“即此基于执性之二种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从他把“青年”与“老人’作为象征意向的譬喻中我们就能感悟到其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体认，只是后来的同仁无以自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为两个阵营的对话提供了足够宽阔的舞台。由于对激进主义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着重探寻中国本土激进主义成名成家的知识秉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注意展示从晚清“维新派”到“五四”革命派在“激进”上的传承，也注意揭示异域传媒所营造的激进氛围对于中国激进主义的推动。

二、世纪之交：本土激进主义思想的“接力”

如果爬梳中国本土激进主义的生成，从戊戌以来政治层面的激进出发，就能找到历史深处的斑斑点点。历史深处的吊诡还在于，当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谭、严以激进主义的面相出现在清廷这个老大帝国的执掌者面前时，他们这一代“维新”、“变法”的激进者又很快被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之隆隆炮声消解为“自闭”、“落伍”的保守派。辛亥以来的数次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或说一体化的激进埋下了伏笔。“新青年派”的自成一体无疑是在此前文化和政治双重激进主义的相互激荡下凝成的画面。  我们从晚清“维新派”激进代表人物谭嗣同谈起，期冀为激进主义的思想演进描绘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谭嗣同的激进苗头不但是立“言”，还在其力“行”。打开谭氏的代表作《仁学》，一股诗意满怀、浪漫漫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冲决网罗”乃是他话语中迸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在“自叙”中他清晰记得自己年少时怀揣“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寻求挣脱“遭纲伦之厄”的豪情壮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氏围绕“仁”字开始的“托古”革命之所以“可圈可点”，关键在于他“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的思想超度。正是康、梁、谭、严“托古改制”的“仁者必有勇”的大义使得“百日维新”的失败成为后来者居上的精神源头。   
如果说梁启超的重整旗鼓有东山再起之韵，那么他的《清议报》以及后来的《时务报》则已经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冷思考。笔端蘸满情感的议论在“大风”之时代风雨的冲刷下走向“低调”。章太炎等一批“学问家”斜挎着“革命家”的枪支弹药闪亮登场。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尽管梁启超、严复等怀揣着启蒙遗风“开智”、“原国”、“新民”、“论教育”，但是荷枪实弹的“革命”檄文一枝独秀。撇开“行”之有效的“苏报案”、“暗杀团”的悲壮、惨烈，单以“言”之凿凿之笔名的抢眼就让人为之一振，比起梁启超“中国之新民”、“饮冰”、“饮冰室主人”之恬静，严复之“瘉壄堂”的稳重，康有为“明夷”的低调。朝气蓬勃的雨后春笋之上流布的笔名一再彰显其剑拔弩张之气，如《浙江潮》的“余一”、“大我”突出的是个人的自大；《江苏》上的“汉驹”、“辕孙”，《苏报》上的“汉种之中一汉种”《二十世纪之支那》上的“卫种”则是排满仇清民族情绪的披露。标新立异的笔名还有《国民日报》上的“无畏”、《中国白话报》上的“激烈派第一人”、“白话道人”等如雷贯耳的字号。在这些“大名鼎鼎”的字号下面，一系列充血的文字昂扬上阵。在“大珠小珠”之音符错落有致地抛洒之际，新旧决裂、由缓入急的音符也在亢奋的高调中狂飙。《新湖南》以“湖南人之湖南人”之飙高的杨笃生首先亮出自己的底牌，那就是把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造桥精神”引爆，自譬“湖南人之湖南人’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以湖南人固有的“赤血”、“热肠”做一铁血男儿。他从地域文化视角如此激动汉种之种姓：“以不知谁何之人与不知谁何之颜色，取吾湖南之地图而一染焉，再染焉，三四染焉，何如以湖南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为庄严而美丽乎？进而上之，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是以中国染中国也。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吾湖南始，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吾湖南始。”这个“染”是盗火者的心声，也是点燃之“燃”，这位湖南籍作者的情怀就是要以血染的风采红遍中国。这样的声音在另一位温文尔雅的湖南青年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唯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日革命。”这位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的学子正是后来在日本创办著名政论杂志的章士钊。《革命军》为流血东瀛的舆论家邹容所著。l903年，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喻写就“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结论”获得广泛的响应。在舆论界，可以说是“应者云集”。尤其是其“结论”，确有振聋发聩之效：“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缺之饮食!”在这里，如果说后来的《新青年》主将只是将骰子押在了“新青年”上，那么此前的邹容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将“革命军”的主体扩容；同样是在这里，“革命”不但是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手段，而且也是“日日不缺”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定论”刺激下，章士钊才冲动地表示了对革命的仰慕和追随。“革命”之音以泛化的形势长驱直入，北京大学（堂）的“革命”潜流也蠢蠢欲动，博得一片喝彩。在“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凡对“革命”唱反调者，大有不得人心之险。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在戊戌时期获得的名头也无法阻碍“更爱真理”的理想诉求：“不可以言革命”乃是引起公愤的话语，谁“驳议”革命，谁将激起一片声讨和反驳。
在革命的舆论下，革命的激情和意识疯长，而且渐渐冲刷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思维和逻辑。相对于“光荣革命”，流血、动荡成为暴力革命的家常便饭。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席卷神州之前，《新民丛报》和《民报》的争论已经将革命必要性的调门提到了嗓子眼。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整体的一网打尽的逻辑在舆论中蔓延。在这些革命舆论家笔下，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滋生。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在传播，将“天意”移植于“人意”，于是有了从“人定胜天”到更为大胆的设定：“人定代天”。以“人道”代替“天道”，于是《革天》便有了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的决绝舆论：“由是而谈，则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天何言哉，则言天者不得辞其咎也。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今者公理大明，人智增进，将冲决无量之网罗，大索同胞之幸福，而仍遮蔽于此，岂可训欤!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个人本位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五四”时期个人本位主义的前奏。“天”，不单是一个名词，它乃是一个笼罩于（个）人之上的一顶牢笼之冠。激进的舆论家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号召国人：天演论不适合于人群。言下之意，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世纪初年秘密社会特征下的暗杀团、敢死队纷纷崛起，既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感染。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20世纪前20年的“革命”是一种民族民主的激进，毋宁说它们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践行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后来《新青年》诞生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三、“新青年派”：激进主义的白热化

“新青年派”同仁们不但衡量“洋务派”、“戊戌派”等等思想流派的斤两，而且还对自我曾经身体力行或耳濡目染的“三次革命”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家和革命党人的缺憾还在于“革命”的不够全面以及“革命”的不够深入。对辛亥以来“革命”广泛性和彻底性的怀疑与批判，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更为激进的面相呈现。一轮激进的舆论席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处于翻天覆地、一片汪洋之中的燃情岁月。可以这样说，以《新青年》为大本营的“新青年派”同仁在一网打尽的整体方略中充当了激进主义“集大成”的角色。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青年》的整体内容，那就是“新中国未来记”。正如杂志名称上的“新”字一样，整个杂志都充满了对于“新”的崇拜。“新道德”、“新社会”、“新文艺”、“新政治”、“新学术”，一切旧的东西经过洗礼都改头换面了。《新青年》主撰的誓言斩钉截铁：“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以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在“新青年”同仁那里，“扑杀”此前，采用超常规方式跨入的新时代不但开业大吉，而且完事大吉。
走进《新青年》，以个人主义哲学为依托的种种“主义”兼容并包，表现出了一种博大开放的世界主义情怀。不过，这个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视其对激进之“刷新”有无实惠。“新”与“旧”不同，前者要扑杀后者、刷新后者，不继往而开来。这是“新”派的主流。然而如果细究《新青年》同仁的心理，也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未来、对于一切“新”事物的推崇本身又是极为盲目的，甚至连当事人自己也对于理想的实现感到渺茫。虽然“新青年派”的未来设计较其前人稍有收敛，但归根结底还属于“无托派”（乌托邦）一系：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共同的，但是究竟怎么个自由、平等、博爱，还是缺乏程序的计划。鲁迅对未来的渺茫就颇能折射出当时同仁的真实心态。留学日本的鲁迅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信仰未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未来”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他却有着莫名的黯淡。坎坷的经历令他不再敢抱有什么希望，他自己就这般表白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失望至极，他在《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诗
人裴多菲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气闷抑郁的心情不时流泻于他的作品中。在《呐喊》中，“明天”是怎样的情形，他却无从说起；在《故乡》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的生活”，但“新的生活”仍旧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为此“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在“新青年派”挽手并肩、风雨同舟的文化论战中，他们“都要向光明—方面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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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明”毕竟是不甚了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和谐声音为此提供了一个反证。譬如“一点一滴的进化”、“这个那个的改造”、“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有计划的政治”等等同属于具有“问题意识”的现实情怀。这也是胡适在“五四”时期落得个激进者中的保守者、保守者中的激进者之两栖名分的原因。
《新青年》同仁所属意之“新”恰恰是守成者最看不惯、气不过的地方。因为在“新”字背后，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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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搅乱秩序、“呼嚣杂迟”、“万众若狂”、“聚众罢学”的躁动之事纷至沓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新”是真的“新”吗？它与“旧”有何本质不同？即使有，又有谁能充当中介而判断？就此，《学衡》主笔吴宓质问道：“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所谓“新”，无非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原来，“新派”只是根据自己主观的“实际”需要来采撷“西天的云彩”。而在“学衡派”看来，那些为新派着意推销的彩霞虽然“五光十色”、缤纷朵朵，但不过是西天的晚霞和残云，并不代表真正的人类文化进化之精髓。《学衡》上文化守成之议论，与《新青年》激进的“唯新主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新青年》同仁的激进主义还表现在其为了未来的“大同”社会宁愿不惜一切代价而为之。他们认为这些代价的付出尽管沉重而且残酷，但又是必要的和值得的。他们在本原意义上也是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社会乱作纷起的。他们认定“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个与“让太阳不西沉”相类的祈愿之哲学“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生活的精神。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梦想下，大同的本真即是朋友遍天下、情感均匀化、一切互助化，但是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罪恶的无处不在，“争夺”、“强掠”、“残杀”的血淋淋情形孰不可忍，于是在一个美好的大同蓝图、天堂似的王国频频招手之际，顺“世界潮流”一泻千里更是痛快淋漓。这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历史内涵。在“新青年派”及其同仁那里，这个正义的“真理”基于对现实合理性、权威法理性的怀疑和非议上：鉴于目前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那就有起而抗争的必要，“不自由毋宁死”，哪怕是血流成河、哪怕是起了黑暗的战争也不推辞。李大钊在“有友谊是天堂”、“竞争”或说是“地狱”的两难心态下做了这样的辩证：“现在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不难理解，他和他的同志陈独秀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指归：从人道的情感出发，谁都不情愿流血、争斗、残杀，“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但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唾手而得、坐享其成。由此，我们看到“新青年派”在温柔一刀式的论述中找到了让两者“统一”的中介：“与这‘互相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显然李认为两者并不“相反”，而是“相承”：“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发达，一个人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个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丁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造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这是“最后的阶级争斗”，也是最后的竞争，从此以后一劳永逸、万事大吉。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回环往复地咏叹道：“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总结一句话：我相信人类不是争夺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在白话文学的倡导上，《新青年》同仁也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激进主义风格。在他们看来，白话文的统一使用就是一种“德谟克拉西”的兑现，无论男女、贵贱、贫富、朝野等等都“同操一语”，推而广之，地球人也就大同一语、世界一腔了。而保守主义者则更看重文言与白话各取所需的并立之必要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并非千人一面、万人一调、亿人一声才是真正的平等，否则就和旧式的专制一样走到了极点和尽头。为此，直N30年代，《学衡派》还紧紧抓住《新青年》最为得意、感觉良好、大功告成的“软肋”不放，并集中清算之：“今之时代，乃系以自由对抗一切约束而欲望解放之时代，文学自亦随此新潮流之狂澜以俱求解放也。凡属一种反动波涛，不必其尽为真理，不必其皆有价值，只须其能因缘时会，顺应人类原始根性，迎合普通一般人心理，即易冲激播越，如醉如狂，转瞬而蔚成风气。虽然，反动之极，常至矫枉过正，过正之后，乃不复能自反于正。江河日下，流弊随生，而横流愈肆，吾人于今日白话文运动，亦作如是观。”白话文、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无非就是一类狂徒：这些在本质上属于“顺应”、“迎合”、“醉狂”、“反动”的所谓“美德”，无非就是“顺从附和”、“孝臣妾奴婢之行”。凡此种种，无非又是好大喜功、浅薄浮躁之徒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助长这些不端行为，那就无异于为“揣摩众心理”、“投其所好”、“恩威并用”的“权谋家”推波助澜。这种“取悦平民”后便将“为所欲为”、“玩人于掌股之上”的做法，好似“以神道设教”，“大出风头”后将贻患无穷。自然的、有序的进化和竞争力求避免这样的投机和权谋。进一步说，那些在“新青年派”同仁看来可能是“善因”的东西，在“学衡派”诸公看来却是引致“恶果”的渊薮。“以白话为发展今后中国文学之唯一途径，而欲根本废除旧文学，欲完全霸占文学界之领域。”这乃是“丧心病狂”之举，是欲“霸占文学界之一切领域，专制文学界之·切权威”的专横跋扈之策。这样的“竞争”或说“争斗”就是一种很无序的、恶性的进化方式，将文言、白话人为地分为势不两立的“阶级”，并作你死我活的取舍，这正是“学衡派”诸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节点。
曼海姆在论及“乌托邦思想”时指出：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愿望对准了现存“托邦”的罪恶，这一源于千禧年主义的“狂热和狂喜的能量”及其“紧张的期待”把“革命本身看成一种价值，不是一种为了达到理性上的目的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是当前的现在唯一创造性原则，是渴望实现它在尘世上的愿望”。租赁巴枯宁的版权即是“讲行破坏性的愿望是一种创造性愿望”。从这一论断反观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应该说“新青年派”集了大成，中国化的激进主义也于“五四”时期最终成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来看，中国的激进主义确实经历了一个“累积式”渐进的轨迹，《新青年》派的诞生的确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动荡并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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